湘南起义的历史定位及与井冈山根据地的关系

1928年初爆发的湘南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领导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一次正规军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武装暴动。湘南起义不仅再度点燃了建军建政和开展土地革命的烽火,而且湘南起义部队奔赴井冈山,聚拢三支革命力量共同接受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武装力量,为开辟中国革命道路、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可贵探索。

秋收起义部队芦溪宿营和移营问题研究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一度攻克湖南醴陵、浏阳等城镇,但随后迭遭失利,不得不退至浏阳文家市,并经萍乡、莲花、永新等地上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途中,即9月24日,秋收起义部队抵达萍乡东部重镇芦溪宿营。学界对于秋收起义部队芦溪宿营这段史实研究不多,且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争议。爬梳史料,可以发现部队24日下午3、4点抵达芦溪街,下午6点左右已扎营完毕,因获知敌情而连夜转移至“芦溪南面的山地”宿营,移营过程比较艰难,但部队却得以安全宿营。芦溪宿营和移营,是毛泽东上山思想的早期实践,是“农村包围城市”思想的雏形,对其展开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四川义和拳运动资阳首义史事考

四川义和拳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和作用。它前承以华北地区为中心的义和团运动之余绪,后启清末十年民变、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之先声,从边缘到中心,其历史意义和价值应予重估,其基本史实应得到更好的发掘和梳理。而作为独立运动形态的四川义和拳运动第二阶段,资阳首义是其标志性事件。关于资阳首义的名实、爆发时间、过程、规模、转折性事件,涉及诸多历史问题,需要根据史料做出细致的梳理和辨析。

道咸年间宁波民变与乡村秩序的变化

道光二十五年至咸丰八年的十三年间,宁波府发生了五次民变,其虽规模小、时间短、目标单纯,却有乡绅群体参与其中,带头向地方官抗粮抗税。分析宁波五次民变的经过,以及道咸年间宁波气候、灾疫、粮价及银钱比价等情形,可知宁波民变的原因并非地方志所说的“苛索召变”,而是宁波百姓在银钱比价失调带来的物价膨胀与税收压力下,聚众抗粮抗税,甚至殴打知县,打砸县衙。一般来说,清朝地方官需要乡绅群体的协助,才能治理县级以下的基层社会,稳定乡村秩序。然而,在宁波五次民变中,乡绅群体不但不支持地方官,甚至在地方官加税或改变惯例时,鼓动百姓反抗官府,凸显官绅矛盾激化,原有官绅合作的地方治理机制逐渐失灵,呈现清政府难以掌控基层社会的趋势。

“三个伟大事件”视域下南昌起义的应然与实然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当神州大地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国革命处于命悬一线的紧急关头时,中国共产党汲取没有抓枪杆子“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的惨痛教训,果断地做出了关乎中国革命前途和中国人民命运的历史性选择,毅然决然地领导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声,书写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伟大事件。集“三个伟大事件”于一身的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各地的武装起义,标志着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揭开了中国革命新纪元的大幕。南昌起义以敢于斗争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气概,解决了党当时面临的“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首要问题,并通过对起义部队的整编和起义军余部的“赣南三整”,实现了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发端了“党指挥枪原则”。研究南昌起义缘何成为“三个伟大事件”的载体?南昌起义的“连同”作用体现在哪里?南昌起义在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和制度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如何?对于开展中共党史、人民军队史和中国共产党建军精神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论杨靖宇河南革命斗争的历史贡献

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就通过组织领导震惊中外的确山暴动、建立确山县临时治安委员会,有力支援了北伐战争,点燃了大革命时期河南革命斗争之火,揭开了鄂豫皖革命的序幕,开启了我党武装夺取政权的历史进程,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此过程中,杨靖宇践行和丰富了我党关于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理论,为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干部。从杨靖宇的革命生涯来说,河南和东北的革命活动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河南和东北的革命经历都是杨靖宇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杨靖宇在河南的革命斗争也是鄂豫皖苏区历史的重要内容。

北魏六镇的设置及影响

北魏前期,在北部边疆设置了6个军镇,自西向东依次为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称为“北魏六镇”。六镇的设置主要是为了防备柔然南下的侵扰,拱卫都城安全,以补长城防御的缺漏。六镇在北魏的北部防御体系内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军事战略意义。六镇是多民族聚居区域,其民族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融合和边疆开发。孝文帝时期,北魏迁都洛阳,实行汉化改革,六镇的军事地位下降,镇民的身份地位也随之降低,社会各阶层矛盾不断加深,最终爆发六镇起义。在起义过程中,形成了一批军人集团,后来成为影响北魏政局的重要因素。六镇的瓦解间接导致北魏政权的结束,六镇成为结束北魏统治的关键所在。

论南朝吴会地区的戍与戍主

戍是南北朝时期存在的一种军事单位,多设立在边境地带或内地要津、都邑,在不同时期和地域展现出不同的特点。南朝诸政权设立在统治腹地吴会地区的戍规模大小不一,有常设和临时之分,具有扼守交通要道、镇压内部反抗、防范并打击边海寇盗等军事职能,但与边境地带的戍主侵夺太守权力、兼管地方民政财政相比,吴会的戍没有税收职能,戍主不具备干涉地方财政的权力,且基本上是单任,不兼它职。吴会的戍内部有等级之分,戍主与中央朝廷、地方州郡县各级政府有着复杂的隶属关系,并且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杂质锌对顶吹炉铜熔炼系统的影响

鉴于杂质锌对顶吹炉生产中产品质量和生产率的不利影响,系统研究了入炉精矿中锌含量对铜熔炼顶吹炉系统冰铜、炉渣、烟尘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入炉精矿中锌的平均品位由0.88%上升至3.59%:冰铜中锌含量由0.68%上升至2.16%,不利于后续降低吹炼渣及精炼渣中铜含量;电炉渣中的锌含量由2.02%上升至5.80%,将导致更多的含锌铁尖晶石固相在高温下析出,使炉渣熔化温度出现升高趋势;上升烟道烟尘中锌含量增至3.34%,含锌物相增加将引入高熔点、高黏度锌铁尖晶石,诱发半熔融状或致密坚硬的结瘤物产生,难以破碎清除;电收尘系统烟尘率由0.96%提升至6.88%,烟尘中锌含量由4.25%增至8.44%,增加电收尘系统负担,降低除尘效率。

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前期准备

根据中共中央汉口八七会议关于举行湘鄂赣粤四省总暴动的精神,毛泽东与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沈家大屋决策,为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作了政治筹划和组织准备;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组建工农革命军;毛泽东在赶往铜鼓途中在张坊遇险,脱险以后点燃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烽火。

1928年阜阳武装起义称谓问题新探

1928年4月9日由中共皖北特委领导和发动的阜阳武装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后时间较早、规模较大的一次武装起义,毛泽东同志曾给予高度评价。关于这次起义的称谓,文献中有“皖北土地革命大暴动”“皖北暴动”“阜阳暴动”“四九暴动”“四九起义”和“阜阳起义”等多种表述。当下党史著作和宣传教育中广泛使用的“四九起义”称谓没有遵循我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武装起义称谓“地名+起义”的一般原则,不利于革命精神的传承弘扬。使用“阜阳起义”这一称谓,既体现了称谓的规范性和严肃性,又有利于学术研究的深化拓展、遗址遗迹的保护利用和红色血脉的赓续传承。

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过程考论

南昌起义爆发前夕,郭沫若正随军北伐,任北伐军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兼党代表,其时他已经扯起反蒋大旗,并对张发奎未能东征感到失望。待南昌起义爆发后,郭沫若第一时间要求参加。郭沫若提出的理由较有策略性,再加上张发奎一向有“倾向共产党”的态度,遂得成行。1927年8月3日,郭沫若从张发奎的部队中出发,与阳翰笙、梅龚彬、李一氓等赶赴南昌参加起义,途中历经波折。对于这段历程同行人员后来的回忆差异较大,目前各种研究文献对此事件的描述,矛盾与模糊之处也甚多。综合分析围绕这一历史事件的各种史料,可以看出“客观”复原历史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但同时也能看到,事件“主角”的回忆比旁观者的回忆更加可靠,其中对历史细节回忆和描述最为详细的史料价值最高,自传式记述往往又比口述历史更可靠。

平江起义的政治伦理意蕴及其当代价值

平江起义所蕴含的政治伦理意蕴甚为丰富和深刻,主要体现如下: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伦理理念。不仅一切为了人民,是平江起义之所以爆发的伦理动因,而且一切依靠人民是平江起义得以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平江起义所秉持的这一政治伦理理念,也是我们在新形势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应当大力继承和弘扬的。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伦理立场。不仅平江起义从头到尾都是在中共中央的指示和领导下进行的,而且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为核心的党组织在平江起义中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平江起义所坚持的这一政治伦理立场,也是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所应坚持的政治伦理立场。三是酷爱自由、勇于斗争的政治伦理精神。平江起义所彰显出来的反抗暴虐的斗争精神,正是“酷爱自由、勇于斗争”政治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继承和弘扬平江起义的这种政治伦理精神,对于我们应如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秋收起义旗帜精神及其时代意义

1927年,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发动和领导秋收起义。面对中国革命谁主沉浮的时代之问,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毅然抛弃国民党的旗帜,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作出伟大抉择。秋收起义也是党独立领导工农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并将三者有机结合、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的伟大起点。秋收起义的伟大实践孕育了坚持真理、引领方向、开拓创新、人民至上的伟大旗帜精神。新时代应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纪念与政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肇和兵舰举义纪念日的历史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为纪念肇和兵舰举义的历史贡献,每年12月5日均会举行纪念活动。宣传要点以“法规”形式进行固定,从而为纪念日的宣扬明确了方向。同时,通过仪式操演与文本纪念不断运作,纪念日影响范围进一步拓宽,刻上了政治烙印,逐渐成为国民党巩固基层统治基础、强化政治地位以及谴责日本侵略与号召民众共御外辱等重要精神资源。由此,它被建构为具有多重内涵的政治象征符号。肇和兵舰举义纪念日的制作与操演,不仅彰显国民党政权“弱势独裁”形象,也反映节日纪念与当时政治的相互关系。

两当起义:习仲勋对革命斗争策略的卓越运用

革命斗争策略对土地革命时期西北地区中共武装斗争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两当起义的准备过程中,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习仲勋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克服教条主义的干扰,制定并运用有效的革命斗争策略组织领导了两当起义,展现了其卓越的领导能力和扎实的组织动员工作才能。习仲勋在两当起义中所运用革命斗争策略积累的宝贵经验促进了此后西北地区革命斗争和游击战的发展。两当起义中习仲勋对革命斗争策略的探索和运用过程,也是习仲勋等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过程。

农民心态与土地革命初期中共的乡村动员——以四望山暴动为中心

1927年7月,信阳四望山民众将地方豪绅张显卿杀死,招致周边土豪劣绅的敌视报复,山民为求自保转向中共党组织寻求支持。进山后,中共开始对农民进行革命动员,但囿于敌人的宣传和农民的传统观念,逆来顺受、胆小怯懦、游移不定等心态时时羁绊着普通民众,致使动员工作一再受挫。为突破动员困境,中共采取了强化革命武装、对民众进行思想引导和物质激励等措施,成功将四望山民众引上中共的革命道路。在土地革命初期,中共并不是农民的天然领导,农民对是否参加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有自己的考量,中共只有真正认识理解农民,才能与其结成革命联盟,实现对农民的领导。

明史料中关于白莲教徒叛逃土默特部分问题辨伪

明嘉靖年间,明蒙边境因绝贡事件导致冲突升级,最终酿成庚戌之惨剧。而将明蒙关系推向不正常化的关键因素,则来自于叛逃至土默特地区白莲教众的唆使与挑拨。《世宗实录》《万历武功录》《赵全谳牍》《云中处降录》等史料对这段历史均有描述。吕明镇起义作为大同地区白莲教徒外逃的历史起点,在起义时间、参与人员以及外逃原因方面上述文献记载各有不同;而弟子赵全作为嘉靖中后期推动明蒙冲突升级的重要人物,承继师命潜伏隐蔽,秘密煽动教民反叛,事发被迫入蒙描述,文献史料记载大相径庭。以文献资料对比和史学理论分析,来初步对吕赵等人物及事件进行甄伪辨析。

两当起义的历史定位与意义

两当起义是根据中共中央陕西省委陕北特委指示精神,吸取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教训,在中共陕西省委直接领导下,由习仲勋等中国共产党人具体策划和组织的一次以创建工农红军走井冈山道路为目的的兵运工作的范例。两当起义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史上占据特殊地位,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两当起义揭开了以创建工农红军走井冈山道路为目的的陕甘革命根据地第二轮武装起义的序幕,体现了习仲勋等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

艾尔之争与19世纪中期英国殖民地总督的权限探析

19世纪60年代,英国社会对英属牙买加总督爱德华·约翰·艾尔镇压殖民地起义的争议成为英国如何看待与限制总督权限的经典案例。在争议的过程中,殖民地总督是否滥用职权、英国法律是否对殖民地总督具有约束性成为英国社会各界讨论的焦点。以牙买加委员会为代表的压力团体最终将该问题上诉议会,并迫使议会对总督权限问题表态。此次英国议会对总督权限的表态与对总督滥用职权的处置不仅成为限制总督权限的依据,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英帝国同殖民地之间的紧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