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用工中资本与劳动的利益关系及其法律性质分析

与工业经济时代工厂制劳动雇佣相比,平台用工尽管有着诸多差异性外观与用工逻辑,但其既没有改变资本控制劳动、劳动依附于资本的实质,也没有改变平台企业以从业者劳动创造市场收益的方式获取利润的本质。平台与其从业者间并非平权性民事合作与共享关系,而是以平台从业者自愿接受为表象,以规避和摆脱合法用工掩盖着的隐秘劳动用工关系。平台从业者中的纯粹劳动力提供者与平台企业之间依然存在从属、被控制与被监督的劳动用工关系,故符合劳动用工关系的平台从业者应被纳入劳动法的调整与保护范围。

算法如何重塑劳动力剥削:对平台经济中劳动不可见化过程的审视

马克思认为,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的生产性消费是价值创造的主要来源。资本家试图掩盖并获得工人对生产过程的贡献,而工人力图使他们的贡献得到充分承认。因此,资本与劳动的对抗建立在无酬劳动时间的占有和剥削之上。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不可见化过程仍然是一种剩余价值获取的相关方式,尤其是在平台经济中,其特点在于通过算法进行远程但无处不在的控制。重新发现这种剩余价值获取方式及其在平台劳动中的表现,将有助于对工作过程转型和剩余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新的认识。

平台经济下的数字劳动研究:基于SLR的多学科视角分析

数字劳动是伴随平台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型劳动形式,为政府、企业、劳动者以及社会生活等多个方面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本文采用系统性文献回顾法,在界定数字劳动概念的基础上,对中国知网(CNKI)和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中检索得到的595篇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平台经济下数字劳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行为学、战略管理、旅游管理、政治经济学、劳动经济学、传播政治经济学、劳动法学和社会学8个研究范畴。进一步,本文在研究范畴的基础上提炼了平台经济下数字劳动研究的内容框架,并结合内容框架系统阐述了数字劳动的研究现状、研究内容、关注重点等问题。最后,针对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本文对未来数字劳动研究的方向进行了展望。研究结果对于厘清现阶段平台经济下数字劳动研究的现状,以及推动我国平台经济下数字劳动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南-北方视角下的零工经济与平台劳动——现状、挑战与启示

在全球范围内,以“优步化”为特征的零工经济已经渗透到经济社会的诸多领域,并且多方位地改造着劳动者的工作方式和劳资关系。通过对公平工作项目在全球南-北方国家的评分比较发现,平台劳动状况主要受到各国法律框架、劳动力市场、工人结社力量、企业社会责任及合作主义传统四方面因素的影响。基于对以上因素的分析,本文归纳出平台劳动的四个特征:一是平台用工的不稳定性和去职业保障特征在全球南-北方各国呈现出高度的相似性,但各国在平台劳动关系立法上的探索很大程度地影响着该国平台的劳动条件;二是平台用工所依赖的正是劳动力市场中的脆弱群体——在全球北方国家是移民工人,在全球南方国家则是低技能的非正规工人;三是平台工人进行集体抗争以及各类组织化的尝试是有效对抗平台剥削的手段,全球南-北方国家的平台工人呈现出不同的组织化趋势;四是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感以及创新型的平台经济模式是在法律框架之外的改善平台劳动状况的有效途径。以上平台劳动的国际经验可为我国平台的劳动治理提供多方面的启示。

作为数据的劳动: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及其治理研究

数字科技革命孕育了数字劳动这一新的劳动形式,也催生了短视频/直播这一新的数字平台。平台、数据、国家是网络主播数字劳动治理过程中密切关联又充满张力的三个维度:网络主播是数字劳动的主体;短视频/直播平台是数字劳动的场域;数据是数字劳动的生成物,也是平台和国家争夺和治理的对象。在平台上生存的数字劳动者有着数字劳动的自主性,但也面临着剥削并不断被异化,由此而主动和被动生成的各种乱象,以及那些被合理化了的支配关系,体现了数字平台的商业属性与其被期待具有的公共性之间的张力,凸显了国家进行数字劳动治理的必要性。在数字劳动治理的过程中,平台价值与国家价值导向之间的矛盾、平台私权力与国家公权力的矛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数据殖民主义”以资本增殖为中心之间的矛盾等会进一步显露出来。国家要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到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治理之中,将其作为新时代数字治理方案的一个有益的切入点,这意味着必须:推动关键数字科技的普及与普惠发展;在数据分类的前提下确定数据权属边界;探索建立国家与平台间的对话合作机制。

社交平台流量劳动的内在特征与价值运动: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社交平台的流量不再只是传统媒体获利的商品,更是与数字技术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特定劳动形式。通过析取个体媒介使用的数据贡献,较之传统媒体,社交平台流量劳动的内在特征在主体、过程和产品三个维度具备外包精益模式下的产消合一者、形式吸纳跃向实质吸纳、数据原料与广告时间并重的演化,在价值运动的形成、实现与分配环节呈现非物质劳动与价值增值信息的生产、内在商品化与自我商品化的循环以及“POPC”网络状态下的自雇佣“影子劳工”三方面内涵的变迁,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媒介资本在数字技术条件下的增值与积累的理解。面对社交平台流量劳动的新变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仍然具有适用性与阐释力,也为流量劳动克服由“解放时间”滑向“统治时间”带来的异化提供可能。

平台资本主义的三维透视及理论评析

平台资本主义以生产资料数据化、生产与流通过程加速化、劳动组织弹性化、剩余价值褫夺泛在化及运行形象政治化等策略实现资本积累。在系统化的宰制机制下,资本主义社会日渐成为资本全过程剥削劳动的“赛博工厂”,资本主义劳资关系也表现为全景异化,具有剥削遮蔽性强化、劳动过程数字泰勒主义显化、阶级收入差距与国际数字鸿沟扩大化、工人阶级内部分化和工人运动离散化等特征。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台资本主义既无助于工人阶级的境遇改善,也无法规避生产过剩等导致的经济危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规制防范资本在平台经济中的无序扩张与野蛮生长,有效发挥中国工会组织依法维护平台劳动者劳动权益的独特优势,推动我国平台经济规范有序健康发展。

全球平台经济发展中的平台劳动:类型、挑战与治理

在过去的几年中,平台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平台型企业快速崛起。2019年,包括亚马逊和微软在内的7家平台型企业位居全球十大市值最高的公司,成为全球新经济的引领者。与此同时,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出规模庞大且形态各异的平台劳动,但如何兼顾平台的创新发展和平台劳动者的权益保护给平台劳动的治理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基于此,构建新型的平台用工关系既必要又紧迫,其中,工会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以空港优势推进成都自贸区建设

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逐步演变,自由贸易区正以更加开放的视角向内陆延伸,形成内陆空港自贸区。成都拥有枢纽机场、综合保税区等区位优势,新兴高端产业也初具规模,因此,成都应积极探索政府职能改革,发挥临空经济区位和资源禀赋以及独特的平台优势,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建设内陆自由贸易区,发展IT、电子商务等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

服务型政府视角下内河船员教育培训扶持机制的建立

文中从服务型政府视角,分析当前内河船员劳动保障薄弱、教育培训经费不足以及信息不畅的问题及成因,提出建立畅通的内河航运、船员、教育培训信息化平台,从而助推内河船员队伍和教育培训机构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数字劳务平台就业者权益保障体系构建

依托数字平台企业的新就业形态迅猛发展,成为促就业、惠民生的重要抓手。与此同时,数字平台劳务用工过程中“去劳动关系化”与“再劳动关系化”屡见不鲜,带来了就业不稳定、劳动争议增多、劳动不公正等问题,损害就业者权益,使其处于弱势地位。依靠我国传统法律对此难以发挥充分的救济作用,数字平台就业者只能根据实际情况理性选择就业者法律保护路径。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实现数字平台经济发展和数字平台就业者权益保障双赢的效果,应让多方主体参与构建就业者权益保障体系,具体而言,就业者和数字平台应增强自身权责意识、人社部门应健全就业者社会保障制度、政府部门应构建多部门参与的数字平台就业关系监管体系、司法部门应加强对就业者权益的司法保护,此外还应探索建立就业者维权公益组织,以加大数字平台就业者权益保障的力度。

平台经济下劳动关系认定的经济现实标准探究——基于英国优步判例的思考

2021年2月,优步公司针对2018年败诉之判决向英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辩称司机应该被认定为自雇者或者独立承包商,企业只是起着“代理机构”的作用,因此司机并不属于优步公司员工。英国最高法院在优步公司案的判决中采用“经济现实标准”认定方式,以工人(worker)概念将网约工归入第三类劳动者,在事实认定未变的情况下,改变了数年来网约车乃至平台经济模式下对劳动者身份和劳动关系认定不明的僵局,具有较强借鉴意义。对于平台经济中劳动关系的认定与保护,应满足其特殊经济形态的需求,注重双方现实合意,尊重事实的认定。在价值判断与事实认定层面引入“经济现实标准”,对平台经济视域下劳动关系的认定和权益保护的实现具有普遍的指导价值。

全球数字平台劳动者就业研究

国际劳工组织于2015年和2017年开展了两次问卷调查,样本覆盖全球75个国家的3500名劳动者。这些劳动者在全球运作的5家大型微任务平台工作。基于问卷调查结果,本文阐述了劳动者的基本特点及其从事这类工作任务的动机,分析了微任务平台的工作条件,介绍了鼓励平台和平台用户遵守最低标准的做法与实践,并提出了改善数字就业平台工作条件的一系列原则。

数字化对劳动法的主要挑战及其系统回应

数字化给劳动法带来巨大挑战,劳动法必须作出系统回应。首先,数字化催生了平台用工和远程办公等新型用工方式,数字技术和设备的使用也给劳动法带来新课题,数字化扩大了劳动法的调整对象,劳动法应对新型和特殊用工方式予以特别调整。其次,数字化使劳动者的传统权利遭受严重威胁,劳动者的权利体系面临重构任务,劳动法应加强对劳动者言论自由、平等权等基本权利的保护,构建以劳动者个人信息权益为核心的新型权利体系。最后,数字化使得劳动法无法单独解决劳动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劳动法应与平台治理、数据保护、算法规制等数字治理工具以及行业管理等法律手段综合应用、协调配合,以共同应对数字化给劳动法带来的挑战。

“却顾所来径”:中国数字劳动10年研究的核心议题与知识图谱

本文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出发,以平台经济的兴起与发展为时间轴,回顾和总结了中国数字劳动研究近10年来的核心议题,全景式地展现该研究领域的知识图谱,以期为后续研究者提供参考与借鉴。具体而言,近10年来,中国数字劳动研究者围绕着资本、劳动与技术之间的多元动态关系展开了大量理论化的思考与探索,同时立足本土社会语境,将数字劳动与性别、社会关系和情感紧密联系在一起,致力于揭示出其背后的多重权力关系,展现了宽阔的学术视野与深厚的社会关切。当前,Web3.0技术带来的种种挑战与机遇亟待相关研究者省思与回应,该技术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形塑着数字劳动及其研究的未来。

工时制度与待命时间适用关系之证成

待命时间在平台用工中已是常态且甄待规范,但传统的工时制度如何对其适用一直颇具争议。工时制度本身存在多义性,既有为保障休息权而对工时施加的限制机制,也有为保障财产权而对工时厘定的对价机制,还有为保障安全权而将工时设为工伤认定的法定条件。通过对外卖骑手的调研发现,平台用工的待命状态也存在空闲性、业遂性、受控性三重面相。倘若抛开工时制度与待命时间各自特点来讨论二者之间的概括性适用关系,在解决待命时间的具体保护问题时无异于削足适履。因此,在评价待命时间与工时制度的适用关系时不应继续沿用三阶递进式的证成方式,而应将待命状态三重面相与工时制度的三重法益逐一对应,让规范能够切实蹑足于实践之中。外卖平台用工的工时制度与待命时间的适用关系需将具体问题置于具体场景:限制工时时应结合待命状态的空闲性、设定待命对价时应结合待命状态的业遂性和认定工伤时应结合待命状态的受控性。

公平工作委员会:全球零工平台劳动治理的另类实践与启示

本文聚焦全球零工劳动者在工作中遭遇的诸多困境,以公平工作委员会为例,阐释与探究全球零工平台劳动治理的另类实践与启示,以求协调零工经济创新发展与零工劳动者劳动保护之间的动态平衡。社会组织作为零工平台劳动治理主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建构全球体面劳动与推进零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有助于实现政府、平台与社会之间治理结构的制衡与协作。

平台劳动者研究述评:回顾与展望

互联网平台经济催生了规模庞大的平台劳动者群体。与其他劳动者相比,平台劳动者在工作内容、工作方式、劳资关系和劳动保护等方面具有自身的特点。从研究对象和研究取向两个维度出发,可以将平台劳动者研究划分为四种基本类型:劳动控制研究、劳动自由研究、劳动关系研究和劳动主体性研究。文章在回顾和评述四种基本研究类型的基础上,结合劳动社会学、网络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和当前中国平台经济发展的现实经验,提出平台劳动者研究的新方向,以期推动相关研究。

在线众包平台的运作机制和劳动控制研究——以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为例

本文是关于众包平台运作机制和劳动控制的探索性研究:从全球外包实践和众包平台的兴起切入,以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为案例分析对象,探究其运作机制和内嵌其中的劳动控制问题。一方面,平台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受到普遍且隐蔽的控制,这是众包平台中不对等权力关系展演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平台劳动者通过积极组建网络社区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控制实践。这些实践既展现了平台劳动者的能动性,又为他们提供了有效的支持网络,但却仍受到强大的结构性制约,难以和平台中既存的控制相抗衡。为了改变这一状况,结合当下众包平台的全球治理经验,本文认为,建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管理、监督和保障机制应成为众包平台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平台用工劳动报酬保护研究:以外卖骑手为样本

本文以外卖骑手的劳动报酬作为切入点,管窥平台用工当中隐含的工资保护问题。外卖骑手的劳动报酬虽然远高于当地月最低工资,但"高报酬"实乃"高工时"堆砌之功,平均至小时工资并不高--往往勉强维持在非全日制工的最低小时工资线上。外卖骑手的实际劳动报酬如若再行扣除社会保险等费用,就存在击穿最低工资水平之忧。而且,困于外卖骑手在劳动法上的适格性不明,外卖骑手的劳动报酬常常享受不到劳动法对工资的特殊保护和救济机制。本研究从劳动法视阈下的工资概念及理论出发,没有选择传统的以劳动关系确认为前提的适格性分析方法,而是运用本质主义的研究进路,探究平台用工劳动报酬的内在属性和形式保障。笔者认为,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平台用工劳动报酬仍属工资的范畴,也即"劳动给付之对价",传统劳动法的工资保护机制亦是平台用工的现实需要,与劳动关系认定不存在互相依存或冲突关系,应跳出劳动关系认定为前提的思维,将最低工资制度、社会保障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适用于对平台用工劳动报酬的保护。与此同时,也不能将传统制度生搬硬套地运用于新生事物,需根据平台用工的特点进行微调以更好地达到劳资两利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