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与柏拉图音乐美学观之比较

庄子和柏拉图是中西方美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的音乐美学观体现了中西方音乐文化的融会贯通和差异所在。两人分别把"道"和"理念"作为音乐的本质和来源,但是二者产生的途径、存在的形式等都具有差异性。在论述"美"与"善"的关系时,两人都引入了"真"这一范畴,但是"真"的含义却不尽相同。同时,庄子认为善在美中,而柏拉图则认为美在善中。两人都把"自然"作为音乐的标准之一,但是论及音乐的最终标准时,庄子主张最好的音乐是"无乐",而柏拉图则认为音乐应该反映"善"。两人都注重音乐对于人身心的陶冶作用,分别提出了"近道说"和"净化说"。两人的音乐美学观中所体现出来的对自由和善的向往对于当代音乐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饮之太和——叶维廉对中国诗学生态美学精神的开掘与阐发

在以生态精神来阐发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学术谱系中,叶维廉堪称华人学者中的第一人。叶氏在中西比较视野下发掘、阐释的中国古典诗学"饮之太和"、"以物观物"的视境,既与现象学相对接,又体现了浓厚的生态美学精神。揭示这一点,不仅更能使我们认清中国生态美学、生态文艺批评的学术历史脉动及其与其他学术领域的精神联接,也对我们研究中国古典文艺美学走向现代并参与当下文化建设具有启发。

论柏拉图爱情观下灵与肉的挣扎——作为柏拉图美学思想方法论的构建

柏拉图作为古希腊美学思想的系统建构者,提出"理念说",确立了西方"美之为美"的美学本体论传统。但是,他自己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方法论,而是将这种思考分散于对一些问题的具体论述中。其中,有关"爱情"的讨论,涉及面广,说理严密,具备着方法论意义上的建构作用,为柏拉图美学思想的现实实践提供了可能性。柏拉图通过对爱情"灵"与"肉"的辩证,基于这种二分的视域与定位,确定了"节制"、"求知"的理想爱情观,并在对疯狂与迷狂、整合与回忆、私欲与生育以及婚姻与羽翼的具体论述中,将这种理念融入现实的政治、家庭以及个人生活等方面,从而形成了"美之为美"美学观下方法论的构建。

略论林语堂的翻译观——以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英译为例

林语堂是享誉中外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其国学根底与翻译水准堪称双绝。其翻译生涯中最伟大的贡献,便是以通俗化的策略,把深奥难懂的中国儒道经典文化,生动地传播到西方世界。1932年初,林氏发表了他最系统、最有名的译论———长篇论文《论翻译》,文中提出翻译的三条标准:忠实标准、通顺标准、美的标准。这三条标准在他所译的陶渊明名篇《归去来兮辞》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本文通过回顾林语堂的翻译观,来解读其英译《归去来兮辞》,认为该译作是译者与原作者情感互通的产物,具有准确传神美、句式变化美及音韵节奏美等特点。

论马克思实践观形成的历史环境和具体规定性——兼评实践美学论者的一些观点

实践是马克思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石。将实践这一重要范畴引入美学,并依此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观点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和主要视点的美学流派,最重要的还是看其是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的诞生是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改造"和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积极"扬弃"的中介环节,他对实践范畴含义的理解及阐释,也经历了一个从唯心到唯物再到辩证唯物的成熟发展过程。马克思既看到了费尔巴哈比黑格尔正确的地方:唯物主义的感性对象性原则;又看到了黑格尔比费尔巴哈的深刻和高明之处:人的对象性活动的作用,即人们通过意识和实践创造对象世界的主观能动作用。在继承黑格尔唯心主义劳动观和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马克思创立了唯物辩证科学实践观。马克思的实践观与其他中产阶级哲学实践观的根本区别点应当明确: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有着直接现实性;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具有普遍性。进而可以总结其实践观至少具有如下具体规定:第一,实践是"革命的"活动;第二,实践是具有"批判意识"的活动;第三,实践是辩证的运动发展过程。基于以上论述认为,不能将存在论、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

论中国现代文论对纯形式观的探讨及理论价值

由于康德美学的直接或间接启悟,以王国维、闻一多、宗白华、梁宗岱等为代表的现代文论家对形式问题有过热切的关注。他们在各自的著述中自觉进行过形式理论的建构,将形式认定为构成艺术本质的核心因素。这种建构不仅赋予了现代文论迥异于传统的异质因素,而且从一个侧面鲜明地展示了现代文论的现代性特质。

论莫言小说叙事视角的美学意蕴

叙事视角使莫言的小说具有与众不同的美学风格。儿童叙事视角带领读者进入到明净绚丽的自然状态；成人视角使读者领受了多角度思维的快感和想象的愉悦；亲缘叙事视角则让人们得到穿梭于时空的美感以及对种族退化的忧虑,莫言是中国传统关学和西方现代写作技巧的感性传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