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案件质效评估机制的反思与完善

检察机关已初步形成了认罪认罚案件办案质效的评价指标体系,各评价指标呈现出“多维性”“侧重性”“灵活性”“差异性”等特点。但每一个主要评价指标在实现其预期功用的同时也都有一定的盲区和局限。而且,评估中还存在“重自我评估,轻外部评估”“重结果评估,轻过程评估”“重专用评估,轻通用评估”“重经验总结,轻问题归纳”及“重定量评估,轻定性评估”等问题。鉴于此,有必要从导向、主体、方式、内容、效力、时机等方面优化评估路径,并围绕质量、效率、效果三大维度构建多元融合的质效评估指标体系。

检察主导:认罪认罚从宽程序模式的构建

与世界范围内刑事司法权力的结构性变革相呼应,伴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建立健全,我国也出现了"检察官法官化"的权力转移现象,并在实质上形成了一种检察主导的刑事案件处理模式。该模式由控辩沟通机制、从宽兑现机制、案件速办机制和审查监督机制四个基本要素构成。不管最终适用何种审判程序,其"公安记录、检察建议、法院核准"的程序内核具有普适性。检察主导的程序模式既可以充分发挥我国层层把关诉讼模式的优势,又可以尽早实现繁简分流,推动认罪认罚案件的高效处理,但其在实施中也面临着权力失序的潜在风险。检察主导程序模式的构建不是否定审判中心,恰是要维护审判中心诉讼结构的有效运作。

附条件认罪认罚的法理检讨与实践应对

附条件认罪认罚是指被追诉人为自己的认罪认罚态度附设一定的前提条件。为认罪认罚附设条件可能会影响认罪认罚的层次或程度,但并不必然妨碍认罪认罚的合法性、适格性。专门机关依然是认罪认罚利益的决定主体,附条件认罪认罚虽然凸显了被追诉人自主性的增强和沟通条件的改善,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专门机关与被追诉人之间听取意见式的关系模式和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职权从宽的本质。为认罪认罚附设条件有可能成为悔罪的否定性表现之一,但附条件认罪认罚也完全可能满足真诚悔罪的要求。面对附条件认罪认罚,专门机关要防止简单拒斥,更要防止过度从宽。

认罪认罚量刑建议精准化的检视与改良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建立在协商性司法理论基础之上的。量刑建议的提出需要协商,因而控辩审各方会产生博弈关系。运用行为经济学的“展望理论”对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提出和采纳进行博弈分析,发现法检博弈使得认罪认罚案件的程序和结果受到超出案件本身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控制,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追求的价值有所偏离。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法检博弈给办案质量带来的负面影响,应当弱化量刑建议的司法效力,检视检察机关不合理的业绩考评激励方式,构建法官参与量刑协商的常态化机制,使得法院对认罪认罚案件量刑的关注点回归到案件本身的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上。

合规不起诉考察程序的启动条件--以最高检企业合规典型案例为样本

2021年6月和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发布了两批企业合规典型案例,展示了检察机关适用合规不起诉制度,通过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督促和帮助企业进行合规整改和合规建设,保障企业稳定发展的实践探索。为保障合规不起诉制度的公平适用和合规考察的顺利进行,应当对合规不起诉考察程序的启动设置一定条件。对涉案企业启动合规考察程序应当满足三个条件:首先,涉案企业应当认罪认罚,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刑事或行政处罚,积极配合侦查并进行内部自查,采取相关恢复或补救措施。其次,企业应当具有合规能力,能够正常经营,保证合规考察的顺利进行和稳步推进。最后,企业应当作出合规承诺,承诺进行合规整改,加强合规建设,积极配合合规监管工作。

被告人认罪认罚后反悔的几个问题——基于北京地区检察院、法院司法实践的分析

被告人反悔案件表现出以审后反悔为主、反悔理由主观性较强、反悔的案由相对集中和辩护力量薄弱等特征。被告人反悔的诉讼主张很少被支持,还有可能诱发跟进式抗诉和上诉案件快审快办。被追诉人理应享有反悔权,但反悔权的行使也应当受到必要的控制,被告人反悔不能成为更换办案人员、排除有罪供述的独立理由。进一步分析发现,被告人反悔的原因包括被告人法律素养较低、辩护律师供给不足、办案人员释法说理动力不足、被告人反悔的成本低和法律规范不周延。规制被告人反悔需要增加具结书中应对涉案财物作出处理的规定、增加具结书中可以载明保留意见的规定、增加排除相关罪述等证据使用的规定、增加从宽减等制度、对为留所服刑的上诉案件作出裁决的时间要求和规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

论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撤回

自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入法以来,其适用率不断提高,制度适用在改革过程中逐渐平稳,刑事案件认罪认罚制度正逐步实现常态化。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结果的文本载体,认罪认罚具结书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数据的攀升只能反映表象,为更好发挥尊重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保障被追诉人诉讼权益、防止发生刑事冤假错案、提供被追诉人救济程序等功能,要透过数据认清认罪认罚具结书的属性和效力范围。同时,也要识别认罪认罚具结书撤回的条件及所带来的后果,破解撤回后证据资格、程序回转、回避等方面的问题。

刑事合规视野下单位认罪认罚问题研究

在我国,刑事合规与认罪认罚是两种不同的制度,但在单位适用认罪认罚的情形中,两种制度具有共通性,并因联结单位归责理论而具有结合适用的同一性原理。依据组织体责任论,单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合理的理论基础。在单位认罪认罚的认定中,诉讼代表人可以代表单位认罪认罚,并且应该结合企业的刑事合规计划。为完善单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在《刑法》第31条增设刑事合规制度的规定,并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纳入《刑法》的量刑情节之中,使单位犯罪的刑罚体系梯度化,便于统一单位犯罪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处罚的标准。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上诉不加刑原则适用问题研究——以余某平案件为例

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理论基础看,二者之间的趋同性和差异性对其如何适用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二者的趋同在于价值选择、目的和功能作用三个方面;而其差异则在于整体与部分、维护利益倾向和是否涉及新诉讼模式三个方面。从个案角度看,余某平案折射出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上诉不加刑原则适用的两大困境,即刑罚轻重比较的失序和认罪认罚中“求轻”抗诉效力的缺失。由此,应当从确立刑罚轻重比较规则和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诉权对审判权制约规则两个方面来破解困境。

认罪认罚案件判决中“一般应当采纳”的适用

“一般应当采纳”的范围应当包括罪名、量刑建议和程序适用,并不仅限于罪名和量刑建议。人民法院独立认定案件事实、证据并适用法律,在得出评价结论后会在合理范围内兼顾人民检察院指控内容,法检是主次关系,并非对立冲突。对罪名和量刑建议的采纳是在事实情节认定一致基础上的采纳,如果法检对事实情节认定不一致则无采纳基础,也就不涉及采纳例外和量刑建议明显不当的调处程序。在程序的采纳方面,应将程序适用纳入采纳范围。“一般应当采纳”模式下应实行严格审查,明知性和明智性应与自愿性并列,对具结书真实性与合法性的审查是涉及实体和程序的实质审查,应当区分程序瑕疵、一般违法和严重违法的情形并确立相应的程序性制裁措施。

认罪认罚程序的中国模式:“起诉中心主义”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采用的是一种“起诉中心主义”模式,即认罪认罚程序通过侦查引导、检察“预决”、法院审核,形成了一种公诉权主导下侦诉协作、控辩合作、控审协同的新程序样态。该模式既具有域外认罪案件“检察官司法”的动力机制,又植根于我国刑事司法现实场域,更加契合职权传统和线性诉讼结构,更能确保公正优先兼顾效率,也能避免审辩协商可能产生的胁迫,但是,亦潜藏一定的诉讼风险。“起诉中心主义”模式既受审判中心的统摄,又是为了实现非认罪案件的审判中心。当务之急,应认真对待“起诉中心主义”模式,通过相关制度建设谨防检察官权力滥用、有效保障认罪认罚自愿性、化解其对刑事正当法律程序的消解等,避免“起诉中心主义”的失范化。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运行中的控权机制研究——以检察机关为视角

在推进新一轮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加强检察机关认罪认罚从宽相关权力的制约规范是权力制衡原则的基本要求,是保障人权的大势所趋,更是检察机关对公众质疑司法公信力的有力回应。为制约规范检察机关认罪认罚从宽量刑建议权的依法行使,应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统一认罪认罚从宽量刑指南;建立认罪认罚从宽案件预审程序;扩展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完善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细化绩效考评标准,如此才能对检察机关认罪认罚从宽量刑建议权进行全面、动态、即时的监督,以确保该职权的有效运行。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近年来的热点问题,学界对于具体实践操作已经进行了较多的讨论。本文通过法律经济学的成本效益方法论,对该制度进行分析,并结合制度诞生的时代背景,用法律经济学的理论为该制度提供理论支撑。并进一步完善司法实践中的相关规则,同时论述该制度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量刑建议精准化研究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改革的深入推进,量刑建议是采用"幅度刑"还是"确定刑"成为各界争议的热点。与一般案件中量刑建议仅提供参考作用不同,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凝聚了控辩审三方共识,对法官具有相对刚性的拘束力,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量刑权的共享化。而量刑建议精准化可以激励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保障控辩双方平等协商,确保同案同判,规避控审诉讼风险,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发展。基于以上量刑建议程序功能的考虑,检察机关应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程序上完善协商机制,确保量刑建议体现量刑优惠;也应以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为导向,在实体上联合最高法出台量刑建议指导意见,优化量刑建议质量。

被害人谅解有效性认定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路径——基于认罪认罚裁判样本和访谈的实证研究

在认罪认罚制度全面推行语境下,围绕谅解主体、谅解自愿性和合法性、谅解范围等三个要素,考察434个涉及被害人谅解的认罪认罚裁判样本,并对样本来源地区S省R市的6位刑事审判人员开展半结构化访谈,结果显示,被害人谅解有效性认定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在普遍比较注重协商格局下,部分案件中参与谅解的主体过多且参与时机有误,二是在确认式庭审背景下,部分法官对谅解自愿性和合法性审查不够严谨、合理,三是部分法官随意运用自由裁量权,无故突破个案中的谅解范围。对此,应从适当规制谅解参与的主体和时机、加强谅解自愿性和合法性的审查力度、准确认定被害人谅解的范围等路径求解。

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下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精准化研究

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广泛而深远的社会效果,使得该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产生实质勾连。国家治理现代化对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科学性提出更高要求。通过量刑建议规范化达致量刑建议精准化,是刑事司法领域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路径。检察官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有利有弊,这决定量刑建议精准化具有实施限度,即对绝大部分刑事案件可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对少数特殊刑事案件宜提出幅度刑量刑建议。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精准化包括程序和实体两个维度,程序维度的主要内容是全面收集量刑事实和充分听取量刑意见,实体维度的主要内容是构建量刑建议形成的一般方法和具体方法。在“三步式”量刑方法的基础上增加适用认罪认罚情节环节,形成“四步式”量刑建议的一般方法。结合某种犯罪的法益特征,以其量刑标准为根据确定基准刑,构建此类犯罪量刑建议形成的具体方法。

虚假的忏悔:技术性认罪认罚的隐忧及其应对

要求被追诉人悔罪是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一大特色。但在实践中,相当一部分被追诉人作出的认罪认罚只是没有悔罪的技术性认罪认罚。技术性认罪认罚的泛滥不仅影响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而且可能从根本上动摇该制度的价值导向和思想基础。技术性认罪认罚现象的出现与我国认罪认罚制度的内在强迫性、专门机关对认罪认罚的形式化理解、真诚悔罪的判断难、激励机制的“过度调整”以及报应刑观念的根深蒂固等因素密切相关。鉴于此,应在突破技术性认罪认罚识别困境的基础上,实现认罪认罚的悔罪内涵及其识别原则的法定化,通过多元沟通机制督促真诚悔罪,强化对认罪认罚真诚性的审查,明确技术性认罪认罚的法律后果,系统构建技术性认罪认罚的防控机制。

听取意见式司法的理性建构——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中心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采取的是以听取意见为基础的职权从宽模式,即由被追诉人通过认罪认罚来争取从宽处理,专门机关则在吸收被追诉人等之合理意见的前提下依法确定认罪认罚利益。听取意见模式具有独特的程序结构,既不是辩诉交易制度的翻版,也不同于认罪协商。在司法实践中,大多数所谓的协商在本质上其实是听取意见模式。较之于协商模式,听取意见模式更加契合我国的司法传统和诉讼构造,更能在追求效率的同时确保司法公正,同时,在保障被追诉人权利、满足被害人诉求、兼顾公共利益、增强裁判社会认可度等方面也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是,该模式在听取意见的有效性、不一致意见的处理、被害人意见的影响限度、专门机关的权能调整等问题上隐藏着一定风险,对此,亟待通过制度完善予以克服。听取意见模式是基于我国当前刑事司法场域的现实选择,没有必要也不应该以协商模式替代之。

刑事合规制度改革试点的阶段性考察

从性质上讲,合规考察具有负担性,不能轻易在个人犯罪案件中适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对不起诉和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以及《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共同决定了,重罪案件不宜适用合规相对不起诉程序。从违法行为的严重性和再犯可能性两个角度讲,漏罪或行政违法都不是绝对排除合规相对不起诉程序的因素,但其划定了合规考察案件的罪名范围。在程序路径上,暂缓起诉协议路径暂不宜采用,但其功能可以被“刑事合规协议”“合规监管协议”“合规承诺”等实践方案所替代。检察建议后置模式对于合规的激励作用较小,可以适用于罪行极其轻微的小微企业犯罪案件。量刑激励是促进企业合规的重要方式,因合规与刑罚的内在关联,即便是非试点单位也可以践行这种合规激励方案,但量刑程序应当依法进行,不能滥用量刑激励制度。“挂案”清理与合规激励的双重目的可以通过“存疑不起诉+企业合规检察建议+企业合规检察意见”的组合方案达成。

认罪认罚不起诉:检察环节从宽路径的反思与再造

伴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推行,以不起诉处理的认罪认罚案件在数量上不断上升。但认罪认罚情节对不起诉的实际影响极为有限,法律规定的不起诉类型也没有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融入留出足够的规范空间。将认罪认罚不起诉塑造为一种相对独立的不起诉类型,不仅可以减少制度衔接的耗费,增强不起诉的审前分流效果,充实被追诉人的认罪认罚利益,也契合我国认罪认罚从宽的程序模式。独立化的可行路径就是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对象,调整适用条件,将附条件不起诉改造为专门的认罪认罚不起诉。同时,为了防范起诉裁量权的滥用,应当贯彻法官保留原则,细化从宽不起诉的裁量标准,完善内部质量控制机制,并强化外部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