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人物传记中的历史比较

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人物传记中的历史比较具有相同之处,即两者都紧紧围绕传记人物性格的同与异两方面展开,都具有比较发达的历史比较类型意识和明确而细致的比较观念;不同之处则在于,从比较史学的观点来看,普鲁塔克传记的重点是在比较认识的第一阶段———异中求同,侧重于表现传记人物性格的共性和道德理想性,因而其史学比较还局限于道德史学的范畴之中;司马迁则在异中求同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同中求异,因而列传中历史人物一方面能够同真实的历史联系起来,以展现历史的个性,突出地体现了传记的史学比较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司马迁的比较史学思想突破了道德史学的桎梏,进入了探求历史规律———“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境界。造成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两者各自历史观念和世界观的不同。从现代传记史学观念来看,司马迁的比较史学观念更符合现代中西史学比较的发展趋向。

诗歌与教育——儒家诗教与普鲁塔克诗学

普鲁塔克的《论学诗》是一篇教育学著作。他从教化的角度出发展开关于诗歌的讨论。诗教不仅是古希腊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儒家传统教育的重要部分。文章尝试通过对《论学诗》第四章的具体分析,考察普鲁塔克诗教思想与《论语》中诗教思想的相通之处。

中西古典史学观念的异同——兼及司马迁史学观念的基本特征

中西古典史学的共性主要都是在原始宗教观念的基础上,对自然和社会进行了理性的探索活动,形成了发达的理性形态和史学观念;不同点在于西方侧重于理论理性,彰显了和实践理性之间的矛盾性,而中国侧重于实践理性,并在实践理性的基础上将两者统一起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西不同的古典史学形态。这从司马迁的《史记》中可见一斑。司马迁在"通变"史学纲领的指导下,将变与常相统一,史与论相结合,人与事相联系,文与史水乳交融,真与善融为一体,显示了发达而深刻的历史思维。而希腊罗马由于受"实质主义"观念的影响,其史学观念主要表现在:历史和传记并行不悖,叙事和写人相分离,文与史尖锐对立,因果判断与价值判断各执一端。以取精用弘的态度对中西古典史学进行比较研究,对于现代史学和传记史学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中西传记史学的产生及其趋向之比较

中西传记的史学观念与中西所共有的原始宗教文化形式紧密相关,并在叙事史学的基础上得以产生。在古希腊罗马,由于自然崇拜、英雄崇拜和祖先崇拜在其文化结构中的矛盾运动,传记史学兴起后自成一体,与叙事史学并行不障;而中国则由于祖先崇拜长期占据优势,传记史学在叙事史学的基础上产生后,遂将叙事史学同传记史学结合起来,定为一尊,形成正统的史学体裁。比较研究中西传记史学的产生及其趋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普鲁塔克《论学诗》中的伊壁鸠鲁与“诗与哲学之争”!

普鲁塔克在《论学诗》中两次提到伊壁鸠鲁。这两次对伊壁鸠鲁的提及分别位于文章首尾集中讨论诗与哲学关系的段落里。伊壁鸠鲁被第一次提到时,他是以普鲁塔克的对手形象出现的;而第二次时,他则成了普鲁塔克的盟友。考察普鲁塔克在《论学诗》中为我们展现的伊壁鸠鲁形象,不仅有助于我们对普鲁塔克诗教思想的理解,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诗与哲学之争"的古老话题。

文与史的对立与交融——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传记史学真实观之比较

司马迁传记史学观念的基本点是将事与人、文与史在历史观念的基础上有机地统一起来,较好地处理了历史与文学的关系,表现了司马迁发达的史传真实观念;而普鲁塔克的《名人传》则徘徊于人与事、历史与文学之间,表现出将事与人、历史与文学相对立的趋向。对两者传记史学真实观念的比较研究表明,司马迁在历史的基础上将历史与文学加以统一的真实观对于现代的历史研究和传记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轶事与宏大叙事的对立与统一——《史记》和《名人传》轶事观念之比较

轶事观是司马迁和普鲁塔克传记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鲁塔克将轶事作为刻画传主的性格和心理的主要手段,其趋向使轶事与宏大叙事对立起来;司马迁则在轶事作为揭示传主性格和心理手段的基础上,着意将轶事与宏大叙事在对立中又统一起来,表现出将传主的性格和心理同传主真实而丰富的人生历程、社会历史的进程相结合的趋向。对二者轶闻趣事观念的研究对于推动现代传记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推崇政治与关心德行——感悟普鲁塔克

作为古典共和精神的捍卫者,普鲁塔克既推崇政治生活又强调德行的修养,所以他既激烈地批判伊壁鸠鲁派,又辛辣地讽刺斯多亚学派,但他的道德论说却传达了与两派"类似"的一些"要道",还存在许多与基督教道德有亲和性的"布道",而这些学说都尽可能地远离公共生活,这与他推崇的政治生活之间显得极为不和。

古典作家对埃及学的贡献

通过追述和考察古典作家笔下对古埃及的记载,探讨古典作家对埃及学的贡献:传承了古埃及文化;为后人研究古埃及文明,尤其是在考古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提供了弥足可贵的文献资料;为近代法国学者商波里庸成功破译古埃及圣书体文字铺平了道路,大大促进了科学意义上埃及学的诞生。

扬善与猎奇:普鲁塔克与苏维托尼乌斯传记风格之比较——以《恺撒传》为例

普鲁塔克与苏维托尼乌斯是古罗马几近同时代的传记史家,他们的作品《希腊罗马名人传》和《罗马十二帝王传》代表了古罗马传记史学的两种风格。在写作方式上,普鲁塔克按时间顺序夹叙夹议,采用平行对比法和心理分析法;苏维托尼乌斯则按照专题模式平铺直叙,不做评论。在写作目的上,普鲁塔克旨在道德垂训,而苏维托尼乌斯侧重搜闻猎奇。在史料处理上,普鲁塔克多依赖前人传说和记载;苏维托尼乌斯更多地运用了档案资料。两部传记反映出史家的主观性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影响。

论普鲁塔克的叙述立场——以《对传·菲洛波埃蒙与弗拉米尼努斯传》为中心

普鲁塔克《对传》叙述中展现着较为明显的希腊立场,尤以《菲洛波埃蒙与弗拉米尼努斯传》为典型。这篇传记主要取材于希腊史家波利比奥斯的相关著述,但对两位传主形象的塑造表达了更强烈的希腊文化认同和民族立场。普鲁塔克这一有别于波利比奥斯的叙述倾向,是罗马帝国初期希腊知识分子乡愁意识与民族情怀的真实写照,也呈现出当时希腊知识阶层对希腊文化和罗马统治的认知与心态变化。

普鲁塔克《名人传》的创作意图和方法新探

普鲁塔克的《名人传》自古至今广为流传,是希腊古典著作中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普鲁塔克撰写《名人传》的目的似乎只是教育世人,为世人和统治者提供可以借鉴的楷模,除此之外并无其他目的。《名人传》的写作方法与作者的写作意图息息相关,处处为其写作意图服务。普鲁塔克似乎并没有想要证明希腊人不逊于罗马人,也没有刻意增进罗马人和希腊人友谊的意图。

从《希腊罗马名人传》看古罗马妇女的婚姻状况

罗马妇女在古代世界的妇女群体当中,属于权力和地位都较高的一支。在罗马传记家普鲁塔克的著作《希腊罗马名人传》里,在介绍英伟男性的事迹外,女性的形象也或直接或间接地被表现出来。通过对比《希腊罗马名人传》的希腊和罗马妇女在婚姻中的地位,并分析罗马女性在婚姻家庭生活和婚变后生活,能够整体上把握罗马妇女的婚姻状况。

浅析影响普鲁塔克比较观念产生的主要因素

普鲁塔克比较观念的产生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主要有:古典时期史学比较的传统、罗马的实用主义以及文化的多元主义。在这方面的探讨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普鲁塔克的比较观念,加深我们对现代比较史学的认知和实践。

普鲁塔克《平行列传》的“四体结构”

普鲁塔克《平行列传》存世22篇传记多采用“四体结构”书写,由序论、第一传、第二传、合论四部分构成。序论统摄全篇意旨,介绍传主并阐明配对缘由和道德主题;第一传多为希腊人,通过开头、结尾的主题性议论以及中间的历时性叙事呈现传主生平;第二传多为罗马人,叙述结构类似于第一传,但开头和结尾更为简略;合论则依序论、正文中的主题对传主进行比较与评判。四体虽然相互独立,各具笔法,却又通过转承句、小品词承转关联,合为一体。四体结构的独立性和一体性,也凸显出当下著作通行校勘本中存在的一些章节划分问题。

何谓“基于”?莎士比亚、渊源研究与原创性

莎士比亚代表着英语文学原创性的最高水准,他的伟大也激起了人们对于他创作渊源的最执着的探询,也就是说,激发人们寻找其非原创性的证据。莎士比亚显然从别处借鉴了情节、人物乃至整段对话,但为何他的一名同时代人还会说他"所写的一切都是独出机杼的",本文对这一悖论进行了探讨。

奈波斯和普鲁塔克笔下的福基昂形象之比较

奈波斯和普鲁塔克都曾为雅典将军福基昂立传,但两人根据各自的写作目的,塑造了完全不同的福基昂形象。奈波斯将福基昂描述成雅典的叛徒,通过分析他的政治失败来为读者提供历史教诲。普鲁塔克则出于道德教育和启示同胞的需要,将福基昂塑造成具有多种优良品德的道德典范和审慎务实的政治家。但两篇传记在内容上也有重合,反映出两人在写作手法上的相似性。奈波斯和普鲁塔克对福基昂的形象塑造,鲜明地表现出两人作品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普鲁塔克著作的分类与命名传统

普鲁塔克的《传记集》和《道德论集》,实际来自后世对其126篇存世著作的分类汇编。这一格局初见于公元三、四世纪的《兰普里亚斯书目》,后随著作主要抄本、印本、译本编纂的变化而逐渐成型。国内学界在谈及此两个著作集时,往往将其误作普鲁塔克当时写成的两部书。而以《希腊罗马名人传》命名所有50篇存世传记的做法,虽效仿文艺复兴时期阿米约法译本和诺斯英译本,却忽略了两者特定的文化背景和时代特征,同时也与其中46篇以希腊—罗马形式配对写成的《对传》相混淆。《传记集》和《对传》的内容性质并不相同,研究中应区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