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明确性与口袋罪之限缩适用——兼论“明确优于不明确”公式的运用

刑法的明确性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也是宪法上法律保留原则的子系统,包含着“明确优于不明确”公式。这一公式揭示了法条竞合中特殊的刑法适用规制,可以有效破解口袋罪之扩大适用的难题。基于构成要件明确性原则,当口袋罪与具体个罪均涵摄某种行为时,应优先适用明确的具体罪名,以防口袋罪发展成为“万能罪名”。运用“明确优于不明确”公式,可以化解罪数理论所不能解决的口袋罪与具体个罪之间的法条竞合难题,使法条竞合规则创新发展成为“特别法优于一般法”“重法优于轻法”“明确法优于不明确法”的三元格局。基于口袋罪适用中的常态扩张难题,刑法教义学需要确立“明确法优于不明确法”的适用规则,以使口袋罪的适用形成一种“倒金字塔结构”,并根据口袋罪之保护法益的分级,正确确定“明确优于不明确”公式适用的例外情况,严格限制口袋罪的适用范围。

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出罪路径研究

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是实践中发生频率最高的寻衅滋事罪类型,但该罪在适用过程中往往因缺乏明确的规范而广受争议。通过细化该罪所保护的法益,明确刑法条文中“随意”“情节恶劣”具有价值判断的词语,提高该罪的入罪门槛,并纠正司法实践中对寻衅滋事罪的曲解,否定该罪的补充性,减少实践中的客观归罪现象,对符合出罪要求的行为做出罪处理,降低该罪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口袋化”纠偏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之所以独立成罪,是因为旨在有效抑制日益严重的网络犯罪,而将具有类型性地侵害法益抽象危险性的网络犯罪帮助行为,配置独立的构成要件与法定刑,以摆脱对下游犯罪成罪与否(如罪量)及刑罚轻重的依赖。但立法定位不准、行为类型认定混乱、界限竞合处理随意及中立帮助行为认定不清,造成该罪的“口袋化”。实际上,争论该罪是“帮助行为正犯化”还是“帮助犯的量刑规则”,并无实际意义;该罪也并非所谓中立帮助行为的正犯化;企图从是否存在“通谋”“充分的意思联络”、是否专门为他人“量身定制”、是否情节严重等方面区分该罪与诈骗等罪的共犯,有违共犯原理、责任主义及罪刑均衡原则,而不可取。只要客观上与他人实施的网络犯罪行为及其结果之间具有因果性,主观上对此存在认识,而且行为本身违反相关禁止性规定,原则上都不能否认诈骗等罪共犯的成立。

投机倒把罪:一个口袋罪的死与生

投机倒把罪属于经济犯罪,而经济犯罪与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存在密切的关联性。从1949年到1979年,我国没有制定《刑法》,但在有关政策和规范性文件中,却对投机倒把罪做了规定,成为当时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惩治破坏计划经济体制的投机倒把行为的主要根据。我国1979年《刑法》规定了投机倒把罪,但对投机倒把行为没有具体规定,主要是通过司法解释进行规定,因而投机倒把罪具有口袋罪的特征。随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投机倒把罪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1997年《刑法》废除了投机倒把罪,代之以非法经营罪。非法经营罪仍然保留了口袋罪的特征,利用《刑法》第225条第4款关于其他非法经营行为的兜底规定,我国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不断扩张非法经营罪的范围。从投机倒把罪到非法经营罪的罪名演变,可以视为是我国《刑法》70年历史变迁的一个缩影。

论寻衅滋事罪“口袋”属性的限制和消减

寻衅滋事罪具有"口袋罪"属性,其在刑法体系中应当坚持补充性辅助地位。司法实践中,必须严格遵循该罪侵犯法益、目的动机、行为方式、情节要素等条件,几种情节并不严重的行为叠加在一起不适宜整体评价,在和其他罪名发生竞合时原则上优先适用普通罪名,尽量用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限制和消减寻衅滋事刑事责任。立法改进上,建议限定犯罪动机、廓清模糊用语、增设转化犯条款、确定优先适用一般罪名规则、逐渐将某些行为方式分解到其他罪名和行政法规中,最终废除寻衅滋事罪。

口袋罪何以正确适用

口袋罪客观上存有扩大刑法打击面和侵犯公民基本人权的弊端,但其亦迎合了当下中国社会治理的需要,契合刑法积极预防的价值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还彰显了较为成熟的立法技艺。废除口袋罪只能是情怀式的向往、不能替代规则治理的刑法实践。然而,通过方法论的改进以消减口袋罪的适用乱象却是必要的。以人本主义哲学立场为根基、结合犯罪的本质属性和规则的体系性理解,特别是同类解释原则的运用,辅以必要的司法指导,定能限缩口袋罪制度运行中的外部效应,推动刑法善治。

论罪刑法定原则下网络犯罪的刑法规制

对网络犯罪的刑法规制,必须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展开,并充分利用刑法解释方法。扩大解释和类推解释虽然存在界限模糊的"灰色地带",但在多数情形下,解释对象是否在刑法语义通常的"射程"内是显而易见的。在处理网络犯罪时,要注意区分哪些是借助了网络这种工具的传统犯罪,哪些是传统犯罪行为方式的扩张形式,哪些是传统罪名通过各种解释方法根本无法涵盖的新型网络犯罪。

“口袋罪”的背景分析、价值探讨及应对机制

我国刑法中出现了很多个"口袋罪"。"口袋罪"的出现有特定的背景,具体包括立法背景、语言因素及社会原因等几个方面。根据"口袋罪"的立法属性,其负向价值主要表现为侵害行为预期、有违立法民主及忽视系统后果等要素。要弱化"口袋罪"的负面影响,必须从立法、司法两个维度构建应对机制。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司法认定问题研究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在司法认定中存在规制行为类型理解有局限、"违法犯罪"认定过于宽泛、部分罪量事实轻描淡写、此罪彼罪的区分标准不统一的误区,使该罪面临被轻易且过度适用而成为新的"口袋罪"以及定罪量刑上失准失衡的风险。应在认知上明确:一是该罪规制的行为包括相应预备行为的正犯化、相应帮助行为的正犯化以及一类新增犯罪共三类行为;二是对该罪"违法犯罪"罪状的理解应坚持限缩解释立场,切实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将其限定在已经构成犯罪或者"可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的范围内;三是但凡出现犯罪竞合时,均应以更严重犯罪定罪处罚。在制度上,最高司法机关应当对既有相关司法解释予以整合清理并发布指导性案例。

非法经营罪的多维度治理

作为"口袋罪"的代表性罪名,非法经营罪具有立法与司法等方面独特的产生语境,其本质上是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的兜底性罪名。司法实践中,该罪与其他罪名乃至其他兜底性罪名之间存在着规制范畴之争的实践危机。然而在我国转型期的背景下,非法经营罪仍具有其存在的积极意义。因此,应充分运用司法方面的治理路径,在此基础上采用刑事司法、刑事立法等理念多维度相结合,分层次、有阶段的路径对其进行有效的治理。

高校科研人员套取科研经费的刑法认定及防控对策

近年来,国家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赋予科研人员更多的自主权值得肯定。然而,现行科研体制下高校科研经费被套用现象时有发生,其行为涉及法律问题。从刑法学角度分析,高校科研人员依托科研项目从事科学研究,报销科研经费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属于从事临时公务或临时职务。根据教育部、财政部等国家机关的相关文件规定,科研经费属于公共财产或单位财产。高校科研人员利用报销科研经费的便利,套取科研经费的行为构成贪污罪或职务侵占罪。若虚开发票套取科研经费,则同时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应与贪污罪或职务侵占罪数罪并罚。在此情况下,如何激励科研人员合法使用科研经费、让科研经费真正发挥作用,需要进一步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对此,笔者建议提高科研人员的合法收入,大力发展社会组织捐助科研,改革现行高校科研人员职称评审机制。

非法经营罪“口袋化”的预防进路:实质违法性及其展开

非法经营罪在司法实践中容易出现“口袋化”,学界目前提出的解决思路不能为司法机关提供明确和有效的指引。为了预防该罪的“口袋化”,必须基于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合理界定其实质违法性。在实质违法性分析中引入社会性评价要素后可知,此罪以强化市场准入监管为规制核心。在引入市场准入法律制度这一其他法律评价要素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通过刑法教义学限缩路径,可以将此罪的实质违法性界定为经营者擅自进入7类行业和领域进而造成对市场秩序的实质性扰乱。

罪刑法定的明确性与口袋条款的合宪性审查

刑法是直接以限制或者剥夺公民个人的自由与权利的法律,因此刑法的行使必须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一经提出,就被上升为宪法的高度,在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原则中予以确认。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刑法规范必须明确,"不明确即无效"。按照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刑法中的口袋条款没有明确性,违背人权保障的宪政精义。

堵截非法经营罪口袋化的路径探析

空白罪状加堵截条款的立法模式造就了非法经营罪的自生缺陷,从而直接导致为了应对现实需要的司法解释的不断扩张,并最终由那些为追求办案社会效果的实际裁判者予以不断突破。为避免非法经营罪沦为口袋罪的命运,最根本的路径是从立法入手,严格界定非法经营罪的边界。现实的有效路径则是,清理现有关于非法经营罪的不合理的司法解释,严格限缩对非法经营罪的司法解释。最直接的路径则应从裁判环节入手,具体办案人员应坚守刑法作为最后防线的理念,反对在裁判中任意扩大非法经营犯罪范围。

论扒窃案件的特点与作案过程

扒窃案件的特点:(一)作案工具简单,技巧性强;(二)流窜作案,活动范围广,受害人员多;(三)结伙作案多,具有一定的反侦查伎俩;(四)作案得手后,迅速洗赃抛证,痕迹物证不易收集。扒窃作案的主要过程为:寻、跟、探、观、遮、窃、藏、估、逃、销。

“扒窃入刑”中若干争议的消解

扒窃入刑的必要性主要在于其扒窃行为的特殊危害性,"扒窃入刑"客观上无数额、次数、手段的限制,突破了盗窃罪以数额定罪的观念,但主观上应是基于窃取较大公私财物的故意,应从这两个方面把握扒窃的入罪标准。扒窃的既遂标准与一般的盗窃差异不大,但扒窃入刑使得扒窃未遂也受处罚。总之,《刑法修正案(八)》关于扒窃的规定,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司法实践中打击扒窃的困境。

非法经营罪的“口袋化”验证--基于2169份判决的判断

理论上,非法经营罪在立法层面具有“口袋罪”特征,但其在司法实践中是否存在“口袋化”倾向,则须科学考察一定数量的判决后,方能得出结论。以2169份判决为样本,通过对实践中司法机关援引、参照的法律规定的适用情况以及经营行为所涉及的商品或服务的认定情况的综合分析可知,司法裁判并未不当扩大“国家规定”的范围,也未突破行为实质违法性要求,因而不存在明显的“口袋化”倾向。由于该罪在立法层面具有“口袋罪”特征,为预防其陷入“口袋化”困境,应明确兜底条款规定的行为类型,并明确不同行为类型的认定规则与标准,从而为司法裁判提供明确且可操作的指引。

口袋罪视角下的寻衅滋事罪

寻衅滋事罪从流氓罪分化而来,不可避免地含有一些口袋化罪名的特征。对寻衅滋事罪的法律规定以及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案例进行分析时,可以发现其在法规范用语方面规定得过于模糊并且容易和其他罪名出现交叉竞合以及在司法实践中被滥用。为了减轻寻衅滋事罪的口袋化倾向,应该明确四种客观行为的成立条件,以及对网络空间中成立的两种类型的寻衅滋事的特别提醒和引导司法人员法律思维转变,坚持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规制路径。

新司法解释下寻衅滋事罪“口袋”的扩张与坚守

在当前刑法体制中,兜底性罪名是刑法废止类推原则到确立罪刑法定原则过程中的产物。作为一个具有口袋性质的罪名,寻衅滋事罪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刑事立法上,具有罪名与犯罪构成的法定性;刑事司法上,具有构成要件要素解释的必要性。信息网络空间既有"工具属性",也有"公共属性",新司法解释对"公共场所及其秩序"的解释是有权解释,使该罪名的构成要件要素更加清晰,其口袋并未突破。

从“兜底条款”和“新口袋罪”看刑治主义的法律传统

刑事法律的泛化仍然是刑法中的顽疾,大面积的“兜底条款”意味着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随时可能因为情势的需要,被追究刑事责任;“新口袋罪”的出现依然威慑着法无明文规定的作奸犯科者。任何制度上的选择都带有文化的印记,“兜底条款”与“新口袋罪”正是刑治主义的传统文化的制度表达,即希望刑法能够包罗万象、解决一切问题,尽管根据罪刑法定的要求,犯罪圈应当确定,法无明文规定则不为罪,但立法者总是更多的依赖刑法来达到社会治理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