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歌录考辨

唐人作有不少歌录,两《唐书》未录唐人歌录的原因是缘于其追求雅正的修史标准,这从其对唐代燕射歌录和燕射歌辞的有意舍弃就已清晰反映。而这样的收录原则也直接影响到了后世歌录的编撰,如郭茂倩在编撰《乐府诗集》时就在燕射歌辞一类中对唐代燕射歌辞一首未录,而将其大量归入专收隋唐以来杂曲的近代曲辞。唐代歌录的留存样态较为复杂,唐人有时会把歌录叫作乐录,而有些收录歌辞的诗集却又不以歌录命名,有些名为乐府的典籍虽然也载录了一些唐人乐府诗,但又不一定是唐代歌录。

杖锡泛海: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南线高僧交往特征谫论

中土对外文化交往具有诸多方式,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以海上丝绸之路的视角切入佛教文化交流成为新的关注点。拟以宗教宽容且对外开放的唐朝为例,结合僧传与相关史料筛选海上丝绸之路南线致力于交往的中外高僧,从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发凡,探讨此阶段沿海路传法与取法高僧群体及行为的若干普遍性交往特征,解析交往特征下的内外因素,并对未来人间佛教学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新发展提出设想。此外,对交往特征的多层面探源也组成了大唐社会及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缩影”,冀以作为观察当时社会风貌与国家交往的新窗口。

日本天理图书馆藏珍善本唐代诗文集叙录

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唐代诗文珍善本文献包括别集三十种、总集九种,就版本类型与质量而言,有古写本、抄本、宋元及明清刊本、活字本等,其中,南宋刻本《刘梦得文集》被纳入“日本国宝”,唐写本《赵志集》被认定为“日本重要文化财”,不仅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同时对唐代文学与文献的整理研究亦具有重大意义。通过叙录的撰写,以期为国内外唐代文学文献的整理研究提供有用的图书版本信息。

北宋“话”体诗学论辨

“话”体诗学批评兴于北宋,其传统有二:一是诗学批评传统,二是诗学叙事传统。前者表现为以诗人诗作诗艺为具体批评案例的诗学批评、艺术探讨,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评论性因素,诗话著作因此而在后世目录学中被归于“诗文评”类;后者表现为讲述诗人诗作的故事或考征典实,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史实因素,诗话因此而始终“体兼说部”。该文首先考察诗话与多种文体的渊源关系,其次考辨《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古今诗话》、《诗话总龟》,提出三书一体同源的看法,澄清了自宋人以来的一些误解,并比较其与《渔隐丛话》体制形态之异同。

由《全唐诗》的考察看中唐“列锦”辞格发展演进之状况

中唐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时期,也是列锦辞格发展演进的重要时期。中唐踵继初唐与盛唐,在列锦模式上又有了四种新的变化。列锦辞格在中唐的运用是相当普遍的,它对诗歌作品意境与画面感的营造,对诗歌韵律美的营造,都有很大作用。不过,中唐诗歌中虽然列锦辞格的运用相当普遍,但也有许多形式上类似列锦而实非列锦的辞例,这种情况是需要予以厘清的。

唐代采诗制度及其与元白新乐府创作的关系

唐代存在太常卿采诗和风俗使采诗两种形式的采诗活动,盛唐和中晚唐可能也存在太常卿采诗制度,唐无采诗之说不确。元白创作新乐府,其直接背景即是初唐既已存在的采诗制度,白居易希望在中唐恢复采诗制度,以使其新乐府在流传到民间后为朝廷所采集,从而起到讽谏的作用。但元白新乐府最终未曾入乐。

唐代僧诗概论

唐代僧诗是整个唐诗中特殊的一部分,它的存在是唐佛教兴盛、诗歌繁荣,并相互影响的结果。作为其主要创作者的诗僧主要出现于中晚唐的江南地区,有着文士和僧人的双重人格。唐代僧诗以其独特的文学品格对唐诗的繁荣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唐宋时期九华山高僧考论

文章以崇祯版、乾隆版、光绪版《九华山志》为主要文献,参考陈岩《九华诗集》原注、陈蔚《九华纪胜》等资料,考察与整理九华山唐宋时期二十余位高僧的历史记录,略显唐宋时期九华山之高僧及其活动状况。

绍嵩《江浙纪行集句诗》对《全唐诗》校勘、辨重和辑佚的文献价值

南宋陈起编《江湖小集》中的释绍嵩《江浙纪行集句诗》历来少受古代文学研究者的关注,虽然《全唐诗补编》、《全宋诗》从中辑出了部分诗人的佚句,但对其文献价值尚无人研究,本文拟就其对《全唐诗》的校勘、辨别重出作品和辑佚作一些探讨,挖掘绍嵩《江浙纪行集句诗》被学人忽视的文献学价值。

隋唐高僧与儒学

隋唐高僧涉览外典,兼通儒学者甚多,他们与儒学之因缘各有不同:一是禀承家学,淹贯儒家经典;二是出家前在地方学校业习儒家经典;三是出家后在佛教寺院兼习儒家经典。积习所染,兼通儒学的隋唐高僧在翻译经典、讲习经义、著书立说的过程中,往往参以儒义,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扮演了独特而重要的角色。高僧儒佛双修是隋唐时期儒佛融合的典型表现,是隋唐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

《宋诗钞》与清初宋诗风的兴起

《宋诗钞》的编选、刊刻及流传是清初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件。《宋诗钞》被广泛赠送京师著名诗人,为宋诗风由京师向全国的传播打下了基础。吴之振、吕留良的宗宋诗论,尤其是对江西诗派的推重,大大促进了宗宋诗风兴起的进程。

隋唐高僧与中国书法

隋唐佛教僧侣中,许多高僧以书法独步方外,闻名于世。隋唐高僧书法家名人辈出,大有群星灿烂之势,一方面与隋唐书法文化大潮休戚相关,另一方面又与隋唐佛教大发展密不可分。隋唐佛教的兴盛,吸引了士大夫和书法家盘桓佛教寺院,他们在佛寺留下了珍贵的墨宝书迹,为僧人学习书法提供了难得的范本,成为隋唐高僧书法家成长的温床。隋唐佛教的盛行,引起全社会对佛经的大量需求,抄写佛经,风气日炽,成年累月地写经促使僧人书法艺术不断提高,高僧书法家随之脱颖而出。隋唐高僧书法家率皆以草书知名闻达,他们的最大成就在草书,其书毫无"方外气",反而光芒四射,影响久远,这源于他们对书法艺术的不断追求,精益求精,还贵在不落窠臼,求新求变,由此决定了隋唐高僧书法家在中国书法史上应有一席之地。

《御定历代题画诗》匡谬

由清朝陈邦彦等人奉敕编辑校刊的《御定历代题画诗》是一部大型的专类诗集。该书唐人题画诗部分全由《全唐诗》中辑出。由于该书编选者过分依赖《全唐诗》 ,忽略唐人著作等原始资料 ,加之该书选诗标准的缺失、编选方法的不当以及编选、校订人员的疏忽 ,从而造成了严重的失检现象。本文就此对该书唐人题画诗部分做了初步的辑遗纠错的整理工作。

《丁卯集》对晚唐政局的反映

许浑《丁卯集》的思想内涵并非如传统上所认为的徜徉山水、遁世绝俗那么单纯。济世思想或明或暗地贯穿了诗人的一生,反映到诗歌创作中,就形成了《丁卯集》丰富的题材和深刻的内蕴。突出的是对宦官把持朝政、藩镇拥军割据及皇帝荒淫昏庸等晚唐重大的政治问题都有较为真切的反映和客观的评价。

论唐代的内供奉僧

内供奉僧滥觞于唐玄宗设置翰林院,从此始有僧人入内谓之翰林待诏,供奉朝廷。在唐代,把侍从皇帝左右的高僧大德习惯上称为“内供奉僧”,似与把侍从皇帝左右的近臣称作“内供奉官”如出一辙。内供奉僧是佛教与唐朝政治结缘的产物,深刻反映了唐代皇权政治对佛教的某种需要。唐代内供奉僧出入禁省,或亲承顾问,或讲经化导,或斋戒诵经,或论难儒、道。他们还长期积极活动于宫禁之外,临坛度人,传扬经典,弘扬佛法。内供奉僧借助其特殊身份,为佛教在唐代的繁荣发展赢得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并为佛教在唐代的发扬光大做出了积极贡献。内供奉僧还在唐代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唐代政治领域到处留下了内供奉僧的身影。

从几部唐代唱和总集看刘禹锡的唱和诗

唱和是唐代诗人创作的重要形式之一,唱和集几乎占唐代诗歌总集的三分之一。与刘禹锡有关的唱和总集有九部,尽管这些总集均已散佚,但通过文献考察和辑佚钩沉,我们能从中了解刘禹锡交往唱和的以下情况:九部唱和总集中,现在尚存世的诗歌在350首以上;与其交往唱和的诗人较为广泛,由此可见其在中唐诗坛的地位和影响;通过唱和交往,可见其与白居易等人之间深厚的友谊。

古籍疑难字考辨十二则

论文对《全唐文补编》《全元诗》《徐渭集》等古籍中的■等12个疑难字从文献使用、字形演变及异文佐证三个方面进行了考辨,沟通了字际关系,扫除了这些疑难字在准确理解诗句意义方面造成的障碍。

唐宋词律辩正

清代初年《词律》与《词谱》的编订,为词体的格律建立了规范,但它们不仅误收一些其他韵文为词调,又失收一些词调,在细致分体时亦遗漏有重要的别体;此外在调名、分体、韵位、断句、分段及字数等方面均存在不少讹误。按照律词的观念对以上问题进行清理与辩正,有助于制订新的词谱,并由此建立新的词体规范。

王渔洋《十种唐诗选》与《唐贤三昧集》成书之诱因——浅析康熙二十二年文酒之会

康熙二十二年,王渔洋、徐乾学、汪懋麟、王又旦、陈廷敬五人进行了一次文酒之会。这次文酒之会是"诗坛圭臬"王渔洋编选《十种唐诗选》与《唐贤三昧集》两部唐诗选本的直接诱因。但王渔洋编选的《五七言古诗选》应成书于这次文酒之会前,而非学界通常认为的文酒之会后。认真分析那次文酒之会的内容对理解王渔洋选本有重要意义。

《广群芳谱》的文献价值

《广群芳谱》作为清人编撰的大型类书,在古典文献方面也有重要参考价值。《广群芳谱》在整理研究《全唐诗》方面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能够为作家、作品研究提供新材料,发现一些散佚作品,研究者应当重视《广群芳谱》在古典文献方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