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昭明文选》为何不录汉代郊庙诗——以萧统双重身份为视点

《昭明文选》最为广泛接受的选文原则“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在指涉其所录的郊庙诗时,说服力并不十分强。汉代郊庙诗创作兴盛,然而萧统在《文选》中并未收录。萧统作为君子文人与太子储君的两个身份使得他会更倾向内容、用乐等方面符合古制的作品,而汉代郊庙诗在内容上多述灵异祥瑞、用曲不择雅曲,并不符合萧统双重身份影响下的录用标准;再以《文选》所录颜延年的作品进行对比,其内容、风格遵从古制,足见萧统之录文原则。

唐诗与唐乐的匹配规律初探——以七首唐诗与唐乐匹配为例

通过对传世唐谱与唐诗的诗乐匹配实践可以发现,七言诗更宜与4/4拍曲子匹配,五言诗更宜与2/4拍曲子匹配,六言诗更宜与4/4拍曲子匹配。七言诗句与4/4拍乐句匹配的标准模式为“■××○|×××○”,五言诗句与2/4拍乐句匹配的标准模式为“××|■×”,六言诗句与4/4拍乐句匹配的标准模式为“××××|×○×○”。标准模式外,诸诗乐匹配亦有所变化。不论“由乐以定词”,还是“选词以配乐”,唐诗与唐乐匹配的主导皆在诗而不在乐。其直接原因是诗句固定的朗诵音节节奏决定了乐句拍节节奏的被动、弹性适应,根本原因是诗句各音节朗诵时值长度对音节节奏产生的规定性,而诗句的意义节奏是对各音节朗诵时值长度限定的关键。

钱钟书《宋诗选注》注释体例探析

本文在对《宋诗选注》的注释材料进行归纳分析的基础上，结合钱钟书先生有关诗歌注释的相关论述，分别从明出处、校对、注音、注义、注典、注史事、串讲语意、注诗艺等八个方面总结了《宋诗选注》的注诗体例，意在探寻钱先生的诗学主张和审美兴味。

古诗词曲英译中声音文化的展现

声音美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声音美是指通过平仄、韵脚等达到的韵律美。大多数学者重视狭义的声音美而忽视了另一种声音美——广义的声音美,即声音的文化内涵美。在古诗词曲里,不同鸟类在不同情境下其叫声引发的联想意义是不同的,本文以此为例,从声音文化内涵意义的角度来探讨如何展现诗歌的声音美。

崔颢、李白名诗格律研究

唐人崔颢《黄鹤楼》和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两诗是流传千古的名诗。崔、李及同时代人均未说是七言律诗,然而宋代至今均有学者大家硬说崔、李之诗为七言律诗。本文根据七言律诗平仄格律规则,详论崔、李之诗不是七言律诗,而是七言古诗。

建国后新诗格律探讨的回顾与思考

通过对建国之后几次新诗格律研讨所进行的回顾与反思，可以看出在现代汉语条件下重建诗歌格律的艰巨性和必然性，所得出的结论是：现代汉语语音标准应是重建现代汉语诗歌格律的唯一语音标准，对现代汉语声调重新进行科学的平仄划分是建立现代汉语诗歌格律的首要条件，现代汉语诗歌格律应当是对近体诗格律的扬弃与发展。

唐宋词律辩正

清代初年《词律》与《词谱》的编订,为词体的格律建立了规范,但它们不仅误收一些其他韵文为词调,又失收一些词调,在细致分体时亦遗漏有重要的别体;此外在调名、分体、韵位、断句、分段及字数等方面均存在不少讹误。按照律词的观念对以上问题进行清理与辩正,有助于制订新的词谱,并由此建立新的词体规范。

唐代格律诗的体式规范性

唐代诗人创建和完成的近体诗即格律诗,不论时代内容和诗艺创造,都蔚成辉煌鼎盛的艺术奇观。而在诗的格律运用上也成为后世体式规范,一千多年中成为格律诗的实践认定的标准。对于依据唐代格律诗用韵的经验而标列的"平水韵",以及现代汉语普通话音韵为据的"新韵"进行了古今的比较。特别对今人写作旧体的格律诗,如何认识与实际处理体式与格律中的一些问题,如五律的"孤平"、七言排律体式的局限性等,都发表了不同寻常的见解。

重涉:典律的生成——当前新诗问题的几点思考

以新诗百年反思为切点,对新诗之"新"重新发问。指认当代新诗问题的关键,在于以随意性不断打破应有的局限,只见探索,不见守护,只求变革,不求整合,造成标准的丧失与本质的匮乏,量的堆积而致品质的稀释。由此提出重涉典律、追寻本体、收摄汉语诗歌之语言根性以求"安身立命"的诗学命题。

诗歌法则的批判与重建——论王夫之的《古诗评选》

王夫之的《古诗评选》以对传统诗歌法则的批判和重视建构为主要目的,因而对代表性诗人的分析重点在于该诗人所代表的诗歌范型和诗美理想,也非常注重确立各诗体创作的"元音"。但由于王夫之持诗歌退化观和遵循文体互参"以高行卑"的规则,其对"诗则"的批判与重建总体效果不大。但其注重对基本概念的思辨以及系统论证,仍然是他有别于其他人论断式的诗话、诗选、诗评的鲜明特点。

“形式”的解放:洞见与盲视——胡适的“白话”主张和“新诗”理论

从胡适和梅光迪、任鸿隽的两次争论入手,对胡适弃文言用白话的立论依据进行了历史和理论的梳理。胡适从思考中国文学“有文无质”的弊病出发,为“白话”文学凝聚了“说法”,这是一种把文学变革落实到语言形式的革新方案,但胡适把白话的“达意”直接移用到“新诗”时,混淆了“诗法”和“文法”的区分。

缪斯的虔诚守护者——论万龙生的诗歌创作

在现代格律诗的创作领域,诗人万龙生进行着孜孜不倦的探索。他怀着对诗神缪斯一颗虔诚的心,真挚地歌唱出对诗歌、对生活、对情感的炽爱与感动,他的诗歌创作为促进中国现代格律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唐代题画诗对题画诗体例的开创之功

中国诗与画的融合在唐代取得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进展,唐代题画诗集中反映出了这种进步。它开创和奠定了题画诗的基本体例,使题画诗作为一种特殊的诗歌品类得以成立。唐代题画诗的开创之功主要表现在:它拓宽了题画诗的诗体范围,各体齐备,改变了前代仅局限于以四言和五言诗的画赞、咏画诗题咏的局面,尤其是以律诗评画,对诗与画的结合有重要的意义;在题画方式方面,出现了自画自题和画上题诗的题画方式,并基本完成了评画赏画手法上的探索;从题画诗人来看,唐代的杜甫、白居易和刘商为后人树立了三种不同意义的典范。唐代题画诗对题画诗本身的发展和中国文人画的形成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杜诗详注》与《读杜诗说》叶音考辨

本文分析了清人施鸿保《读杜诗说》针对仇兆鳌《杜诗详注》叶音改读的十余条考辨,指出《杜诗详注》多用叶音改易平仄以就律,一方面导致注音错误颇多,另一方面导致其所注"一作某"往往无本可据,徒增分歧。

论唐代七言古体边塞诗的声韵特征

检索和考察唐代七言古体边塞诗 ,发现在各种诗体并存、各擅胜场的唐代诗坛中 ,七言古体边塞诗独树一帜 ,既深受古诗泽被 ,体式自由不羁 ,又浸润于格律诗潮 ,具有律化趋势 ,呈现出独有的艺术特质 ,最适宜表现边塞题材 ,因此成为唐代边塞诗成就的主要代表。

朝鲜李朝正宗李祘所纂中国文献类考

中国传统文化对东亚影响甚巨,古朝鲜李朝正宗李祘便是接受此影响,又以国主之尊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好例。李祘对中国经史子集都有研究,于朱熹之学用力最勤,著述颇丰。朱熹的哲学、文学思想对于朝鲜中、后期的政坛与文坛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与正宗的学术努力分不开的。正宗还亲自编选了《杜陆千选》、《(杜陆)二家全律》,又命文院编《杜律分韵》,命弘文馆编《杜陆律分韵》,于研究杜甫、陆游诗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正宗以其接受、传播中国文化的实绩,证明自己是"拿来主义"的高手。

吴宓《欧游杂诗》的欧洲印象与诗体意识

吴宓对欧洲的浪漫化书写,既有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阅读经验的影响,又有中国文化立场出发的过滤与重构,最终形成了以爱情理想主义与道德理想主义为中心的欧洲印象。在诗歌形式方面,《欧游杂诗》以五言古体的杂诗形式去模仿拜伦叙事诗的结构与风格。

闻一多诗学的价值

闻一多是现代汉语诗体形式最主要的建设者。他新诗形式的基本思想是打通中西诗学 ,在借鉴西方诗学与中国古代诗学特别是律诗形式的基础上 ,以现代汉语为材料 ,进行多种格律形式的构建以建立现代汉语诗体形式。

论苏诗赵夔注

作为南北宋之交时期较早的苏诗注本,赵夔注在当时有重要影响,长于诗学阐释与历史阐释。赵夔首先对苏诗的用典方法作了详尽的总结,主要分为用字、用句法、用事、用意四种,在注文中予以详细地分析,并评论了苏诗的艺术特色。赵夔注还重考证引发苏诗创作的事因,从而解释题旨。赵夔还以本事为基础,对使用了直陈其事和用典等各种不同方法的诗句都予以准确的解释。赵夔注在苏诗研究史与宋代诗歌注释史上皆有重要意义。

论吴宓的诗

吴宓的诗歌创作选择的是“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道路 ,“新材料”即“一时一地之生活感想”,反映了他思想与情感的矛盾和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旧格律”则为其诗歌的表现形式 ,虽在艺术上有一定成就 ,但因才力所限与炼意炼字功夫的欠缺 ,颇多不足。吴宓诗歌的特征与研究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