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汤显祖早期诗风之“清”——以《红泉逸草》为例

《红泉逸草》是汤显祖最早的一部诗集,收诗76首,诗集整体展现出“清丽”“清虚”的风格特点。汤显祖早期“清”之诗风的形成与其早年受六朝“清”之审美风尚及道教思想影响相关,其诗作内容上对清新自然之山水风光及清虚淡远之空灵仙境的描绘,艺术手法上对清丽意象及色彩字、动词的灵活运用则使得“清”得以展现。汤诗这种“清”的特质打破了当时前后七子一味拟古蹈袭的诗歌风气,在明代诗坛上大放异彩。

论杜甫退朝后的曲江饮酒诗及其醉中史笔

杜甫长安为官期间因被疏远而内心苦闷,退朝之后常在曲江饮酒,写下了许多醉饮的诗歌。其中《曲江二首》中的“朝回日日典春衣”“苑边高冢卧麒麟”“人生七十古来稀”等诗句,是杜甫生平少有的狂言醉语,因而也形成了杜甫诗风的别调。然而,“朝回日日典春衣”并非实写,是杜甫“懒朝”情感的夸张表达;“苑边高冢卧麒麟”是基于汉武帝故事而对玄宗皇帝晚年处境的悲叹;“人生七十古来稀”则是表达自己不能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无奈。杜甫的狂态虚中有实,醉中有真,形象地再现了唐王朝的盛衰之变对其人生的影响。虽为杜诗之别调,实为杜甫独特的诗史笔法。

慷慨任气与雅正平和——论董其昌馆课诗的两种风格

董其昌是晚明最负盛名的书画家,在文学创作上也取得了不俗成就。他在翰林院任庶吉士期间创作的馆课诗,虽沾染有歌功颂德的典丽之气,但整体上表现为慷慨任气与雅正平和两种风格,部分诗篇的风骨气象与同题材的唐诗相比也不遑多让。探究董其昌创作的馆课诗,不仅有助于了解他杰出的文学才能,对研究他早年的心境也大有裨益。

杜甫古体诗典范地位在江户后期形成的一个侧面——论赖山阳的杜诗批点

自明人邵傅《杜律集解》在江户时期流行以来,日本杜诗学者大多将批评的目光放在了杜甫的格律近体诗上。生活在江户后期的赖山阳是第一位大量批点杜甫古体诗歌的日本文人。其批点将杜诗与原先的古体诗范式进行了比较和评判,重新定义了杜甫古体诗的格调渊源,大量阐发了杜甫古诗中忠君爱国、政教伦理的思想内容,从而有意自文学本体与内在精神两方面树立起杜甫古体诗的典范地位。文章从赖山阳的杜诗批点切入,考察了杜甫古诗典范地位在江户时期形成的一个侧面,进而归纳日本杜诗学在江户后期的特点及新变。

李白《古风五十九首》诗题篇数定自何人之探讨

李白《古风五十九首》诗题的命名和篇数的形成,前人、今人多有研究。探及《古风》诗题、五十九首篇数(一并涉及《草堂集》命名)的确定出自李白自己,而非他人;“五十九”之数,自《草堂集》、乐史《李翰林集》、宋敏求《李太白文集》以来,直到宋蜀本、杨齐贤萧士赟注本、王琦注本,是一个传承的不可更改的定数,其源自《黄帝内经》“五十九刺”“五十九俞”针灸疗治人体病疾之方,李白《古风》以之为数,昭示其针砭时弊、刺乱救世之志,命意极深。

唐代文献中“新样”的程式探析

作为唐代纺织品纹样之一,“新样”多见于唐代正史和唐诗等文献,这些文献提供了许多可研究的信息。文章选择相关正史和唐诗为研究基础,对“新样”的创制时间地点、应用载体和表现技法进行分析,并结合唐代实物总结出其艺术特征,探析其流行原因。研究结果表明:“新样”有可能在7世纪下半叶至8世纪初于益州创制,被广泛用于锦、罗、绫、绢等丝织品上,主要表现技法是织造和刺绣。“新样”的题材以中国特色花鸟为主,花鸟造型生动写实,组织形式灵动自然,在浑厚庄重的大唐气派里,透出了轻快活泼的情调。织绣技艺的发展、社会风气的影响和时尚审美的追求促成了“新样”在唐后期的流行。

“连行诗”命名的合理性研究——以陈东东的《七十二名》(组诗)为中心

不论是中国的古诗词还是自外国传入的现代诗,分行作为显性的外部特征,一直都是构成诗歌的重要条件与标准。陈东东提出“连行诗”的这一概念冲击了大众对于诗歌秩序的认知,将诗歌文体的定义重新聚焦于内容本身。在表现方式上,“连行诗”纠正了诗歌鉴赏对于形式的过分依赖,打破了旧有的分行标准,给予诗歌新的表达自由;在审美层面,“连行诗”纠正了过分私我化的表达趋势,强调日常的主体思索与精神表达,推动了检视原则的变更;在文体本身的定义中,“连行诗”的命名引出了诗歌的独特性与情感内核,缓和了变更引发的焦虑。在各个层面的质疑之下,“连行诗”作为形式本身已具备了诗性的意义。

强力意志者与“昌耀体”:昌耀新诗的叙述主体和诗体建构

有没有建构现代性主体,是区分新诗与旧诗的要件。百年来的中国新诗建构了形态各异和内涵丰富的现代性抒情主体与叙述主体,彰显了新诗成就。在中国新诗主体建构谱系中,昌耀新诗建构的是具有主体间性和强力意志的叙述主体,而非通常意义上的抒情主体。它们主要是通过“受祭”和“施祭”的“祭祀”方式建构起来的,具有超人般的强力意志,时而以“我”的形象直接现身,时而隐身于“非我”并使之代为发声。与此同时,它们又是通过辨识度极高的、冥想性的、糅合的、史诗性的和青铜色的“昌耀体”得以完成和呈现的。尽管存在诸如“刻奇”之类的不足,但昌耀新诗的强力意志叙述主体与“昌耀体”互为动力、相互塑造、彼此成全,具有充盈的现代性和卓杰的独创性。

晚唐离别诗的盛唐余韵

“盛唐气象”是指盛唐诗歌呈现出的整体风貌。晚唐的许多离别诗延续了盛唐气韵,其意境或宏阔壮大或自然清新,其情感或昂扬健朗或冲淡平和,其气韵浑然流转,这些都鲜明地折射出盛唐气象。出现这一情形的原因包括:儒家思想的影响,诗赋取士和军功制的影响,诗人性情及人生经历,诗人主动追求盛唐的审美风格。

传统的再造:《唐诗六言画谱》的诗歌与图像

《唐诗六言画谱》是明万历年间诗、书、画三者精妙配合的画谱,共收录六言诗58首,18首无配图。画谱所录六言诗大部分为伪作,或改换唐人诗题、作者;或据五七言改写;或自创。编刊者选录8首署名李白的诗歌以及较多的中晚唐诗,力图在保持唐诗风貌的基础上,呼应晚明扬李抑杜、宗尚中晚唐诗风的特色。《唐诗六言画谱》以图配文,诗与画大部分是全景式画面的一一对应,着重细节呈现,还使诗人入画,试图呈现诗人创作整体情境,展现画家对诗画转译的新理解。《唐诗六言画谱》的新变化源自期待读者群体从“士”扩大为“四方鉴赏者”的拓展,刊刻者希望为读者群体提供印证式的阅读体验,使其享有解密式的阅读快感。相对于因“卧游”观念风行的旅游绘本,画谱提供了更为纯粹的艺术世界。

清人“三四拗救”说对唐近体诗律的误读

明代平仄格谱与“二四六分明”口诀的出现奠定了明清近体诗律体系的基础,也将唐近体诗常用句式“平平仄平仄”排除在标准句律样式之外。为此,清代学者提出“四拗三救”与“三拗四救”两种方案以重建“平平仄平仄”及其衍生句式在唐近体诗中的合法性。然而,通过史论考辨与量化分析发现,清人“三四拗救”说存在理论上的局限。《全唐诗》中“平平仄平仄”的节奏以“2+3”为主,在削弱第四字节律地位、改变音节长短的同时延续了汉语诗歌平仄相间的审美追求,体现了句律节奏受语法结构与韵律传统的双重影响。“二四六分明”的归纳与“三四拗救”的补缀反映了明清学者在致力于建构统一诗学规范下对唐近体诗律的误读、规约与再造。

再论苏轼词的词史定位——兼及如何打破“婉约”“豪放”二分法

词学史上对苏轼词的定位,主要有“豪放词”“以诗为词”“东坡范式”三种重要说法。“豪放词”从风格论出发,并不能完全涵盖苏轼词的全部艺术特质;“以诗为词”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亦非苏轼所独有;唯有作为传统“体派论”的现代发展的“东坡范式”,最适宜作为苏轼词之词史定位的总结性词汇。同时,既然“豪放词”一语已不足以概括苏轼的词史定位,那么“婉约”“豪放”二分法也自然应被扬弃,而打破这一“二分法”,并不意味着否定“二分法”这一极具简洁性的思维方式,寻找更具学理性、更符合唐宋词实际的“新二分法”取而代之,才是真正的破旧立新之道。

曾大兴教授的柳永研究——以柳永的“人品”和“词品”为中心

自北宋至20世纪90年代以前,关于柳永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品”问题,二是“词品”问题。曾教授通过文献考证和文本细读,首次把柳永的生平和创作分为三个时期,把柳永对歌妓的态度作分期研究,在此基础上借鉴心理学的人格结构理论分析柳永对功名的态度,指出其则是以儒家的入世精神和市民的享乐意识之互补为特质;再就柳永自述和前人词话的有关记载,揭示柳永所遵循的是一条与歌妓乐工合作的创作道路,这就决定了他的作品必须适应歌妓的演唱需要和满足普通市民的审美情趣。

微言何以相感:春秋赋诗的内在理路及辨体观念

春秋赋诗,是春秋时人在多种不同场合,主要是在外交宴享盟会上,以微言相感,借赋诗来表达志向、实现潜在目的的言语行为。“微言”,实际上包含委婉曲折的言辞、隐晦的言辞、精妙的言辞和简略中包蕴大意的言辞等多个方面的含义。春秋赋诗作为一种间接言语行为,实际上是赋诗者的志向、目的间接实现的过程。他们在表面的酬酢、客套之下,掩藏着或求援、或结盟等的真实目的。赋诗者意图或目的的顺利实现,是在很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比如得体的言说方式、对《诗》的熟知熟用和对语境的深切体察等。春秋赋诗是中国人言说方式的普遍象征,它对后世中国文学、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在深层次的思维方式上,歌诗必类的赋诗原则也与后世文章辨体间存在着相通的关系。

放翁的词之体认及实践:由“渔歌菱唱”说起

陆游后期诗词主要书写“渔歌菱唱”的乡村世界。词之传统本为花间酒边,放翁笔下的“渔歌菱唱”其实是“以诗为词”的“破体”尝试。诗体更适于书写乡村生活日常,陆游晚年不再作词,继而以诗的形式书写“渔歌菱唱”,这符合他的诗人身份,也侧面显示出他对词之“正体”的尊重。

论王阳明“秀逸有致”的诗风

王阳明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军事家、教育家和文学家,其诗歌创作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秀逸有致”是王阳明诗歌最突出的风格,尤其是王阳明涉及山水、隐逸题材的创作,更具秀美、洒脱、有情趣、富于哲理的特征。王阳明山水诗在继承六朝以来审美传统的同时,又展示出创新。王阳明追求的清空之美,是一种心灵境界的外化,展现出强烈的主体精神。在创作技法上,他善用气与光影,结合天气及节物的描写,详细刻画气的种种形态与固化的山间景象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铸造了一个清丽、秀美的诗歌世界。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与人生情感都是“秀逸有致”诗风形成的重要因素。

现代体验的古典书写:中野逍遥汉诗的定位与再评价

明治时期汉诗人中野逍遥将一种全新的"失恋"体验付诸汉诗书写,呈现出激烈的情感表达与语法突破,同时期的评论家多将其视为对汉诗传统的背离,并与当时的新体诗相提并论,这一观念也在此后日本学者的研究中得到继承.然从文本、典故、命题、语法等层面来看,逍遥的书写并未脱离古典诗歌体系的框架,而是以香奁体的形式构成了对现代性恋爱体验的书写;又因其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后继者自居,故在明治这一新旧交替的时代深感传承的责任及失落的痛苦.大町桂月等人的解读带有特定时期的西化意识形态色彩,过度强调其革新的一面而未呈现其身为汉诗人的全貌.突出逍遥诗作在古典与现代的夹缝中游离、挣扎的样态,或更能凸显其身为文学史特定时期作家的典型性与复杂性.

文体递变:钱钟书的文体史观念

文体史观念是钱钟书文体学思想和文学史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文体史料极为丰富,主要包括“诗文各体原出五经”的文体源流论、“艺事之体随时代而异”的文体发展观、“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的唐宋诗体之争三个方面。其特征体现为:从文体史的视域看待历代文学史观念,文体文献学上的价值与贡献,文体史观念上的辩证与通达,打通古今中西的文体学比较方法,等等。钱钟书的文体史观念体系所体现打通古今中西的文体通变观,正是其文学通变观和文化通变观的集中反映,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

从论“以文为诗”看钱钟书的文体观念

文体观念是钱钟书文学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关于“以文为诗”破体现象的文献载录和文体批评最为代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态度倾向。他在极力称赏韩愈之以文为诗的基础上,追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其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二是《宋诗选注》所论宋人“以文为诗”。体现了钱钟书对于宋诗有别于唐诗的瘦硬生新风格的肯定,这一宋诗风格的形成与欧阳修、王安石、杨万里、黄庭坚等继承陶渊明、韩愈以来“以文为诗”的创作原则和破体理论息息相关。三是“同光体”与清代“以文为诗”。涉及“同光体”与清初宋诗派及其吕留良的渊源、论“同光体”成员及其与“桐城派”的关系以及论“同光体”所谓“学人之诗”的特征及源流等。四是论“以文为诗”之“革故鼎新”和“演变之原”的发展规律。涉及钱钟书为何肯定“以文为诗”,其原因在“文体递变”的文体发展规律;《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所论“以文为诗”,可见他的文学史发展观念;称“艺术之宫是重楼复室、千门万户,绝不仅是一大间敞厅”,体现了他的文体通变观等。

清代江西地域诗学的宗宋特征

清代江西诗学有多种诗风取向,但其中最主流的是宗宋倾向。有清一代,产生很大全国性影响的江西诗人,如蒋士铨、吴嵩梁、曾燠、乐钧、黄爵滋、陈三立等人都有很强的宗宋倾向,可以认为,清代江西地域诗学的主导特征便是宗宋。从江西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看,“宗宋”对清代江西诗坛而言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诗歌取向,也是清代江西诗人们对江西地方文化的一种“致敬”与“传承”,无论是本土江西诗人,还是外省来赣诗人,都注重传承江西地域诗学传统中的宗宋成分。再加上科举考试与程朱理学等因素的影响,就使得清代江西地域诗学呈现了显著的宗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