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诗可以怨”之本义及其悖论解读

孔子在仁德修养方面不主张怨,但在事君政事方面却是主张怨的。"诗可以怨"的本义是士人借用诗三百以讽谏政事,且并未有"怨而不怒"的要求。"诗可以怨"这一看似与孔子仁德相悖的主张,实质上却正是孔子推行仁德、以仁为本的政治实践的表达。它体现着孔子道统观念与一家一姓王朝政统之间的拉锯与抗衡,为士人阶层的品格塑造与参政途径提供了理论依据。

歌诗必类的观念与乐府的不合不类

同一歌题的古乐府与拟乐府的内容没有限定,歌题与内容不合不类是常见现象。学术界一般认为产生不合不类现象的原因是只限延用旧曲旋律,不限歌辞内容。然而乐府歌辞内容的不合不类在先秦雅乐中就已经存在,歌诗必类就是要求歌辞内容的相合相类,但实际上歌诗不类是常见现象。乐府能够接受不合不类就是因为先秦雅乐已经存在歌诗不类的普遍现象。

从隐士之梅到家国之梅——论李龏《梅花衲》集句咏梅模式之一

李龏《梅花衲》所集林逋咏梅诗8句,集苏轼咏梅诗10句,从中可以看出从林逋到苏轼咏梅诗的价值走向经典,尤其是体现了林逋咏梅诗意象的经典化;《梅花衲》还多方面刻画了梅的立体形象,凸显了梅花之冰雪精神与高洁品性,以梅花来寄托漂泊不定的身世之感,寄寓无限感伤之情;厘清了从梅之精神到人生志趣、家国之恨的梅花诗的发展脉络。

《黔诗纪略补》之“补”的意义——以谢士章诗为例

《黔诗纪略》和《黔诗纪略后编》是贵州诗歌总集的集大成之作,附于《后编》之后的《黔诗纪略补》属"黔诗纪略"系列之三,它收录了未见于《黔诗纪略》的明代诗人谢士章的诗歌六十八首。谢士章复杂的身世、诗作曾遭禁毁的客观事实以及其在诗歌创作上的较高成就决定《黔诗纪略补》作为一部辑补性质的总集具有重要的意义。

翁方纲《苏诗补注》的文献价值与注释成就

清代著名经学家、金石学家、诗人翁方纲所撰《苏诗补注》,以宋刊施、顾《注东坡先生诗》校勘并补全查慎行所录施、顾原注,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苏诗补注》又针对施、顾原注、邵长蘅等的补施注及查慎行补注中的错漏,以考证的方法作了精辟的补注,在语言解释、历史解释、心理解释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

论沈钦韩的“以考证注诗”方法——以《苏诗查注补正》为例

乾嘉学者沈钦韩以经史考证见长,兼具诗文创作的才能。他综合两方面的长处,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与精深的考证功力从事诗歌注释,形成了"以考证注诗"的方法。在《苏诗查注补正》中,沈钦韩针对宋代苏诗的类注本、施顾注本、清代邵长蘅的补施本、查慎行注本的错误作了详尽精细的补正:首先针对性苏诗所用的古典作了补注。其次,沈钦韩拓展了宋代以来诗歌注释中的"以史证诗"方法的内涵,将"证"的重点从"印证"转移到"考证"上来,从而将"以史证诗"方法上升为"以考证注诗"的方法,对苏诗诗题与诗句中涉及的人物、时事等史实作了严密的考证,尤其将重点放在职官典制、地理方面,从而对苏诗的句意、篇意作了完整可靠的补充。

《百名家诗选》版本与成书考

署名魏宪的《百名家诗选》是清初诗坛当代人选当代诗中代表者之一。这部诗选与魏宪编《补石仓诗选》有关:《补石仓诗选》的编选有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雕版在刻成十余年被挖改,为《百名家诗选》,并被再三重刊,拥有三种不同版本。

论《卜氏三世诗草》的诗学实践与乡邦文化效应

《卜氏三世诗草》为日照籍诗人卜梦人、卜宁一、卜祚光祖孙三代的诗歌合集,在描绘乡里山水田园风光、展现宦游之地新异感受、表达亲朋好友之间的诗情往来、感悟前代的历史遗迹等方面有其独特的价值。祖孙三代之间在诗学观念、写作风格等方面也存在着鲜明的传承关系。家族内部持续不断的诗学实践,催生了卜氏家族五代皆诗人,同朝两进士的文化效应。《卜氏三世诗草》虽然规模不大,但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清代中期山东家族诗群的多元性与乡邦文化的丰富性。

魏宪《百名家诗选》版本源流辩正

魏宪《百名家诗选》是清初人选清初诗的代表性选本之一。是选在版本目录著录中存有三种不同版本,然就所著录的刻印、成书时间上存在诸多问题与疑点,且是选与魏宪另外两部选本《诗持》《补石仓诗选》选录诗人诗作高度重叠。考其版本源流,《百名家诗选》实是一部承前启后、承上启下之作,其真实身份既是《诗持》之“广集”,即《诗持广集》,又是《补石仓诗选》之“蓝本”与“基础”。

冯复京《说诗补遗》的汉魏诗歌观

冯复京的《说诗补遗》是一部体现了其诗论观点的著作。冯复京通过对汉魏诗歌的辨体以及具体作家作品分析,体现出其对汉魏诗歌的推崇。书中的汉魏诗歌观深受明代七子复古倾向的影响,延续了复古派“古体宗汉魏”的基本主张;同时,在王氏心学和公安派“性灵”说的影响下,冯复京又时有己见,注重古诗的“性情”和作家的“才情”,体现出复古派诗歌批评在晚明的发展与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