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歌录考辨

唐人作有不少歌录,两《唐书》未录唐人歌录的原因是缘于其追求雅正的修史标准,这从其对唐代燕射歌录和燕射歌辞的有意舍弃就已清晰反映。而这样的收录原则也直接影响到了后世歌录的编撰,如郭茂倩在编撰《乐府诗集》时就在燕射歌辞一类中对唐代燕射歌辞一首未录,而将其大量归入专收隋唐以来杂曲的近代曲辞。唐代歌录的留存样态较为复杂,唐人有时会把歌录叫作乐录,而有些收录歌辞的诗集却又不以歌录命名,有些名为乐府的典籍虽然也载录了一些唐人乐府诗,但又不一定是唐代歌录。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唐人送别诗译者群体行为批评分析

唐人送别诗久负盛誉,在英语世界得到了广泛传播。本文以李白送别诗《送友人》的三个译本为例,对洛威尔、小畑薰良和裘克安三位国内外译者形成的译者群体进行了译者行为批评分析。从翻译外而言,三位译者的身份分别为美国、日本和中国译者,其翻译诗学观和读者接受度存在差异。从翻译内而言,在叙述主体、意象叠加和时间变化三个方面,三位译者的译法也表现出差异性,而行为的差异性,皆源于译者身份、翻译态度和翻译目的等因素的差异,并最终表现为译文务实度的差异。文章最后对总的群体译者行为研究和传统译者行为研究思路进行了讨论。

论唐宋茶诗词中茶之审美意象

现代社会中,茶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系愈益密切,茶文化的影响愈益深远,茶文化的研究再次掀起高潮。另辟奚径,以美学作为切入点,综合运用茶学、诗学、史学、美学等知识,以诸多优美的唐宋茶诗词为研究材料,解析诗中所表达的茶之形色、香、味美,生动地描绘了茶至清至洁、至真至善之审美意象,丰富了诗词研究题材与内容,填补了茶诗美学研究的空白。

唐宋茶诗词中的三种品茶意境

以唐宋茶诗词为研究材料,深刻地阐述了唐宋茶诗词中的三种品茶意境:一是"有我有茶"之境,是"我"寄情于茶的和美意境,二是"茶我同一"之境,是"我"与茶融合为一整体的和美意境;三是"无我无茶"之境,"我"与茶都已融入了天地之间,世界一片空灵,"万物与我同一",亦即"天人合一"的最高和美意境。

唐宋戏题诗论略

戏题诗源于六朝,至唐宋得到丰富与发展。戏题诗之"戏",其本旨除了戏谑嘲调或游戏为诗以外,还可以是一种"遁言"与"放言"相结合的表达策略。诗人们以"戏"来婉转其意,获得戏言免罪的表达效果;同时又可以放言其意,表达自己的奇思妙想乃至狂言妄论。在看似简单的戏谑嘲调中,包蕴着由戏谑、调笑、讽刺及自嘲所造成的不同内涵与功能。

北宋“话”体诗学论辨

“话”体诗学批评兴于北宋,其传统有二:一是诗学批评传统,二是诗学叙事传统。前者表现为以诗人诗作诗艺为具体批评案例的诗学批评、艺术探讨,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评论性因素,诗话著作因此而在后世目录学中被归于“诗文评”类;后者表现为讲述诗人诗作的故事或考征典实,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史实因素,诗话因此而始终“体兼说部”。该文首先考察诗话与多种文体的渊源关系,其次考辨《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古今诗话》、《诗话总龟》,提出三书一体同源的看法,澄清了自宋人以来的一些误解,并比较其与《渔隐丛话》体制形态之异同。

创伤性记忆的自我隔离和审美表达——唐宋词战争灾难叙事的特殊模式

与诗体相比,唐宋词对战争灾难的叙事具有特殊性。作为受难者的词人,对惨痛的灾难记忆往往采取忽略细节和视角转换的方式,来隔离创伤性记忆带来的痛苦。同时,词委婉含蓄的文体风格也在很大程度上排斥具有伤害性且有损审美性的场景描写。出于自我保护本能的应激心理与更高层次的审美心理共同作用,形成了唐宋词对战争灾难的特殊叙事方式。

唐宋诗分题材研究与构想——以考古诗、邸报诗及类分意识为中心

唐宋诗歌题材不但具有社会学意义,更具有美学意义。研究它能够显示唐宋诗重要题材的产生、发展、演进的源流及其文化轨迹,揭示唐宋诗题材之间的异同与联系,重现在唐宋文化背景下诗人对诗歌题材所进行的文化选择的心理脉络。通过对唐宋各类诗歌的开掘,能更深入地揭示唐宋诗的本质特征,为唐宋诗的研究提供新的开拓与转换视角,使整个唐宋诗研究工作上升到了一个更高、更新和更富于概括性的层次。特别有利于说明唐宋诗以最宽广的渠道通向社会生活的主潮,同时还有利于说明文化选择方式对当代文化的影响。

20世纪的“唐宋诗之争”及其启示

"唐宋诗之争"是中国文学史与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大公案。在20世纪的"唐宋诗之争"中,宋诗研究在逐步推向深入,但宋诗的命运却是走向冷落的。这就说明:宋诗研究自有其价值,但不必过分推崇宋诗。

韩诗之变与苏诗的变中之变——论苏轼对韩愈诗歌的承传创变与宋代新诗格的确立

从艺术创新的角度考察苏轼对韩愈诗歌的承传创变,揭示韩诗之变与苏诗“变中之变”的关捩点皆“以文为诗”。作为诗歌革故鼎新的一大法门,“以文为诗”在苏轼手中得到了新拓展。苏轼对韩诗承袭因革的背后尚有深层的诗学意义。有别于丰神韵度的唐诗,典型意义的宋诗是一种以思理筋骨见长的新诗格,新诗格在苏、黄手中得以定型确立;而这,与他们借鉴韩愈的“以文为诗”有一定的艺术关系。

阴阳变调中的女性角色——谈唐宋男词人的女性书写

女性作为写作对象自古有之。词最初作为歌筵酒席上的娱乐,以写歌女的美色为主,后来成了情感抒发的去处。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入词是藐视女性尊严的举动。但仔细观察,唐宋男词人的女性书写,是对女性特质格外喜爱的表现。应以较积极的心态去看待唐宋时期男性词人对女性角色的描绘,以及他们在女性书写方面的表现。

论《宋诗精华录》所选东坡诗

苏轼诗歌,既是宋诗之典型,需以一种最大化的方式,来呈现宋诗的精彩;也需以一种最恰当的解释,来说明宋诗的典范。因而,唐宋诗比较的角度,无疑是一个最为适合表现苏诗之精义的解释框架。东坡其人其诗,完全可以成为唐宋比较的标本。文章以陈衍《宋诗精华录》所选东坡诗为典型,从雅兴高致的心灵境界、瘦硬通神的山水写意、世俗人生的静观细省、化解悲哀的慧命双修、理趣成为人生戏剧以及由虚入实的现实世界六个方面,作唐宋比较。既力探石遗的评赏与圈点的幽旨,亦融合学界与个人唐宋诗观,力图发展出一套系统深入的苏诗比较论述。

《宋诗钞》与清初宋诗风的兴起

《宋诗钞》的编选、刊刻及流传是清初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件。《宋诗钞》被广泛赠送京师著名诗人,为宋诗风由京师向全国的传播打下了基础。吴之振、吕留良的宗宋诗论,尤其是对江西诗派的推重,大大促进了宗宋诗风兴起的进程。

论北宋诗人与唐诗的关系

北宋诗人崇尚唐人唐诗,以盛、中、晚三唐的诗人诗作为主。其形式主要反映在五个方面,即"别集整理"、"选集编选"、"唐集校注"、"诗话评说"、"序跋品评";而于诗歌创作方面的具体表现,则重在相互唱和而成风气、汲取各种创作技法以为己用、继续乐府诗的创作等方面。因此,以崇尚唐诗为主流的诗歌创作,历史地成为了推动北宋诗歌繁荣与发展的一种驱动力。

论晚唐体与西昆体的渊源与离合

晚唐体与西昆体同列宋初三体,传统上被视为截然对立的两种体式、两个流派。然而,在宋初诗学发展的历程中,西昆体在相当程度上吸收了晚唐体诗学的创作经验和诗学理念,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继承关系。要考察宋型诗理念与范式的建构过程,就必须先捋清两者之间的渊源离合。

中国古代山水诗审美意象的流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诗意象,从公宴聚会的华丽,到香草意象的寄托、寺庙山水的义理,到真正山水的清新描写,昭示着山水诗意象从美颂比兴到自然审美的发展。唐代寺庙道观成为山水诗的审美所在,梅竹和亭意象的固化,是宋代山水诗意象的代表。题山水画是唐宋山水诗中经常出现的意象,表现了诗画合一的审美。元明清时期有大量名家名品山水画题诗出现,进一步发展了梅、竹松、鹤等高洁意象,特别是诗人别号、文集体现的山水诗意象非常普遍。这一时期呈现出前代少有的边远、异域山水意象,表现出时人开放、广袤的情怀。

欧阳修转益多师及其诗风渊源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中转益多师、博采众长:不仅全面师法唐代诗歌技巧,合理借鉴时辈诗人优点,还大胆吸收散文、辞赋等文体质素,形成了气格高致而平易疏畅的诗歌风格。其不同文体师法各有侧重,使其诗歌在不同的文体间又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色。

唐宋词体论略

如果将词体作为最基本单元的话,则词体大致可分为四个类层:词体、种词体、亚范型词体、范型词体。亚范型词体约有六种:花间体、柳永体、东坡体、美成体、稼轩体、白石体。在六大亚范型词体中,只有三种堪称词体范型:柳永体、东坡体和白石体,分别代表了三种词人和三大词性:市井词人、诗人词人和职业词人以及伶工之词、士大夫之词、职业的工艺化词。

《宋诗别裁集》批评主张管窥

《宋诗别裁集》是清代一部很有影响的宋诗名选。该书在编选时崇尚理学,多选理学家之诗;在宗唐前提下,有唐宋兼采倾向。本文在细心钩沉几位编者的史传材料、认真研读其诗文集的基础上,指出姚培谦、王永祺的诗学思想及创作实践与该书的选本理念有着种种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