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Influence of Thesis Writing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on Prose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not only has profound influence on prose development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but also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whole Tang and Song Dynasty and even the later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feudal autocratic rule, any system implemented by the state will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all aspects of the whole society~ especially it is related with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of education and talents. Once it becomes a ＂basic national policy＂ , the role in social development is incalculable. This paper tak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ang and Song prose development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analyzing the influence of thesis writing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on the prose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and ＂Eight great men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

长安居,大不易:白居易科场轶事的“制造”与传播

白居易干谒顾况的故事自张固《幽闲鼓吹》记载以来,在史籍文献中流传甚广。但细察白居易的干谒活动与顾况的人生轨迹,发现二人并无交集。“长安居,大不易”这一科场轶事极有可能是好事者有意杜撰,以迎合人们对长安科考之难与宦海风波的想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名人效应”,也折射出唐代的科场风习。同时,与此轶事相关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也由于本事的“加持”,得以广泛传播而成为经典。

唐懿宗朝试赋研究

试赋是唐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唐代试赋的研究考证材料众多,但论者多以其程式化的体制、颂圣化的内容而忽视其丰富的时代内涵与人文精神。通过对唐懿宗朝6场试赋的赋题、赋韵、赋文、赋体、主考官等因素分析,发现6场试赋既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与文学、史学价值,也具有崇儒宗经的文化导向、帝德建构的文化精神和朋党斗争的时代内涵。唐懿宗朝6场试赋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是后人了解晚唐士人思想、社会风尚的重要载体。

进士“浮薄”词义流变与中晚唐士人的科举认知

唐代“浮薄”一词常与“进士”相关联,但该词最早并非运用在科举领域。安史之乱以后,其惯用语境发生迁移,从六朝品评之用转入科举视域,并在中晚唐时期关于科举改革的多次讨论中得到频繁使用,从品评人物声名到评价考生之德行与政治实践能力,以及作为空疏之学的代名词来唤起朝堂上下对“实学”的重视。在此过程中,“浮薄”逐渐成为“进士”的典型标签,其词语内涵也不断被注入新的要素,呈现出一种逐渐堆叠、累积并最终糅合的状态。通过梳理该词内涵逐步丰富化的情况,可以揭示中晚唐时期科举文化的两点事实:其一是考生长期所受的教育、备考模式与唐王朝后期真正的人才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其二是中晚唐士人曾力图从改革科举入手重振国势,虽未能成功,但这种努力仍可反映出唐人对科举的认识存在反思与深入的过程。

唐代选官制度得失——以科举制为中心的思考

选官制度是中国古代官僚运行机制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唐代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高度发展的时期,其科举制选拔人才具有选拔范围的开放性、选拔标准的全面性等优势,在吸纳人才、促进社会流动、扩大统治基础、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有着积极意义。但唐代科举制也存在忽视公平、选拔的人才行政能力欠缺、忽视道德问题以及科举中的一些陋习易滋生朋党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制定并实行实际的选拔标准及规章制度,保障其有效实行。

唐代上书、献策与选举制度的关系考察——以时政与选举为中心

唐代上书、献策拜官与时政具有密切的关系,在士人释褐、迁转中起了重要作用。唐代上书、拜官在士人释褐、迁转时的授官,明显高于进士科、制科、科目选出身的授官品阶,多为中、基层官的清望官,并为奇才异能之士提供了快速释褐、超资迁转的机会与途径,有效弥补了常举、制举和吏部科目选选人遗才的问题,客观上促进了士人参与上书言事、评论时政的积极性。该制还为唐代最高统治者提供了治国良策,有效地建立了最高统治者与基层士人沟通的渠道,从而弥补了时政之弊。唐代上书、献策取人与时政开明、皇帝纳谏风气紧密相关,主要集中在太宗、武则天、玄宗、德宗、宪宗朝,以玄宗朝取人最盛。

唐代进士群体的时空分布研究

基于考据学、统计学及CHGIS等方法,对唐代进士这一精英群体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探究,发现唐代进士科录取人数在唐代近三百年间呈现出波浪形发展态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唐高祖太宗两朝为恢复发展期,高宗至玄宗朝为规模扩大期,肃宗至哀帝朝为持续稳定期。从唐代进士的地理分布看,北方明显多于南方,东部远多于西部,进士较为密集的区域集中在关中京畿地区、黄河中下游沿线的中原及华北平原以及长江下游的江南吴越之地,呈现出两条分布带相交的“丁”字形分布态势:一条分布带呈东西向,指从关中地区沿黄河而下这一地带,另一条分布带呈南北向,指苏州、杭州、湖州、润州到福州这一区域。长江中上游地区、岭南地区以及西域、东北关外则只有零星的进士分布。唐代进士的这种地理分布状况,是政治区位优势、经济条件、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中国台湾地区“唐代科举与文学”研究述略

近七十年来,中国台湾“唐代科举与文学”的研究成果丰富,但尚未有专文对此作全面系统的考察,也未有文章探讨其与内地研究的关系和异同。根据中国台湾研究发展特点,可将其分为三期:开启期(1954-1964)、发展期(1965-1985)、开拓期(1986-2021)。在唐代科举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唐传奇与行卷、唐代诗赋取士的时间、唐代科举与文人等问题上,中国台湾学界形成了具有深度和广度的研究。中国台湾的相关研究具有自身的特色,如在唐代科举与文学发展的问题上多赞同“科举促进说”、注重微观化的研究、试赋研究成果丰富等等。

唐代武举的创立及其影响

通过文献资料法,对唐代武举的创立情况及其影响进行了论述。分析认为,唐代武举是唐代体育文化创新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当时及后世各朝的世风、武艺、军事、科举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隐逸兴盛成因的社会学阐释

唐代隐逸兴盛的成因对把握唐代隐逸的特质、风貌及其与唐诗的关系意义重大。这一风尚的盛行与唐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思想文化密切相关。政治上 ,唐代帝王对隐士优渥褒扬是刺激唐代隐逸发展的强大动力。科举制度方面 ,士子科举落第、仕途的挫折、中晚唐科场的流弊以及高隐制举的设立都使唐人的隐逸行为较前代变得更为频繁。从思想文化方面看 ,带有传统隐士色彩的隐居习道风气的盛行使唐代道教徒式的隐士大大增加 ;佛家遁迹山林的修行方式、清静超脱的人生境界也吸引着唐代文人奔趋山林。从经济基础看 ,唐代日益普及的私家园林 ,成为唐人实践仕隐两兼、满足其恬淡的隐逸情怀的理想境地 ,并构成唐人践履隐逸。

论唐代科举制策试的匡时济俗功能

唐代士人参加科举制策试或私下模拟策试,都直言不讳地批评时弊,提出应对方案。他们的参政议政资格,只要报名科考即可自动获得。皇帝在开科诏令和策试题目中每每自谦德薄才寡,坦言施政失误,国家危难,恳请考生帮助自己。官方对于时政问题从来不规定标准答案,任随考生自主思考,自由表达。这种正视现实的勇气和征集、接受意见的诚恳态度,是唐代统治阶级自强、自信的一种体现。“上下雷同,非国家之福”,是时人共识。在这种背景下,策试才能产生一定的匡时济俗功能。然而,由统治阶级举办的策试,尽管可以揭示某些表层化的社会问题,却无力解决社会顽症;再加上残酷、复杂的政治派别斗争,策试匡时济俗功能的发挥必然受到限制。

《唐人试律说》:纪昀的试律诗学建构

纪昀《唐人试律说》立足于唐代试律诗的评点,而又超越了唐代,超越了一般的评点,上升到试律诗学的理论建构。他对试律诗体进行恰当定位,既承认试律的独特性,又要求以诗歌法则对它加以规范,并从提高作诗者人格与气格、崇尚风骨健笔方面,提升试律体格;他每以感性生命实体为比喻,以毛发、血脉、筋骨、精神为核心范畴,视试律诗为一完备的有机生命体,从而构成其灌注生命精神的试律诗整体观:先全体后工拙;先立意后语句;追求血脉贯通,浑然无迹;在唐代试律的评点中,纪昀建立了各种"法"、"诗法",并从反面提出"非法"、"非诗法"、"非格",进而总结出诸多诗病,但他又能超越具体之法,对那些变化自如、用法于无迹的试律诗歌极口称赞,崇尚"活法"、无法、自然超妙、神似与神妙。

唐代科举科目考述

唐代科举科目数量多 ,对后世的影响大。研究唐代科举科目的设置与变化情况 ,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科举制度的认识。

论唐代省试诗的传奇化

唐代省试诗内容与审美风格虽以雅正庄肃为主,但同时存在着新异骇怪的现象。不仅在广义的省试诗中有传奇化命题情形,而且在体现国家意志的科场试诗中也出现了传奇化元素。神仙故事、传奇异闻均成了省试诗写作对象。省试诗出现传奇化的原因,首先是出于对皇家歌功颂德的需要,其次体现出道家文化在国家意志中的位置,此外还明显受到唐传奇文化氛围的影响。虽然省试诗的传奇化并未成为传统,但这一新气象的出现是对传统命题范式的拓展与突破,表现出唐代省试诗创作的开放心态和革新精神。

“九华四俊”考

晚唐时期,在宣州和池州出现了众多文人,人们称呼其中的张乔、许棠、张蠙和周繇为"九华四俊",他们又与其他士人一起被称为"咸通十哲",在唐代皖籍作家中创作成就最为突出。但这个称呼并不见于唐人的记载,其得名的原因和时间经过初步分析可知,主要是因为他们同一年参加京兆府试并且同时获得举荐,又都来自宣、歙、池地区而闻名当时。

天下文宗 名高希代——唐代宗期待视野中的王维诗歌

王维被唐代宗誉为"天下文宗"。代宗对王维的评价不是一个普通读者对一位普通诗人的看法,其评价折射了当时最高统治者对文学创作的政治态度和审美情趣。从朝廷政治的角度看,典雅平和的王维诗歌是代宗眼里的新经典。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看,王维诗歌反映了盛唐时代贵族阶层的审美标准和艺术趣味。在盛唐诗人中,只有王维才最符合封建帝王及其政权对文学的政治要求和审美期待。

试论唐代制举试策文体的演变

随着时代变迁,唐代不同时期制举试策中的策问和对策在结构、字数、题目数量等方面有很大变化:在唐前期,策问和对策结构比较简单,字数较少,题目数量也较少;在中晚唐时期,题目结构渐趋复杂,字数和数量也大为增加,并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策问和对策结构。唐代的制举试策在文体上大致遵循一定格式,但相对比较宽泛,选拔标准更注重文采和论述内容,对文体格式的要求不是非常严格,举人在同科同场对策中可以采取相对自由的格式。陈飞先生所说的唐代试策的形式体制,严格意义上讲是不存在的,仅仅是把唐代试策的众多个案中出现的要素"集优"在一起;他对唐代前后期的试策文体特点及其变化的区别也不够深入、清楚。

唐朝中叶的文人经说

唐代通常被认为是经学不振的朝代,却不知唐是科举策经的时代,科考要考策问,而策问的内容就是经义和时务。考诸权德舆、韩愈、柳宗元、吕温、刘禹锡、皇甫、李翱、欧阳詹诸家文集,可以勾勒出唐代中叶配合科举考试缺席和太学教学体制形成的一种“文儒”形态。唐朝中叶的文人说经,具有以下倾向与特点:重义理、尊六经、言圣道、辟异端、辨疑伪、说性命、申礼学。唐代经学是经学史上的一抹异彩。

论武则天时期的文学环境

武则天时期特殊的文学环境,使文学的发展得到了新的机运。这一环境的特点主要是:建立以文章取士制度;降低士族威望;政治与文学中心东移;《三教珠英》的编纂与儒释道思想的融合;文学环境从儒学化到文学化。

论唐五代科举对婚姻观念的影响

唐代前期,由于科举制度还处在发展阶段,科举对婚姻的影响还不是很明显,世人选婿注重门第。开元天宝以后,科举制度的日渐发展促进了晚唐五代社会婚姻观念的转变,世人婚娉观念逐渐以门第、科名并重,改变了唐前期重门第的观念。科举对唐五代婚姻观念变化的影响,根本原因是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制度对官僚选举制度的影响日趋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