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 of Military Defense Building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of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Based on CiteSpac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he Belt and Road” polic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continues to study the historical relics of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military facilities along the silk road in recent years. Focusing on the military defense building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of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CiteSpace software is used to conduct statistical and visual analysis on the hot issues of relevant literature in the military buildings on the silk roa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frontier hot issues, the research trend of future topics is analyzed and predicted.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frontier hot spots of military architecture in the western regions of Han and Tang Dynasties are extensive, and the research trend is steadily rising.

阳关:西汉经敦煌郡与西域间交流交往的关隘——基于史籍与出土文献的考察

西汉敦煌郡阳关、玉门关的命名与设置布局应是仿照中原关隘布局而来的,即复制或者移植了中原地区的关隘名称与布局。而悬泉汉简所载“敦煌塞”很可能就是指阳关一带的边塞,也即阳关都尉所辖边塞。阳关是西汉中原前往西域地区使用最多的关隘。西汉敦煌郡九置组成的邮驿系统向东可通达长安,向西从最西端的龙勒置就近经由阳关出塞,又经文候鄣可抵达鄯善国伊循城,至此连接西域南道。这条阳关通道相对玉门关通道更便于通行,因而,阳关通道是文书传送之路,也是戍卒、施刑士来往之路,还是西汉与西域间通使、通商之路。因此,阳关应当是为了与西域诸国通使通商需要而设置的关隘,此后成为西汉中原与西域交流交往交融的一扇大门。

西周时期南阳地区的封国和方国

西周时期,今南阳地区内分布有不同类别和不同规模的国家。然而,迄今尚未见有对此进行探讨的专文。将文献记载同考古发现结合起来并相互参验,对西周时期今南阳境内众多的国家进行系统研究,可以发现西周时期南阳地区的封国和方国有楚国、申国、谢国、吕国、蓼国、唐国、鄀国、鄂国、养国等。

中原地区战国至西汉墓葬出土陶釜研究

本文通过系统聚类分析方法,对中原地区战国至西汉墓葬出土的陶釜进行了类型学研究,认为战国中期陶釜以一种特殊葬俗的形式出现在郑州地区,战国晚期开始陶釜迅速发展,分布范围变广,数量和类型明显增多,包含有郑韩文化、晋文化和秦文化三大系统。进入汉代,陶釜数量急剧减少,类型单一。陶釜在中原地区的发展历程与秦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内国”与“外土”:周代铜器铭文所见的两个疆域概念

周代铜器录卣铭中的“内国”及戎生钟铭中的“外土”构成了一对在内涵上密切相关的疆域概念。这两个概念有特定内涵,“内国”意为“内域”,在铭文中指以郑洛地区为中心的中原腹地,这一地区自夏代至两周一直是早期王朝的核心疆域。“外土”为周王朝领土的外层区域,其地存在着大量的土著族群。不过作为周王朝能够有效管辖的区域,该区仍属周王朝之疆域。“内国”与“外土”作为一对疆域概念,反映了周王朝疆域形态及疆域治理均具有多层次性的特征。“内国”是王朝疆域的内层,由王廷所任命的内服职官加以治理。“外土”则是王朝疆域的外层,周王朝于此广设侯、伯贵族以治理土著族群并威慑在其之外的敌对势力。至于“外土”之外的区域,亦可能受到周人的军事打击,但周王朝已无法对其进行有效控制,其地已非周之疆域。

清代西域诗中的乌鲁木齐城市文化书写——以《历代西域诗钞》《清代西域诗辑注》为中心

以《历代西域诗钞》和《清代西域诗辑注》为中心,对乌鲁木齐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人文社会等众多方面进行梳理,并归纳总结出清代西域诗中乌鲁木齐城市文化书写的内容、特点及内涵,以期能够更深层次地了解清代乌鲁木齐社会的本真。同时,挖掘清代西域诗中乌鲁木齐的城市文化书写,亦对当今研究乌鲁木齐的城市发展历程提供借鉴。清代西域诗中对乌鲁木齐地理文化的书写呈现出地名之多样、自然景观之奇、地域物产之丰的特点。通过对清代西域诗中乌鲁木齐城市文化书写内容的阐释,进而展现出城市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此窥见作者的情感和思想及西域社会生活面貌,为西域文学和文献研究提供一个例证。

东汉时期罗马和贵霜对西域归属汉朝的认知

有汉一代,西域被正式纳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格局之中,与此同时“西域与中原地区是一个整体”的观念也开始形成。这一观念不仅体现在中央政权对西域管辖权的宣示和西域各民族对中央政权的认同,也体现在域外国家对西域归属中国的认知。东汉时期,不论是罗马帝国的马其顿商团,还是迫使部分西域地方政权纳质的贵霜统治者,均将西域视作汉朝的一部分。这不仅与汉朝中央、西域地方政权对西域属于汉朝的认知形成呼应和对证,而且开辟了日后亚欧大陆诸多民族对西域与中原地区一体性认知的先例,进而从思想史的层面和世界史的视野佐证这一事实,即汉代以后历代中央政权经略西域的实质,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对在汉代已属一体的中原地区与西域的不断整合,而非西方帝国历史经验中的“征服”。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审视近代以来部分国外学者在新疆历史认知上的局限,以及长期流行的“中原地区—内亚”二元对立视角,重新看待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态的特殊性和延续性。

秦汉彩绘陶器中“汉紫”应用及对西域的影响

“汉紫”是中国战汉时代特有的人造硅酸铜钡材料。它在彩绘陶中的使用既表现出强烈的地域性特征,又具有统一的哲学思想。基于“汉紫”在秦汉墓葬中彩绘陶的相关考古资料,梳理了它在陕西、河南、山东、江苏不同地域的应用情况和表现出的共性与个性,蠡测它集中发生于北方的多种原因及用色观念,分析它与“埃及蓝”的关系及对西域的影响。

统计学视角下关中地区西汉墓出土陶仓形制与组合分析

西安地区西汉时期陶仓在形制方面变化并不显著,运用传统方法进行形制分析,所得结论有限。本文引入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均值对比与假设检验等统计学方法对陶仓的数据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随时间推移,陶仓整体体形呈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除新莽时期外均维持在五件一组出土的规格,但出土陶仓的汉墓的比例则一直比较稳定。这与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相吻合,同时意味着该时间段内用葬习俗和偏好没有发生明显改变。

清代新疆流人曹麟开、蒋业晋的西域书写——以盛唐边塞诗为参照

清代江南文人曹麟开、蒋业晋因《芥圃诗钞》案牵连而遣戍新疆,他们留下诸多流放诗文,并以其时代和身份的特殊性,展现出别具特色的西域书写。通过与王昌龄、李白、岑参、高适等盛唐诗人的边塞诗相比较,并结合史书和方志的记载,可探究出:二者在风景描绘上,皆呈现西域的广袤辽阔之景,但曹、蒋二人却以其画面中独特的江南韵味,有别于唐人;在战场描写中,他们皆有战事的呈述,但唐人侧重将士之奋勇无畏,曹、蒋二人则偏于帝王的英明神武;此外,曹、蒋二人多描绘西域之风土,借此歌颂君主的王化之功。这些带有遣戍色彩、充满权力规训的流人诗歌,丰富了关于西域的文学书写,也是边疆地区积极向中央政权靠拢的体现,对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有着积极意义。

宣泄·还原·象征:清代西域文人对葡萄意象的建构

较之唐人,清人开始更加关注西域百姓的日常生活,葡萄意象为诗言志功能提供一种个人情感宣泄的出口,是清代文人宣泄苦闷的完美载体,寄寓了他们的乐观旷达之情;葡萄意象频繁出现于清代西域文人笔下,还原了边疆安定的生活场景,寄寓了清代文人内心深处的风雅精神,展现了西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场景;葡萄与葡萄酒象征意义在清代西域文学中表达得更加明显,是建功边塞的象征,寄寓了清代文人为国效力的豪情壮志。清代文人借助于葡萄意象,开启了中原和西域情感认同有效融合的进程。

《大唐西域记》中死亡类词汇所见唐代人之“生死观”

《大唐西域记》是中古时期史料价值较高的地理史籍,记载了玄奘西游诸国的传闻见识,涉及疆域、山川、风土、宗教等多方面内容,是语言接触研究的重要历史文献。本文以《大唐西域记》中死亡类词为主要研究对象,按照词义进行初步分类,在训释字义、历时分析的基础上,分析目标语料中死亡类词汇的基本面貌和后世的词义演变情况,从而研究佛教观念影响下的唐代人之“生死观”。

皖西传统民居风貌要素的保护策略研究——以安徽省六安市苏埠明清老街为例

安徽省传统民居的关注点大多聚集在皖南徽派传统民居上,作为安徽传统民居重要组成部分的皖西传统民居往往被忽略。本文选取位于皖西地区安徽省六安市苏埠镇明清老街为例,通过实地调研梳理老街民居的风貌要素,包括建筑整体外观、空间、构件、材料等方面。结果表明,风貌要素中的整体外观及空间特征的影响显著,特色构件及材料次之。通过要素重要度的分析,有助于区分皖西传统民居的特点,并在实际保护与传承更新过程中有针对性地进行维护和改善。

论明代曾棨的西域诗

明代永乐年间的进士开科状元曾棨并没有涉足西域,他的诗歌作品将西域当成了一个神奇的异域与想象空间,以其传统士大夫的中土视域审视和描绘远在天边的异域景象,并通过历史记忆和文学想象手段,为我们展示了明代前期台阁大臣视野中的西域图景和历史事件,不仅成为明人关于西域文学书写的一个案例,也丰富和加深了丝路西域文化传播的内涵。研究曾棨的“西域诗”,不仅可以感受到他笔下的别地风光和异域习俗,还可以领略曾棨的西域看法,甚或观照明前期西域在中原王朝政治视野中的影响与地位。

译使萍踪:悬泉置汉简所见丝绸之路上的人员往来

西域诸国间的交往,是悬泉置汉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往来其间译使的接待与管理借助大量的传文书与接待记录体现出来。该文以日逐王、龟兹王及焉耆、危须一次使团的接待,探讨其中涉及的各类文书体现出来的译使管理制度。如“日逐王”降汉的时间应该在神爵二年,迎接日逐王的人员除了郑吉之外,还专门派人员由长安到敦煌、酒泉主持迎接一事。“乐汉衣服制度”的龟兹,在其国王绛宾娶乌孙公主的大女儿之后,为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提供了极大便利。

试论两周之际青铜酒器的回潮现象

两周之际的中原地区,本已经消失的爵、觯、方彝、尊等青铜酒器,又以明器的形式重新出现在曲沃晋侯墓地、平顶山应国墓地、三门峡虢国墓地、韩城芮国墓地等姬姓高等级墓葬之中,本文试论这一回潮现象出现的原因。

楚雄古诗词用韵研究——以《楚雄历代诗文选》为例

任何方言的语音系统用历史的观点去透视都不是单纯的系统,而是叠置的系统,都有不同历史时代的语音成分的沉积。《楚雄历代诗文选》是楚雄州古诗文史上比较具代表性典籍,收录了从隋唐到近代有关楚雄或楚雄文人的诗歌,分析其诗词用韵,可窥视到楚雄文化的发展,特别时各时期的汉语方言的演变状况。

《大唐西域记》在越南的译介与传播

《大唐西域记》记载了玄奘从长安出发游历西域的所见所闻,是研究古代中亚、南亚乃至西亚地区历史、地理、宗教等的重要文献。越南历史上长期使用汉字,《大唐西域记》汉字版最早或在7世纪就已传入越南,成为越南佛教徒耳熟能详的作品。1945年国语字成为越南的法定文字后,介绍玄奘生平的书籍及《大唐西域记》越南语译本迅速出现。到2007年,《大唐西域记》就已经有了两个越南语译本,且在越南多次再版。越南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研究《大唐西域记》在越南的译介和传播,对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讲好中国故事、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有着启示意义。

西汉、匈奴经营西域政策比较研究

西域,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及物产资源的丰富性而成为西汉、匈奴争夺的焦点。匈奴较西汉先一步经营西域,在西域设置机构,收取赋税,将西域视为资源补给站与战略基地,对西汉的西北部边疆构成巨大威胁。西汉为反击匈奴,也开始联络西域,试图将西域纳入自身势力范围之内。西汉与匈奴争夺西域,是西汉时期西域史的主线。对西域的争夺,是西汉与匈奴军事对抗、南北争雄产生的直接结果。汉匈为经营西域,根据不同的国家情况采取多种政策与手段,如遣使、军事威胁、纳质、和亲、置吏等。双方经营西域的政策有相互借鉴的成分,但在政策的指导思想及经营西域的最终目的上有所不同,其主要的影响因素是西汉与匈奴的游牧经济生产方式与农耕经济生产方式的差异、汉匈各自的边疆战略与民族关系思想不同及双方的实力对比的动态变化等。汉匈经营西域,为后世经营西域奠定了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

再读敦煌研究院所藏汉简

敦煌研究院所藏1920年民国驻军周炳南在玉门关附近所得汉简17枚,虽然多有残断,但纪年清晰。从纪年简和书体特色看,属于东汉后期之物。将过去河西出土汉简记载的历史拉长了近半个世纪。当时的敦煌和西域的情势息息相关,17枚汉简记载的内容应与元嘉年间河西和西域的动荡有直接关系,是研究东汉后期朝廷与西域关系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