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唐诗宋词语境的苏州古城景观印象初探

城市的景观格局和文化内涵常在诗词文本中得以体现。这些诗词承载着城市的原始记忆,映射出城市的繁荣兴衰。对诗词文本进行深度解读和可视化分析,可窥见所处朝代城市的景观格局、人文风貌,以及文化动力驱动下城市风貌的改变。古代苏州城市自然景观与人文风貌并置,是“诗意化的景观空间”。该文利用数字技术,力图厘清唐诗宋词与苏州古城的密切关系,并基于此搭建研究框架,结合历史数据整理唐宋时期诗人对苏州的印象片段,以期延续城市文脉、彰显城市特质,并为城市诗意建设相关研究提供审慎参考。

中国当代多民族比较诗学体系化建构的可能性——龚举善教授《中国民族比较诗学研究》的总体逻辑

延续《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的叙述框架》对于“多民族文学史观”“多元一体格局论”的一贯强调,龚举善教授新著《中国民族比较诗学研究》以“民族比较诗学”为核心研究对象,以“中国”“当代”为立论的空间和时间界域,从民民、民汉、民外三大维度系统检视了新中国相关学者对我国民族文学及其理论批评所做的原生性比较以及建基其上的后发式建构性比较研究集合体的状貌、特征和规律。该著所体现的融合互鉴观念、纵横比较方法以及立足中华、放眼世界的学术志趣,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多民族比较诗学的体系化建构提供了新的认知可能性。

青春与老境:诗话的生命语境与审美生成

作者不同的生命阶段和审美偏好,构成了中国传统诗话的生成语境。诗人在青春与老年时不同的生命气质,会形成不同的诗歌风格,也在诗话中生成了两种同时存在的审美趣味,并对应了诗话中旷达闲适与愤激叛逆两种角色定位。这温润的长者之风、锐利的少年之气,是传统诗话研究中富有生活情怀的独特问题。

诗词文本价值路径下川西平原乡村景观意境图景构型研究

川西地区乡村文明发源于古蜀时期,繁富兴盛富甲一方,拥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资源,被誉为天府之国。该地区大量的现实主义山水田园诗勾勒出一幅有序、完整、原真、诗意栖居的乡村意境图景。本研究将以唐代川西地区山水田园诗词文本为载体,探究乡村景观意象结构范式和景观意境构型机制为目标。文章将使用解释性混合方法研究,在定量阶段,搜集了近200首山水田园诗词文本作为定量数据,并利用文本挖掘技术进行数据处理,从中分析了以“竹居林盘”“百花潭水”“江川胜览”为典型的乡村意象,并试图验证了景观意象生成机制,即包含乡村景观意象感知对象、乡村景观意象格局、乡村景观感知路径、乡村景观意象感知特征组合的结构范式。定性阶段利用立意抽样的定性数据来解释定量结果,进一步验证川西地区乡村景观意境认知的整体图景。该研究以见微知著的视角提炼出宏观的乡村景观意境构型框架,为乡村人居环境场所精神的可持续性保护提供参考。

“光邦”:作为族际纽带的音响表征与诗性创造

具有文化传播学“它感宣示”性质的光邦敲奏,作为一种“地方性”的身体记忆,其炽热的音响振荡不仅仅作为物理现象的存在,而需从文化层面对其进行理解。作为一种心理隐喻,“局内人”借鼓语音声把希望和祝福用鼓语音声加以传递并增值,以此重构文化情景并彰显人类生而有之的智慧。鼓语成为人与自然、人与人相互交流的“礼物”,信仰构筑了传承的内在张力,认同成为人们通过光邦音响实现精神安放与价值表达的外在标识。

经学语境下的文学解读与“务探诗人意旨”的文本阐释——方玉润《诗经原始》的诗学意蕴

《诗经原始》是中国《诗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本文在文学与经学不可分离的诗学解释学背景下探讨了《诗经原始》文学解读的可能性,强调《诗经原始》无论是以经学教化的眼光看待《诗》,还是对《诗》做出富有美感和诗意的阐释,都能立足于文本,以“务探诗人意旨”为目的。它所提出的“读《诗》当涵咏全文,得其通章大意”等解读原则与方法,以及从诗体自身看待《诗》之正变、以“托辞”言《诗》等,都做到了从文本出发、重视文本细读,重视读者涵咏体验在《诗》的解读活动中的重要性。这一切,相对于中国诗学史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以“自得“”私意”参与作品的释义、轻视本文客观释义的理论来说,无疑体现出新的特征,丰富了中国古代文本诗学理论的内涵。

王昌龄《诗格》中的主客交融理论探析

我国古代诗歌中的情与景等主客交融的关系是中国古代诗学的中心问题之一。主客交融理论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重要的一部分。王昌龄《诗格》是盛唐诗格类著作的重要代表,王昌龄在《诗格》中对主客交融关系进行了具体论述,其中“十七势”“常用体十四”“三境”“论文意”等部分是这一范畴重要的生发阐释。王昌龄在《诗格》中的论述,反复强调了创作者主观情志、感悟与景物、道理等客体的交融。这对我国诗歌创作、诗境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深入探讨王昌龄《诗格》中主客交融的诗歌体势、主客交融的诗境等理论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论古典诗学中的“事境说”

"意境说"并不能包容诗歌的所有特质,在面对古典诗歌注重纪实与叙事的这条传统时,我们应拥有与"意境说"不同的阐释工具。经由明清诗学的酝酿,尤其是翁方纲、方东树等人的运用,"事境说"逐渐得以凸显。"事境说"反映着古典诗学中的一条重要思路,即对"事"这一要素的重视和思考,是古典诗学对"事"的正面应对。以古典诗学中的"事境说"为基础,进而建构"事境说"的现代学术体系,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论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向——从古今《诗经》研究中的某些问题说开去

文化诗学是一种跨学科、跨文本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它的基本原则有三:一是重建文化语境;二是尊重研究对象固有的互文本关系;三是将文本、体验、文化语境三个研究层面联为一体。这些基本原则可以在先秦两汉《诗经》功能演变与儒家诗学生成轨迹之若干问题的研究中得到很好的说明和印证。

诗境的开创与抵达

诗境之形成,受到佛学的深刻影响,但在发展中已形成自身的诗学逻辑。诗境兼容虚实,化实为虚。传统的诗境研究往往与抒情传统密切相关,这种理解是对诗境的窄化。诗境的开创存在不同的路径,如物境、情境、意境、事境、理境等等。近代诗学领域对意境的过度强调,压制甚至排斥了其他路径。诗境的抵达,不仅需要抒情传统,也需要重视叙事传统。这不仅是一种诗歌欣赏方法,更是一种值得努力的古代文学研究路向。

中国诗文化与文化诗学

文化诗学 ,于世界之交崛起于美国 ,是一种广义的诗学 ,属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交叉性学科。中国引进“文化诗学”以后 ,以其文化背景与社会历史条件之差异 ,其概念内涵与外延则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文化诗学之崛起 ,是 2 1世纪全球化语境下一个重大的社会文化现象 ,代表着世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前沿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中国学者的文化诗学研究 ,可以从广义与狭义两个不同的学术基点来构建辉煌的文化诗学大厦。

黄土高坡与馍、乳房及坟——论《饥饿的山村》的意象和意蕴

阅读王智量教授的长篇小说《饥饿的山村》,就像观赏一台大戏,帷幕拉开,看点至少有三:舞美布景,剧情框架,角色演绎。这三点之间有联系,也有区别。小说中至今让人惊悚的若干叙事元素,对小说的整体构成并不具动力性,它们只像若干闪亮的纤维被织入铺垫性的题材背景(宛如布景),而作者真正精心编排的故事则需另一框架,此即由"黄土高坡、馍、乳房与坟"这组意象经纬交错的总体诗学情境及借此所蕴藉的历史沉思。

柳宗元的千古寂寞——兼叙陶柳之辨

向来陶、柳并称。粗看起来,在诗境冲淡的一格上来说,柳确实有与陶相似的一面,但陶柳的相似只是表面的而非本质的,二人之间更多的是"不似"。柳宗元虽然"好佛",但他始终坚持儒家济世的思想准则,他的逃避只是逃避苦闷,而并非现实斗争。实际上,正是由于不能与现实接触、斗争,才有了深刻的苦闷。他一刻也未能忘怀他的政治理想,这与更倾向于道家思想意识的陶渊明可说是截然不同。陶的人生观基本上是道家的,他从宏观的角度看待社会、人生,把人生放在宇宙中去考察,得出等生死、齐是非、同荣辱、混物我的观点,陶主动归隐,柳被贬蛮荒,所以在陶的诗里,我们看到那么多的平淡自适,柳诗中却有着太多的无奈与幽愤。陶柳也有相似的地方:柳宗元的深于理想、执着于理想,与陶渊明的逃避与恶浊的现实相沉浮的坚定决绝很相似,都是一种对于人生观的执着、坚定。不过其内核一个是欲与交锋,另一个却是逃避交锋。后世诗论家对陶诗冲淡的啧啧称赞、对柳诗峭刻的不以为然,体现的正是封建文人面对现实政治的软弱性--惜哉,千载而乏知音,柳宗元的寂寞至今令人悲慨!

清末民初的接受环境与小说“翻译变形”之分析

"翻译变形"为一种非正常翻译手段,它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在晚清小说翻译中尤为突出。以往翻译研究大多从文本转换层面来对之做出界定,结果将之排除在翻译之外,而遭后世诟病。通过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路径,探究晚清"翻译变形"背后的文化成因,认为,"接受语境"和"诗学观念"造成了"变形"的外部压力和内部诱因,致使与翻译之正法背道而驰,但在当时的背景下又是合理的、可取的,对中国文化和文学演进的作用仍然是巨大的。

何处园林不忆君?——论陈从周的园林美学思想

陈从周的园林(景观)美学以恬淡与纯真的自然主义趣味为底色,以生态的圆融和自洽为伦理导向,以诗意和通感生成的意境为中心,通过虚实相济、有无相生的辩证思维方法,一方面赓续了"虽由人作,宛如天开"的传统的园林美学思想,另一方面又创造性地提出了建构富有时代特色的审美意境和缠绵悱恻、超旷空灵的情感空间的美学主张。陈从周的园林美学也许更多地属于一种带有隐逸趣味的诗学,这与他更偏爱小家碧玉而非大家闺秀的审美选择是一致的,也与他拒绝、厌恶大工程的主张相契合。对当下的中国来说,这一点尤其意味深长,值得建筑、城市和园林从业者细细品味。

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目的论建构

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受西方话语的影响,将古代诗学中被纳入负面价值范围的丑与恶等作为开掘人类与世界之真的正面价值进行了重新理解和阐释。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与传统审美对立的审丑诗学。具体而言,这种审丑诗学目的论又主要表现为三种流向,即:对性本能的敞开、对死本能的发掘和对存在的焦虑、颓废的显现。由此,中国现代诗学对自身和世界的认识也获取了更为全面、深入的视野。

钱钟书诗学思考的语境与意义——读《管锥编·周易正义·乾》

思想与时代的关系是思考钱钟书诗学思想的一个基点———对于钱钟书诗学思想的理解,必须关注钱氏诗学思想产生的时代。如此才能避免在理解钱氏思想过程中的鲁莽与灭裂。钱钟书诗学思想的重要之处,在于其对诗之为诗的强调即解诗必须立足于诗歌本身,但学术研究过程中的开放性却是钱钟书的一贯追求。钱氏的诗学思考同时涉及了对“诗史互证”诗学范式和“阶级分析”诗学范式的反拨。但作为博雅型的学者,钱氏对于诗学思考诗意表达的追求以及个人过分的才情,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语言迷宫的产生,也部分误导了后学对其思想的理解。对于钱钟书的诗学思想的理解,同时也是一个新时期的学术研究如何与传统沟通的问题。

游走的风景:沉浸于诗意美学中的中国电影画面探索

中国电影在创作模式多元化、类型化与市场化的三重束缚下不断求新突变,试图从画面追根溯源来探索出一条不失本土语言的表达方式,以独有的东方气质与画面美学面向国际观众去讲述属于中国的故事。纵观近几年各大电影节的中国热,两岸三地佳作涌现、人才辈出。2016年我国电影《长江图》和《路边野餐》成功展映于各大国际影展,并获得了众多艺术奖项。两部影片均以诗入画、以画咏诗,在现实与记忆之间以独特的东方式画面美学,尤其在镜头语汇及画面设计上颇具匠心,广受中西方观众的赞誉与追捧。两者将诗性语境下的叙事表达、艺术表现凝结于影片画面中,远离喧嚣与浮躁,沉浸于水云之上、山河之间,用诗意的情怀探索着中国电影的独特个性。

全球化与数字化语境:审视中国东方学的三重视野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语境下,可以从跨语境诗学的三重视野审视中国东方学的梳理与建构问题:其一是内文化视野(Intracultural perspective),强调从东方文化内部探讨以东方理论话语研究东方文学,如日本俳句、印度文艺作品的理论与实践;其二是交叉文化视野(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重视东西方之间文艺思想互为参照的学术意识,旨在克服文化偏至的障碍,破除西方"东方学"理论概念存在的"规训"与"学科"的纠结;其三是跨文化视野(transcultural perspective),寻求一种新型的、包容差异的宏阔视界,以东方文学史论为例,探讨东方学的"轨迹"和未来发展定位。在学科建设意义上,建构中国立场与特色的守正创新、正大气象的"东方学",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

诗人已逝 神话犹存——略论罗曼·雅各布森的神话诗学

罗曼·雅各布森不拘一格地将作者、文本与语境统一起来,服务于生平与作品关系的研究,揭示出诗人的诗歌神话即诗歌文本潜在的深层结构所在,一定程度上复活了被形式诗学所抛弃的"作者"和"语境"要素的决定价值,实现了对当时盛行的"庸俗生平主义"研究和"反生平主义"研究的超越。雅各布森的神话诗学既不同于"以作者为中心"的传统文论,也不同于纯粹"以文本为中心"的形式文论,而是综合运用历史主义、结构主义和科学实证主义的方法,探究诗歌文本意义生成的条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