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the Literary Psychology Evolution of Denial Novels of the Qing Dynast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nial of the popular novels of the Qing Dynasty,and based on such introduction,it further analyzes the reasons why literary works represented by popular novels in the Qing Dynasty were denied and the influence upo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denial.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instream cultural status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it explores the guidance function of literary psychology evolution,showing that the Chinese novels,as literary works,have the rational and responsible value.

清末北京戏剧改良与义务戏

清末北京义务戏深受戏剧改良运动影响,其演进过程呈现出多种新元素,不仅促进戏剧改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风俗改变。一方面,戏剧改良运动促进艺人与报人合作开演义务戏,推动义务戏在传统表演形式中增添许多近代元素,如戏剧内容革新、舞台元素多样化和女性群体加入。另一方面,义务戏受到近代启蒙思想影响,热心助赈的新艺人成为义演主体,成为启蒙与宣教活动的实践者。同时,义务戏也促进社会风俗改良,艺人社会形象得以重塑,其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清末北京义务戏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也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的结果。

清宫寿戏《福寿延年》内廷演出考略

《福寿延年》为清宫常演的多本寿戏,现今可见的早期剧本有嘉庆年间所用串关、题纲。在内廷搬演过程中,全剧经历个别处文字微调后总体保持稳定,每次仅据承应对象的变化对颂词做调整,以适应实际表演的需要。自嘉庆朝以后,其于同治、光绪两朝接连上演,尤以光绪一朝为盛,一直延续至光绪末期。演出场合主要为万寿承应,具体包括皇帝万寿承应和皇太后万寿承应,在慈禧四旬、五旬、七旬万寿时均有演出。此外,偶尔在一些节令如除夕或元旦承应演出中出现。具体演出形式有两种,绝大多数时为全本演出,个别情况下挑演部分出目。

杜甫《北征》在明清的接受

明清两代对杜甫《北征》的接受呈现出差异化、多元化的态势。明前、中期《北征》因其五言长篇的体裁、直笔不恕的叙事方式而接受度不高。明后期随着个性解放意识高涨诗学审美取向多元,《北征》的诗歌地位有所提升。清代在注杜、学杜的高潮中,对《北征》的接受达到高峰。文化环境、审美思潮是影响《北征》接受转变的主要因素。

清代诗学批评视野下王昌龄诗歌接受的新变

清代是王昌龄诗歌接受史链条上最为关键的一环,出现了三个新变化:第一,清人首次提出王昌龄为“七绝圣手”,其七绝诗歌特质及地位更加突出;第二,清人突破明代“王不及李(白)”的观点,将唐人绝句“王李”并称的主张推向新阶段且渐成定论;第三,清人辩证评价王昌龄古体诗,走出了唐宋首推王昌龄五古、明代侧重王昌龄七绝之偏,兼重王昌龄古体与绝句。清人尤推崇王昌龄以极为精赡的七言绝句展现边塞大漠风貌和戍边军旅“意态雄健”、气势磅礴的英雄气概,以及善于捕捉或创造典型场景、善于表现情绪微妙变化的高超诗艺。

清末民初报刊剧话的文体承变与理论革新

报刊剧话与聚焦传奇杂剧、文学批评本位的古代曲话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承继关系,而是直接滥觞于清中后期文人的梨园花谱写作。经由报刊媒介的形塑、戏剧改良思潮的推动与中外剧论的滋养,剧话于民国元年前后定型为一种以京剧、新剧等舞台流行剧种为主要批评对象,以即时化、公开化、品牌化的跨平台专栏创作为特色生产模式,文本与舞台兼重、史论研究与实践批评并举的综合性艺术批评文体。舞台本位意识在清末民初报刊剧话中的建构发展反映了古典戏剧理论“剧学”体系内部重心由“剧本作法”向“表演艺术”的迁移,曲话的独立发展、京剧与新剧剧话的日趋分离亦可视作传统剧论对近代传奇杂剧、花部戏曲、外来新剧“三足鼎立”之全新剧体格局的直接回应。

诗学视域下“清风”到“林风”的分化——以魏晋为源起

“清风”在魏晋南北朝诗歌中的文化内涵的演变折射出魏晋玄风的兴起和回落的发展趋势,其独特的审美意蕴在诗学史上被延续保留,并逐渐分化出“林风”这一意象以满足特定的书写需求。“林风”自唐代始现于诗歌之中,其文化内涵的形成却可溯源至魏晋时期。“林风”由“清风”分化而来,受到魏晋时期人物品藻“林下风气”的影响,体现了诗人对松竹品性的精神寄托,切合“游而不居”的庄园山水欣赏模式。实际上,和“清风”相比,“林风”消解了魏晋玄学影响下本体论哲学关于“无”的抽象性质,更加强调“林”的景物特征,凸显“风”的自然属性,永恒地凝结着魏晋士人风流的时代精神,对后世诗人而言具有更加针对性的遥畅其怀、兴寄所托的书写功能。

清宫连台大戏《昭代箫韶》皮黄本的音乐编创

清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命升平署将连台大戏《昭代箫韶》翻改为“乱弹曲白”,此后升平署和普天同庆班分别排演了皮黄本的《昭代箫韶》。该剧的翻改可谓晚清“昆乱消长”时期皮黄戏创作之缩影:两种皮黄本都具有明显的“昆乱杂糅”特征,昆腔曲牌在剧中主要作为程式性唱段使用;但二者在具体的腔调选用及板式编排方面又有不同的取向和做法,反映出同一剧目在音乐编创上的不同思路。从两种皮黄本中场景音乐的运用情况来看,当时特定的戏剧情境中已有一些专用的器乐曲牌或带唱词的“大字牌子”。

民国时期桐城诗派的诗学承变与风格追求

桐城诗派源远流长,甚受学人推重,在晚清民国亦焕发出了别样的光彩。从地域渊源上看,清代桐城诗派的诗歌理论与创作特色无疑是民国桐城诗派取法的诗学资源。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吴闿生、曾克耑等人采取较为保守的文学立场,除了通过教学活动促进桐城诗派的传承与扩散外,尤其着力于对桐城派诗人谱系的建构。而在诗歌创作上,民国时期的桐城派追求雄放奇崛的诗歌风格,这丰富了民国旧体诗的多样性,展示了古典诗歌在艰危苦难中所蕴藏的精神力量和文学价值。

词变与时变:吴鼒与扬州词坛的“一萼红”倡和

《百萼红词》为吴鼒晚年寓扬所作,词多伤逝感旧。在嘉庆后期扬州风雅际会的环境中,吴鼒以“一萼红”为调与吴锡麒、汪端光、洪梧等词友相倡和,将个人、群体与时代走向没落的伤感共鸣弥散于扬州词坛。“一萼红”倡和诸人门户近于浙西,欲救乾嘉浙派之流弊,他们鼓扬性情词风,注重真情、追求个性,于现实生活中寻找寄托,使因革中的浙派新声与新兴的常州词派并举,回应着时代衰歇对个体心灵与社会政治的震荡。

社会出走与性别越界:明清易性乔装剧研究

学界对明清扮装剧的研究,多着眼于女扮男装及扮装动机,容易将扮装情节与含意单一化。以为扮装之外因——情境,亦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以明清扮装剧为研究对象,借狄德罗“情境说”强调“情境”对于“扮装”这一行为的重要性及其影响。就男扮女装而言,产生于特定情境下的扮装,既强化又颠覆了“男尊女卑”的二元体系;就女扮男装而言,学界往往会夸大性别控诉。男性剧作家笔下扮装才女并非否定女性角色;女性剧作家则从“人”的角度出发,探讨现实中男女两性人生出路的问题。

清代诗学批评视野下王建诗的接受起伏

清代对王建诗歌的接受突出了有清一代独具的特色。第一,清初在“崇儒重道”政策及不满明代“独尊盛唐”的思潮下,王建诗因其“大多无喧嚣、浮躁之气而有流动清平之味”受选家重视。至清中后期,选诗更追求雄伟阔大之风,王建自然蕴藉的诗风受到冷落。第二,清人辩证评价王建的古体诗,欣赏其“专尚气质,不工自工”的近体诗,对其“高华深稳”的七律、“风神秀出”的七绝比较重视。第三,清人对王建宫词的关注从题材转移到体裁上。清人对王建诗的接受变化与清代的社会思潮及追求“清真雅正”的审美风尚密切相关。

论黄节的岭南学术思想、学术传承与学术贡献——从《岭学源流》谈起

民国以降黄节以教育和学术为志业,他的这种抉择在《岭学源流》中已见端倪。作为粤籍著名学者和教育家,黄节的岭南学术思想、学术传承和学术贡献悉与《岭学源流》有关。黄节在中学与西学、汉学与宋学、官学与私学的矛盾张力中,把讲学和名节道德看作是岭南学术兴盛的关键。黄节的岭南学术思想,源于他的“保国”与“保种”的国粹理论,是晚清“国粹派”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组成部分。黄节的中国诗学研究,推进了岭南学术的近代转型与新创。在黄节诞辰150周年之际,阐扬他的岭南学术精神和他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不无现实意义。

清代词学正变论

正变论是词学的一个重要命题,滥觞于两宋,明代正式明确提出,词体正变的讨论在清代十分热烈。正变的内涵颇有差异:有以婉丽为正,有以清雅为正,亦有以风雅为正;对待正变的态度亦有不同,有崇正抑变者,有只分正变而不分高下者。清代词论家对正变认识的变化与清代词学流派的更替相对应。正变论不仅涉及词体风格形态、创作的价值评判,而且关乎词学的走向,是清代词学具有普遍意义的论题。

论清代诗学的学术史特征

清代是个学术的时代,尽管经有古今之分,学有汉宋之异,但追求学术的独创性、实证学风和学术史视野,始终是清代学术最显豁的特征,也是清代诗学的学术精神和方法论背景。清代诗学虽不以原创性为突出特征,但力求突破前人藩篱的创新意识与实证学风相结合,却带来理论阐释、诗人评论及作品分析上空前的深刻和细致,对学术史研究的重视更赋予它善于总结前代理论遗产、推源溯流、包容古今的集大成色彩。清代诗学家评论当代诗歌的历史感、讨论理论问题的学术史意识和诗歌史研究的热情,无不显出其学术精神与当代学术的相通。本文有鉴于此,试图从清代诗学的学术精神入手,探讨清代诗学的学术史特征,从清代诗学著述的丰富性、专门性和实证性来看清代诗学的学术性,从历代诗学文献整理、传统诗学阐释和诗歌史研究三个方面论述清代诗学整体上的集大成意义。

明清传奇戏曲叙事结构的演化

明清时期文人曲家的传奇戏曲创作,一直在长篇体裁的开放叙事与戏剧艺术的内敛叙事之间彷徨抉择,传奇戏曲叙事结构因此呈现出种种不同的状貌。明中期的文人曲家对开放叙事情有独钟,但往往置内敛叙事于不顾。万历年间的文人曲家毫无节制地驰骋自身的知识和才情,力图让传奇戏曲容纳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和细腻的主体审美感受,但仍然普遍漠视内敛叙事。明清之际的许多文人曲家一改前辙,以内敛叙事为主、开放叙事为辅,创构了严谨的情节结构和精巧的排场结构。而清前期的一些正统文人曲家则热衷于象征叙事结构,成为清中后期传奇戏曲"以文为曲"的先导。文人曲家对内敛叙事的抛弃,从一个方面加速了传奇戏曲文体的消解。

词学史上的“尽头艳语”论

所谓"尽头艳语"就是指在内容上描写儿女柔情,而在语言表达上以质朴直截而近乎极致的词句。作为直质艳词的一种,其自成一格的魅力、亦正亦邪的特征在宋代就已受到关注及争议。清初明确将"尽头艳语"作为直质艳词中一种独特类型,加以标举,冠以"尽头语"、"决绝语"、"透骨情语"等名。其与婉约艳词相反相成,使轻薄归厚重,俚俗通大雅,决绝含忠恕,质语穷艳态,直语寄微言,尽语播远韵。这种特征的形成须有至情高格为依托,由大气真力来运转,既是成就其独至之妙的关键,也是其特征、渊源、价值、正变定位历来备受争议的根源。

“真诗”的探寻:清初明遗民诗论

针对墐钱木偶盛行的诗坛现状,清初遗民诗人接续前人的求索精神,重提“真诗”。真诗的要义,从诗人主观方面来说,就是诗要有“真性情”,要“有诸己而后出”,在这方面,他们不仅继承明末公安、竟陵派的合理成分,也弥补二者的严重不足,不仅正确地找到真性情之源,也辨证地提出既发愤抒情又苦吟锤炼的性情表现观;从客观方面来说,就是诗要发挥和承担当代史的功能和责任,在传统的“以诗证史”之外,创造性地提出“以诗补史”、“以诗正史”、“以心为史”等新说。清初明遗民诗论多方面发展前人,扳正时弊,突破官方诗教的羁縻,既是解读曾经极盛的遗民诗的一个内在因素,自身也是一笔重要理论遗产。

重新评价清初京师贰臣诗人的文学史地位

在清代诗歌发展史中,清初诗歌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它为整个清代的诗歌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作为清初诗歌创作主体——遗民诗人与贰臣诗人,理应进入学界研究的视野,得到相应的重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以往学术界囿于传统的政治道德观念,对清初诗坛贰臣诗人群体的评价多失客观。近年来,随着学术气氛的宽松与研究视角的转换,上述现象逐渐得到改变,但对贰臣诗人的研究仍有大量的空白领域,如清初的京师贰臣诗人群体,这是一个在清初诗坛有着重要影响、对清初诗歌发展的走向起到了重要作用的诗歌群体。因此,本文力求立足历史与文本,以期还原这个群体在清代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清代论诗诗的新貌

论诗诗发展到清代大为兴盛,清人在杜甫和元好问的基础上踵事增华,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多有新创,形成了多彩多姿的风貌。前者如论诗话、论闺秀、论域外,后者如诗加注文和诗加序文。这些新拓展,对扩大论诗诗的内涵,弥补其形式上的不足,皆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