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Study on the“Social Behavior”of Zen Poetry Culture:A Case Study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During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Buddhism and Zen poetry underwent great development.Zen poetry is diverse in form,strong in personality,and high in achievement.Among the types of Zen poetry are poems,lyrics,and prose,some of which have social attribute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uddhism.An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viewpoints and information conveyed in these poems,lyrics,and prose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attitudes of the emperors towards Buddhism.When the attitude of the emperor towards Buddhism reached its peak of positivity during the Tang dynasty,there was a change toward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viewpoints expressed in poetry.

音乐雅俗流变与中唐乐人诗的新开拓

中唐雅乐建制整体处于停滞状态,俗乐却因为君王喜好及朝廷鼓励与政策支持、宦官集团的高度重视及藩镇的着力追求而走向全面活跃,这种发展格局带来了中唐宴乐之风的全面兴盛。由于诗歌的创作与表演是中国古代社会宴会的传统内容,宴乐之风的全面兴盛对中唐诗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受此风气的影响,作为中唐音乐诗重要类别的乐人诗有了新开拓:就内容而言,淡化了乐人的容貌描写,重视刻画他们的表演神态,并以容貌来反衬精湛的技术;注重乐人的技艺描写,详及表演的过程、曲目和歌辞等;全方面描绘乐人的生活,包括拜师学艺、受雇表演、日常生活和人生归宿等;深入乐人的精神世界,涉及其对音乐的热爱精通、丰富情思、文学才华及对友谊爱情的珍视等。就情思而言,不但表达对宴会主人或乐人雇主的感谢,而且涉及诗人的自我人生感怀、对社会弊端的批判以及对过往历史的反思等。全面考查音乐雅俗流变、宴乐之风及中唐乐人诗三者的关联,对于了解唐代诗歌发展历程的丰富及审美风尚的变迁等有重要的价值。

八十年来盛唐诗文用韵研究述评

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80年来的盛唐诗文用韵研究可分为草创、蓬勃发展、转型创新三个阶段。本文意在从个案、分体裁、分区域、断代、方法等5个方面,分析归纳盛唐诗文用韵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不足,为进一步拓展盛唐诗文用韵研究提供参考。

明代闽地宗唐诗学传统的建构及其影响

明代闽地宗唐的诗学传统是在宋、金、元宗唐思潮的浸染、明初“鸣盛”风尚的传播和闽地诗歌自身发展的共同作用下逐步形成。在经历了兼法汉魏、宗法盛唐、专取老杜之后,闽地诗人最终又回归对唐代诗歌的整体追崇,同时强调重视他朝之作和诗本性情的理论主张,并在诗集编纂、诗歌创作和文学批评中加以体现。这一诗学传统促进了明代闽地唐诗选本的编纂,对唐代诗歌作品的保存和闽地诗歌流派的建立及诗学发展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黄培《含章馆唐诗选》考述

《含章馆唐诗选》是清康熙二年(1662)山东即墨诗人黄培所编的唐诗选本。康熙八年黄培因诗案被处以极刑,其生前著作多遭毁禁,存世罕见,这部存世的诗选具有相当高的文献和史料价值。《含章馆唐诗选》共选诗四百余首,以盛唐诗为主,尤其以杜甫的诗歌为多。其选诗情况反映了黄培深受明代高棅、李攀龙等人影响,继承复古思潮,坚持“诗必盛唐”的诗学主张。黄培尤其重视对安史之乱后杜甫诗歌的选录,寄托了政权变革之际知识分子的亡国之思。另外,诗选也为研究清初山左诗学发展提供了极好的研究资料。

叙事学视阈下的乐府诗建构——以松浦友久教授的乐府研究为中心

中国近世的通常观念中对于乐府体的认识很模糊,特别是唐代乐府诗有怎样的样式特征是一个难题。以日本松浦友久教授的乐府研究为中心,可以从叙事学的角度重新考察唐代乐府诗的三种艺术表现功能。分别为:对乐曲的联想;观察视点的第三人称化,场面的客体化;表现意图的未完结化。其中“观察视点的第三人称化”以西洋叙事学中“叙事视角”以及“人称”等角度为出发点,提出唐代乐府诗中存在的“客体化”以及“第三人称化”的特征。此观点不仅对唐代乐府诗的理解具有参考价值,对唐诗英译等方面的研究也具有启发意义。

明代唐诗选本对柳宗元诗的接受差异及其原因

明代唐诗选家对柳宗元诗接受度普遍不高。明前、中期,受尊崇盛唐、忽视中晚唐思想影响,对柳诗选录多至48首、低至一首未取。接受度虽不高,但在明人辨体思想影响下,其五言古诗之简古淡泊仍为其赢得一席之地。明后期,文学观念转变,审美追求渐趋多元,柳诗选录呈小幅增长,但在中唐诗人地位普遍有所上升的明后期,柳宗元诗歌接受地位已有下降之势。这与明代社会文化环境、不同阶段文学观念的提倡等密切相关。

盛唐游侠诗中的游侠内涵新变与文人身份认知

中国古代游侠的内涵与游侠文学息息相关,且随之不断变化发展。到了盛唐,游侠诗在儒家思想与文人诗传统的持续改造下,所展现的游侠内涵产生了新的变化。他们虽不再单纯地以武力对抗统治,却将明恩怨、轻生死等特质继续发扬,并将报恩的对象固定为君王。同时,受强盛国力与尚武风气的影响,一些出身较高的少年将任侠视为取乐之资,另外一些女性也具有“侠”的特征。这种转变源于当时文人实现自身价值方式的变化,而游侠诗恰可展现文人不同的身份认知,即报国的英雄、耻于虚度的“儒”与“侠”与重义轻利的“烈士”。至此,游侠在内涵上得到最大突破,中国古代游侠诗的发展也到达顶峰。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江南抗倭时期“唐宋派”的经世活动与海洋书写

“唐宋派”作为明嘉靖年间著名的文学流派,他们取法唐宋以溯秦汉,反对佶屈聱牙、摹拟剽窃的复古文风,其文论思想注重“文”与“道”的并重,有着强烈的经世济民情怀。嘉靖年间的江南沿海地区,海疆不靖,倭寇侵扰频繁,沿海民众深受其害。面对这“不靖的海”,“唐宋派”成员在抗倭的时代背景下,其文学创作、经世实践等都发生了明显的“海洋转向”,抗倭、海洋诗文书写成为他们生命历程与文学创作中十分耀眼的篇章。这种“海洋转向”为“唐宋派”文学地位的形成与影响的扩大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带动江南文人海洋诗文创作一代风气的形成。

元稹诗在明代的接受起伏及其原因——以唐诗选本为考察中心

明前、中期200余年间,重要唐诗选本对元稹诗选录极少,影响最大的《唐诗选》仅录1首。至明后期,诗学审美趋于多元化,元稹诗的价值重新被挖掘,其中《唐诗镜》最具胆识,选元稹诗121首,居中唐第三。明前、中期,诗学家多评元稹诗为“淫言媟语“”鄙俚浅俗”,元稹诗因不符“雍容温和”审美观念而遭到排斥,这与统治者倡导“和而正”的文学思潮密切相关;明代后期弊政丛生,士人盛世理想逐渐破灭,更重视性情的自由抒发,元稹诗歌的“真性情”被陆时雍等人肯定,渐受推崇。

19世纪上半叶的韩国唐诗学——以申纬为中心

申纬是李氏朝鲜后期著名诗人、画家、书法家,他的诗歌深受中国诗歌的影响,早年诗路略显狭窄,18岁后因受李匡吕的影响而广泛学习六朝唐宋的诗作,44岁后因入燕京,受翁方纲父子影响,诗学再次发生转向,提出“由苏入杜”的主张。尽管他的诗作总体呈现出宋型诗歌的面貌,但他受唐诗的影响还是比较深刻。他在诗歌中大量运用唐诗元素,笔下也有不少是纯粹的唐风诗。他晚年编选的三部唐诗选,特别是《七律彀》和《唐诗画意》,在唐诗选本上具有独特的诗学价值。他的诗学理念,特别是论诗诗,也深受唐诗的影响,或是在唐诗学的背景下才得以展开。

唐人南行北归诗空间三层位论

南行北归诗是唐人行旅诗的主体。尽管作者分属多个类群,但在区域分布上有关内、中原、岭南三个不同的空间层位。由于创作地域不同,每个层位的诗篇,内容上有差异性,情感、风格有相似性。唐人南行北归诗空间层级的差异性,表明了南北交通对唐代文学的深刻影响。通过空间层级划分和性质内涵辨析,可以看到迁徙移动状态下文学家与土地的结合度,其意义当从这个角度获得阐释。

从讲义编写到文学史撰述——论苏雪林《唐诗概论》的学术价值

文学史写作是苏雪林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30年代她陆续编写了《唐诗概论》《辽金元文学》《中国文学史略》等大学课程讲义,以其敏锐的审美感受与融会中西的学术视野,在当时众多的文学史撰述中独树一帜。《唐诗概论》既具有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型的时代特征,又闪耀着苏雪林才情丰赡、敏于体会的学术个性,只有将它尽可能还原到20世纪前半叶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大背景下,在与同时代学者关于唐诗研究的比较中,才能公允持正地重新认识其学术价值。

初唐诗歌修辞的继承与新变

初唐诗歌推陈出新,基本奠定了唐诗的总体发展格局,在语音修辞、句法修辞、篇章修辞等方面,继承了前代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和进展,在诗体修辞、风格修辞等其他方面也有新的转变,从而和为唐诗创作的兴盛革新准备了必要的修辞基础和条件。

西方世界中国古代爱情诗翻译选本嬗递

自1824年以来,西方世界翻译、结集并出版了十余种中国古代爱情诗选本,这些经典化的作品在异国语境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形成了中西文化、美学和思想观念的碰撞。笔者对现存的中国古代爱情诗翻译选本进行竭泽而渔的搜集和整理,通过翻译、统计和分析发现,《诗经》是爱情诗翻译的首选,唐诗成为爱情诗翻译的热门,词是雅俗共赏的译本文体。据此可以了解数十年来古代爱情诗编选在西方世界的嬗递轨迹,从独特角度捕捉诗歌海外传播的客观规律,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策略提供建设性思路。

唐诗中“生死”书写的情境与情感

中国唐代诗歌因时代的特征展现出独特的魅力,有关“生死”的唐诗建构了体验死亡的情境,主要有爱情、征战、宗教的情境。在爱情情境中,唐诗常以生死相随的决心表现女性的贞节情感;在征战情境中,唐诗常以不惧生死的誓言表现将士的忠君情感;在儒、释、道的哲理情境中,唐诗常以佛教描绘的宗教情境为基础,阐释“不生不灭”的生命哲学。对生死情境的描写和对生死情感的抒发驱动着唐代诗人的创作,展现了中国人在爱情、忠诚、信仰等方面不惧死亡的情感力量。

京口瓜洲一水间——论唐人选唐诗的地域因缘

《文选》在唐代的地位很高,学者追捧,士子研习,“文选学”随之兴起,来自扬州、润州的曹宪、魏模、公孙罗、许淹等众多学者注音释义,推动“文选学”走向兴盛,其后“文选学”迅速突破地域局限,风靡京师,辐射全国。在“文选学”的影响下,“诗选学”逐渐酝酿成熟,京师掀起编撰浪潮,著名诗选家殷璠辑录了《丹阳集》《河岳英灵集》《荆扬挺秀集》,三部选本均与扬州、润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见部分唐人选唐诗与“文选学”不仅存在学术渊源,也存在一定的地域因缘,即“文选学”由扬州、润州流传到京师,“诗选学”由京师流传到扬州、润州,二者传播路线相同,方向相反,都与扬州、润州有着不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