邝璠“农务女红图”与明代日用类书中的耕织图

学界围绕邝璠是否是“农务女红图”的作者以及日用类书中的耕织图是否源自《便民图纂》这两个问题仍存在些许争议。本文结合版本学、书籍史与技术史的进路进行考证,认为根本不存在一个早于《便民图纂》的“农务女红图”版本,邝璠确系是“农务女红图”的作者,他所开创的“耕织图+竹枝词”模式被明人视作继楼璹之后的又一次创新。之后,随着弘治本《便民图纂》被建阳书坊所翻刻,其中的“农务女红图”成为明代中后期诸多日用类书中耕织图像与农业竹枝词的来源,这从日用类书中的“题农务女红之图”与农业竹枝词部分皆可得到印证。

传统农耕文化“走出去”:中国古农书《耕织图》在日本的跨文化传播

对中国古农书《耕织图》在日本传播过程进行历史考据与分析,考察其如何借助“海上丝绸之路”流布日本,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极具日本民族特色的“四季耕作图”“养蚕机织图”等日式农耕图绘。研究发现,《耕织图》东传日本的历程是一个禅宗语境与日本室町时代幕府文化交融的过程。《耕织图》原有的“劝农课业”与“鉴戒主义”的传播意图在传播过程之中被削弱,居于次要地位的艺术审美功能被放大。而通过将《耕织图》转换为日式艺术作品,连接起禅宗寺庙与幕府将军的权力控制,彰显出统治者的文化品位,实现了文化变迁。这一转变在承袭《耕织图》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象征意味之余,亦赋予日式农耕图绘在文化意象上更加浓厚的宗教意蕴。

农耕文化语境下康熙朝《御制耕织图》考论

耕织图作为展现我国古代农业耕织生活的重要图文载体,自南宋楼璹首创以来,在清代达到了创作高峰。康熙题诗、焦秉贞绘制的《御制耕织图》体现了康熙时期中西绘画结合的艺术风尚,对研究中国传统农桑技术和农业生活具有重要价值,是解读中国农业史、纺织史、艺术史的珍贵文献。《御制耕织图》鼓励人们从事农桑劳动,在艺术审美中传达农业立国的思想主旨,是对中国古代农耕文化的高度总结与阐扬。

历代“耕织图”中“蚕织图”绘制版本变化与形态流变

历代"耕织图"中"蚕织图"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栽桑、养蚕、缫丝、织绸等劳作过程。从南宋直至晚清,由于许多文人画家参与绘制"蚕织图",图画内容、图画数量、绘制风格各不相同,故留下了"蚕织图"不同的绘制版本。至清代,"蚕织图"出现了石刻、年画、瓷器、彩绣画、实景图、彩廊、墨锭、木刻屏风等表现形态各异的载体,为"蚕织图"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可能,这些变化体现的栽桑、养蚕、缫丝、织绸活动,在中国古代农耕社会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蚕织图"也就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清代御制耕织图的版本和刊刻探究

耕织图是清代御制文献中的一个农业主题,清代宫廷曾出现过大量帝王御制的以耕织图为主题的书画作品,清宫所藏甚多,记载于各类目录学著作当中。清代帝王的御制耕织图,有绘本、拓本、刻本等多种形式,它们之间在创作上存在传承、模拟和复制的关系。耕织图的创作最初由帝王命宫廷画师作画,再由帝王亲自题写诗文,装裱成为完整的书画作品后择其优者刊刻印行,刻立石碑,形成形态各异的耕织图文献,或深藏清宫、或赏赐王公、或立碑长存、或流布民间、或广传海外,影响深远。

楼璹《耕织图诗》的艺术渊源及其创变

楼璹《耕织图诗》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出现较早的大型农事组诗,其文本融合了先秦以来大量同类诗歌的艺术精华,虽然尚有明显的拼凑痕迹,但其集大成意义毋庸置疑,实为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之先声。在广泛继承艺术传统的基础上,《耕织图诗》也有所创变。遵循着谏上和劝下的双重艺术旨趣,《耕织图诗》一方面增添了宫廷诗的因素,屡用舜帝躬耕、丞相重农、后妃祭蚕献茧等典故,有些织图诗风格软媚,塑造的人物形象近于仕女,与以往的农事诗颇有差异;另一方面,《耕织图诗》又融入了劝农诗劝勉农桑、化育民风的艺术功能,有意识地向农村推介当时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倡导更为合理的家庭协作式的生产关系。楼璹《耕织图诗》奠定了别具一格的耕织文化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不容忽视。

几种鲜见的《耕织图》

本文主要介绍了南宋梁楷、李嵩,明代仇英、宋宗鲁,清代冷枚、陈枚、何太青以及袖珍型等八种目前比较鲜见的《耕织图》,并分别就其内容作了一些比较和分析,对《耕织图》的发展和演变作了分析。以此作为对《中国古代耕织图》一书的部分读者所提问题的释疑。

梁楷《耕织图》存世和“减笔画”特征及对日本“四季耕作图”的影响

文章梳理了画家梁楷绘制的《耕织图》分别存于美国和日本的证据,认为梁楷《耕织图》与楼璹版《耕织图》有很大差异,表现为省略耕织活动环节,仅挑选部分场景组合成图卷,较多地表现耕织活动与环境细节,图绘中人物形象体现了梁楷的“减笔画”艺术特征。梁楷《耕织图》于室町幕府时期东传日本,受到狩野画派追捧,形成风行一时的“梁楷样”,成为屏风绘、隔扇绘的“粉本”,并逐渐形成效仿中国《耕织图》的日本“四季耕作图”,流行时间约400多年。

“农务女红图”中的左图右史——兼论其对中国传统耕织图体系的影响

“农务女红图”是邝璠以楼璹《耕织图》为蓝本而创制的一批耕织图像,它一方面通过增删图像的方式将当时农业技术的某些最新发展反映于其中,挣脱了传统耕织图像绘制中“技术停滞”的桎梏;另一方面又将楼氏所配的五言诗改为民间流行的竹枝词,把读者的范围从士大夫拓展至庶民百姓。这些图像与竹枝词因其通俗性而被晚明建阳书坊的书商们所青睐,开启了日用类书“农桑门”中插入耕织图像的滥觞,使得由楼璹开创的、一直居于庙堂之上的传统耕织图体系开始通过版刻的形式传播到民间社会,构成了耕织图传播的另一种模式。

明代耕织图诗的俗化与推广——以邝璠《题〈农务女红之图〉竹枝词》为例

明邝璠在宋楼璹《耕织图》的基础上更易数事,简化了农桑过程,将其编入日用类书《便民图纂》,题为《农务女红之图》,并将题诗换为"通俗浅白"的竹枝词形式,为后世构建了一个经典的市民耕织图诗蓝本。其版本有三,其中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弘治十五年(1502)刻本的手钞本最符合邝璠创作原貌,并补遗了一首竹枝词,凡32首。《农务女红之图》与竹枝词将图像叙事与文字叙事完美结合,弥补了"图画"语境的空白,有效促进了耕织过程的推广,并重现了传统家庭"男耕女织"的生活模式,反映了统治阶层为维护封建秩序所做出的文化改良与革新,也反映了竹枝词对"文化下移"所做出的贡献。

中国古代《蚕织图》技术文化东传对“蚕织浮世绘”影响研究

日本“蚕织浮世绘”是中华农业技术文化东传日本的证据。江户时代的胜川春章、北尾重政、喜多川歌麿等日本画家绘制的“蚕织浮世绘”,再现了中国古代《蚕织图》技术环节称谓、蚕桑器具形状、“图文互释”等特征。15世纪至19世纪后期,鉴岳真相收藏梁楷《蚕织图》、狩野永纳摹绘宋宗鲁本《蚕织图》、橘守国以楼璹版《蚕织图》为基础《绘本直指宝》,深化了中华农业技术文化东传日本的基础并扩大了其影响,最终形成日本“蚕织浮世绘”。“蚕织浮世绘”是日本农耕图像表达迈向本土化的结果,其特征包括3幅连续绘的表现形式,画面套色艳丽、构图空间多元、人物肖像“美人绘”等,其中仍能看到中国古代《蚕织图》技术文化的影响痕迹。

古典名园局部景点的再现——记颐和园耕织图景区复建及环境工程

耕织图景区复建及环境整治以清漪园时期景观内容为基础,保护颐和园时期水师学堂的历史遗迹,结合地形、绿化和水体的现状,恢复历史园林景观空间和文化内涵,保持其艺术的永恒性和完整性。

康熙五彩瓷“耕织图”与版画“耕织图”渊源考

源于南宋的＂耕织图＂在清康熙时期重新得到重视,常以图像和诗文的形式呈现,体现了＂家庭教化＂和＂社会教化＂的两个方面。因此康熙五彩瓷上的＂耕织图＂尤为精美突出。纵观现存的康熙五彩瓷＂耕织图＂,不难发现它们与版画刻本＂耕织图＂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联系,重点探讨康熙五彩瓷＂耕织图＂如何通过平面的转移—从二维到三维的重要途径,成功实现对版画＂耕织图＂的借鉴和改良,这种对成熟的版画图像的借鉴和转变是康熙五彩瓷取得举世瞩目艺术成就的重要因素。

基于《御制耕织图》的重构:康熙五彩耕织图瓶的空间塑造

康熙五彩耕织图瓶作为清代创作五彩瓷器中一件具有明显写实风格的艺术佳作,不仅生动地表现出了耕织劳动过程中的情景,更突显出清廷对农业发展与汉文化的高度重视,这也使得其图像在装饰的基础上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虽然其图式源自于焦秉贞的《御制耕织图》,但载体的不同必然会导致艺术效果的迥异,特别是基于媒介对画面表现的限制,使得其营造出了别于原作的空间意蕴。为后人展示康熙时期御窑精湛古彩技艺的同时,又呈现出当时人伦思想下的多重社会表征。

明代日用类书中的耕织图考辨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邝璠在编纂《便民图纂》的过程中,以楼璹《耕织图》为蓝本绘制了《农务女红之图》,并把楼璹的五言诗替换成通俗易懂的竹枝词。这些图像与竹枝词因其通俗性而受到晚明建阳书坊的青睐,并被吸纳到日用类书“农桑门”中,由此建构出一种耕织图的民间传播谱系。然而借助校勘学方法,仔细分析《便民图纂》和日用类书中的耕织图,就会发现日用类书中的耕织图不是源自《便民图纂》,邝璠也并非《农务女红之图》的作者。日用类书中的耕织图存在大量的沿袭错误、删减割裂、细节缺失等问题,也不可能起到促进耕织技术推广的作用。

媒介、艺术与科学传播——耕织图案例研究

媒介研究是科学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耕织图是我国传统社会中传播农业技术和农业文化的一种特殊绘画形式。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过程中,耕织图的印刷媒介由雕版转变为了石版印刷。通过分析不同耕织图的传播方式,梳理近代耕织图传播方式的变化,研究发现尽管石版印刷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耕织图的复制和传播,但是传统耕织图的科学传播模式却中断了。这一现象表明媒介和科学传播之间并非直接作用关系。当科学传播试图和其他领域合作进行科学传播时,需遵循其他领域的规则。

证史与阐幽:明代中后期日用类书中的耕织图研究

明代中后期,坊刻日用类书的“农桑门”中载有大量耕织图像,它们多以邝璠的“农务女红图”为基础改绘而成,是楼璹开创的耕织图系统在庶民社会中的普及性版本。这批耕织图蕴含着丰富的农事信息,描绘了一些传统农书所未载的农业技术,可以反映彼时农业活动的真实场景。中国传统耕织图体现的是一种象征与教化意义而非技术传播的价值,不同于以往耕织图多为帝王、官员所推动或绘制,日用类书耕织图的主要读者对象是地主阶级,其主要目的是期冀通过其乐融融的图像来缓和当时随处丛生的地主与佃农之间的矛盾。

耕织图与我国传统社会中农业技术及农业文化传播

耕织图是我国传统社会中特有的一种配有诗文说明的农业生产系列图谱,它兼有传播农业技术以及传播农业文化的功能。耕织图在民间传播的过程中,其载体呈现多样化的现象,年画是其重要的民俗化与民间化的形式之一。耕织图体现的是一种生活审美观和技术审美观,传输着社会的主流价值和理念,维系着传统的社会—技术体系。

印赐臣工:《御制耕织图》与康熙皇帝南巡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的《御制耕织图》版画,与绘本版本的“唯一性”不同,因其“复数性”而具备了传播的属性。本文通过梳理《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等记载中康熙帝南巡赏赐《御制耕织图》的相关材料,结合张鹏翮翻刻版本的颁行,分析康熙帝将《御制耕织图》赏赐的官员具体情况、皇帝的用意及官员受赐后的回应,展现南巡期间通过版画赏赐引起的君臣互动的过程。结合康熙帝第二次与第三次南巡赏赐之变化,分析康熙帝利用版画媒介的传播属性,渗透统治理念,以拉拢、教化臣工之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