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认同视域下海外华人学者对诗言志的现代阐释

诗言志作为生成于先秦时期的文论观念,深刻地反映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演变过程,同时也广泛引起了海外汉学界的讨论。其中,身处海外的华人学者通过多种西方理论方法对诗言志进行再阐释,揭示了诗言志的和谐美感价值。他们的阐释是对母体文化的寻根,是在文化认同的层面上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同时,通过在西方世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诗言志所体现的和谐艺术精神弥补了西方文化思维中自我追索非我世界知识的缺漏,为人类文化共同价值提供中国智慧,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

寻求富有传统姻缘的美术史观

以中国传统美术史学核心理论为建构主题,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融会贯通于整个美术史学的研究当中,对其内涵在学术上作出更加清晰的阐释,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提供强劲的思想支持和精神动力,是当今美术史学研究中涌现出的富有现实价值的观点。其具体研究措施主张在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价值的基础上,推进传统美学和古典文艺理论融通中西,向传统美术史学领域沟通,完成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现代性转换。本文从“诗言志”、“中和观”及“观物取象”与化境说的主题切入,进一步阐释中国传统美术史观的文化特性,推动中国美术史学研究以新的姿态走向世界。

《文心雕龙·明诗》诗体观考论

《文心雕龙·明诗》一篇从美学观念、辨体思想和实践理念三角度来论析诗体。美学上,刘勰本着传统儒学的诗论理念,主张在“诗言志”规范下进行“诗吟志”的美学观,这在儒学衰微、绮靡文风盛行的六朝是颇具批判性的。辨体方面,《明诗》篇指出,“诗吟志”应以体裁为先。篇内通过对诗体的细分,体现了六朝时文学的自觉和辨体意识的增强;对不同诗体风格的论辨,则关注到了不同诗体的语体差异;以四言为正体、五言为变体的诗体品位观,又诠释着《文心雕龙》全书的宗经观念。实践中,“诗吟志”应以诗人个性为重亦是《明诗》篇的重要论点。然《明诗》篇对诗人个性于诗歌风格决定作用的强调存在局限性,其更加注重于诗人个性中先天层面的因素,而相对忽视于诗人个性中的后天诸因素。

先秦“诗言志”说的绵延及其不同层面的含义

本文认为,"诗言志"是中国古代第一个诗歌本体论,应当从这一性质来认识其重要意义。文章从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的成熟、古代政教制度建立、伦理体系的确立三方面来探讨这一诗歌本体论产生的历史条件。论文认为"诗言志"作为一种古老的经典理论,为春秋时代的士大夫赋诗行为所继承,并被诸子论诗所引述与发展。在与其他经典并存的体系中,"志"成为《诗》的经典属性。论文还对由"诗言志"到《周礼·春官》的六种"乐语"、"六诗"、《毛诗大序》的"六义"这一对"言志"方法的展开历史做了探讨,并指出了《乐记》对"诗言志"说的发展。

“言志”“缘情”“绮靡”与魏晋诗歌特性的自觉

魏晋诗歌创作逐渐走向繁盛,并成为独立文学门类,因此在文论中出现对诗歌创作需凸显其特性的自觉。从"诗赋欲丽"到"缘情""绮靡",显示了对诗歌审美特性认识逐渐走向深刻,并渐渐冲破从先秦至汉代"诗言志"的社会道德伦理要求和"礼"的规范,从而在中国古典诗论史上产生了强调为政教服务和强调自由抒发情感并行的两种诗学主张,对后世影响甚深。"缘情"、"绮靡"对诗歌的要求显现出在魏晋时期文人们对诗歌审美特性的自觉提倡。

“诗言志”与“文以载道”论辩的历史审度——周作人散文理论批评研究

“诗言志”与“文以载道”,或称“言志派”与“载道派”,是周作人散文理论批评的两个关键词,也是他研究中国文学/散文史的一对重要范畴。长期以来,学界对其褒贬不一,争议颇多。本文评述周作人“言志”与“载道”说的生成和演变,同时探讨批评者对其论说的辨析和修正,力图还原论辩的历史现场,对论辩各方的观点进行客观的历史审度,并从文学通变和话语建构角度重新审度“言志”与“载道”说的是非得失,寻绎出有益的文论资源与学理启示。

在汉代诗学背景下看曹丕、曹植诗歌之比较

在《毛诗大序》等先秦汉代诗学著作中,关于诗歌的缘起,已经隐含着"言志"和"缘情"两种发展方向,到汉魏之际,诗歌迎来了蓬勃兴盛的契机,而曹丕和曹植这对兄弟恰好对应着"缘情"与"言志"之两端,分析这种差异,对了解曹氏兄弟的诗歌写作,大有帮助,而且认识到曹丕实乃六朝绮靡之先声,此乃文章的一得之见。

“诗言志”与“诗缘情”——古文论笔札之三

《尧典》中“诗言志”的命题,应当是战国史官对前代观点和理论命题的追记。“诗言志”说中的“志”,其原初内涵应包括心理活动的各个方面。后来,受“政教”观念的影响,才每每被解释为与“政教”相关、并符合其要求的思想或情感。“诗缘情”从“诗言志”而来,二者相客而非时立关系。但是,也不能认为“诗缘情”等于“诗言志”。“诗缘情”说既让人们重新看到了“诗言志”的原初内涵;更在“诗言志”说的基础上,使文学的“情感性”特征得到了明确。

“起承转合”译,“传神达意”宜

陶渊明诗文的朴真与恬淡通过其诗中的"神"字与"意"字跃然纸上。无论是陶渊明诗文中的"神"字,还是其中的"意"字,与译者而言,都是中古文化"神意"不可违的翻译对象。汪榕培教授运"起承转合"之译笔,使陶渊明之"神"、"意"历久弥新,"传神与达意"比肩而至。

从“以舞表情”到“借诗言志”——论舞蹈与先秦歌诗的发展

远古时期歌乐舞三者密不可分,混合为一。在这种混合艺术中,舞蹈是其核心,歌诗依附于舞蹈而存在,是舞蹈的伴奏和节拍。在舞蹈的影响下,歌诗的功用在声而不在意,且在内容和艺术上呈现出"浅薄而粗野"的特点。歌诗的这种存在状态及特点,使其不具有独立传播的价值,因此在后代的典籍中,很难发现远古歌诗的踪影。至周,礼乐文化兴盛,歌诗成为时人表情达意的重要方式,此时歌诗方摆脱舞蹈的束缚,得以进入自身的发展轨道,并快速地走向繁荣。

《诗》在先秦的文化功能与意义变迁

《诗经》是中华民族祖先探讨世界意义与人生价值的最初结晶,是中民族最古老的生命之诗。《诗经》的编订成集不单纯是一种文学作品在民间流传与筛选的自然结果,促成《诗经》结集的“采风”与“献诗”属于政府行为,它是王朝天子了解臣意民风的重要途径。《诗》是周王朝礼乐教化的主要载体,担负着整合社会的价值导向的功能。《诗》在春秋时期被广泛应用并走向形式化,其原有的意义诉求与礼乐教化功能日渐丧失。

“诗言志”观念生成及其嬗变

"诗"字的后起并不代表"诗"这种文体的后起。在"诗"字出现之前,已存在"诗"。由"诗"之文体到"诗"字的出现并用以指称"诗"之文体,经历颇长的时间。对"诗"的把握应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诗"字出现之前"诗"文体的存在状况,且称为"诗Ⅰ";二是"诗"字出现之后并用以指称"诗"之文体的状况,为"诗Ⅱ"。"诗言志"说的提出虽然当以"诗"字出现为前提,但"诗言志"之观念显然早于"诗"字出现。"诗Ⅰ"阶段的"诗"大都伴随祭祀仪式,是一定祭仪的产物,其中的"志"主要呈现公共的、群体性的特质。当然,早期的"诗"确实存在个体性、私人化情感,不过这种个体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为群体的性质。随着"诗"字的出现,不仅促使"诗Ⅱ"阶段的到来,也使"诗言志"的内涵发生新的变化。"诗"字的出现是与《诗经》联系在一起的,"诗Ⅱ"阶段的"诗言志"主要体现为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它们与《诗经》紧密相关。当然,"诗言志"还存在其他一些说法。整体言之,"诗言志"的内涵是不断发展、演变的,不同时期的"诗"有着不同的"志"。

周恩来诗歌品鉴

周恩来一生创作的诗歌略计20首,仅是他浩瀚生命海洋中的一勺水,数量虽少,但颇重要,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可看作是他革命人生和人格的艺术化体现。从艺术形式说,有旧体诗、新诗和民歌民谣;从思想内容说,反映了诗人的宏图大志、革新意识、崇高信仰、生活情趣和人品诗风。《大江歌罢掉头东》和《赤光的宣言》,分别是其旧体格律诗和白话自由体新诗的代表作,体现着他对传统诗词的良好修养和与时俱进的历史首创精神。欣赏周恩来的诗歌,可以获得神圣的革命精神的启示、洗礼和真善美的道德熏陶。

春秋之际以诗言志的文学批评论

春秋之际以诗言志的文学批评,自《尚书》提出"诗言志",《周礼》提出"诗六义",到吴三公子季札的"闻乐而论",再到孔子的"兴观群怨",孟子的"知人论世",庄子的"虚静物化"等等,先秦时期知名论者给我们留下的丰富而又宝贵、零散而又庞杂的关于文学批评的经典言说和著论,表明了对文学批评的看法和主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学批评的人文传统与创新精神。

万物花开 诗心绽放——论21世纪初女性诗歌写作的物性向度

进入21世纪,女性诗歌写作之翼“一再沉降”,紧贴着此岸世界行而下的世事万物与世俗生活,又能向着彼岸世界的理想与梦想抽身而出;既俯首委身于消费时代的物质文化,又君临超度在主体意识渐趋成熟的精神王国;不仅表现出女诗人对物品、物事、物象、物态的高度敏感和兴致,而且表现出她们向着物质与精神同构、鱼与熊掌兼得、玫瑰与诗心共赴的自信与努力,使女性诗歌在抒写女性经验、张扬主体意识、澄明人性本真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富有活力的写作策略和艺术表现力———物性抒写,映现出女性诗歌以其特有的艺术张力呼应并推动着消费文化,显示出一种新的女性诗歌写作场域的拓展和审美向度的可能。

黄钟大吕,末世强音——浅论南明诗

南明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既短暂而又特殊的时期。它使许多汉族士人产生一种天塌地陷、亡国灭种的战慄,一种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这也使得文人墨客、官宦士人由此而惊醒、振作,他们一改晚明以来公安、竟陵之习,大倡前后"七子"之风,重新拾起"诗言志"的传统,用诗歌来反映时政、描写现实、抒发怀抱,更用诗歌来呼吁救亡图存,激励人们起来进行反清复明的斗争,从而奏响了黄钟大吕般的末世强音。

直面人生与诗意表达——论尤今小说的审美价值

新加坡华文作家尤今的小说有着直面真实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在表达方式上，又闪烁出诗的意境和散文的神韵，这正是其小说的审美价值所在。对其进行研究，对于我们认识新华华文文学有着重要的意义。

李词中常用的修辞手法赏析

李清照是宋代杰出的女词人。李词以娴熟和美的音律,自然平淡的语言,清新深邃的意境,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塑造而称誉后世。其词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主要特点有用喻新颖,传情至妙,达意至深。注重锤词炼字,词章功夫毕现;运用叠字叠句,描写层层深入。

论唐代诗歌观念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唐代小说创作有明显的诗歌意识,这与唐代的诗歌观念有着重要的关系。中唐诗歌的俗艳观念下歌传相偶,小说创作取材于诗歌,并运用诗歌作为小说表现的重要手段;唐代诗歌兴象、意境、韵味等审美观念影响着小说创作的诗化,使唐代小说印上诗歌鼎盛时代的烙印。

古代诗歌本体论之三种命题

"诗言志"、"诗缘情"和"诗达义"三个理论命题构成了古代诗歌本体论的体系框架。古代既有"言志"之诗,又有"缘情"之诗,而"言志"诗和"缘情"诗又都包蕴着思想意义,"志"、"情"、"义"是构成古代诗歌本体的三个基本要素。这三个命题显示了古代诗歌本体论的多元化特点,共同诠释了古代诗歌的本质属性,建构了古代诗歌本体论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