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感物美学的角度重审“诗可以怨”观念

自从钱钟书先生的论文《诗可以怨》发表后,“诗可以怨”一直被看作是文学创作的主要动机。从感物美学角度,创作动机可以划分为自然风物触发与社会历史现实触发两种基本类型。研究发现,无论因何而触发,文学创作动机都不仅包括“诗可以怨”,而且还包括“诗可以乐”。由此可见,文论界普遍认同的“诗可以怨”是文学创作的主要动机这一观念其实是不全面的和有局限性的,文学创作的动机实际上是“多元情感并举”的。

浅析山石形象在陶瓷艺术中的运用

笔者探讨了山石形象在陶瓷艺术中的运用及创新发展,重点讨论了在陶瓷艺术中,山石形象的独特表现手法和材料运用。同时,笔者还分析了山石形象在陶瓷艺术中的象征意义,总结了山石形象在陶瓷艺术中的重要地位。

论南宋禅僧诗新变及影响

禅僧诗渐兴于唐代,到南宋发展至顶峰。宋代现存禅僧诗近三万首,创作数量庞大,足可称为宋代文学、文化领域的重要一支。相较于前代的禅僧诗作,南宋禅僧诗创作呈现新特点,以其对空静超然审美理想的探索为特征,破除了晚唐体苦吟悲风的表达局限性,进一步摆脱了传统佛、理的一味哲理化阐述的束缚,愈发强调抒写个人情感和内心体验,与士大夫文学日益融合,呈现出僧诗创作发展的新局面,对于宋代诗论的发展、学术思想的探讨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七月诗派的“主体性”诗学论

“主体性”诗学理论是七月诗派提出的以“主观战斗精神”为核心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理论。该理论强调诗人的主观能动精神之于创作实践的重要意义,认为饱满真挚、富于力度的情感能够克服诗歌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端;主张写诗要用形象思维,但又拒绝“诗的形象化”,提出创作主体与客体相生相克的创作观,即主体与客体经过相互克服、相互斗争,才能完成诗歌艺术的创造。

写意雕塑中的情感表达

笔者通过对陶瓷写意雕塑及作品情感分析,探讨了“写意”这一概念及其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以及个人情感的重要性。在陶瓷写意精神的指导下,雕塑家通过对自然物象的提炼和抽象,以一种主观意念去塑造具有一定个性色彩的形象,以此来传达出艺术家自己的思想感情。陶瓷写意雕塑家将个人的情感、创作理念与创作对象紧密结合,在有限的空间中寻求深刻的情感表达,从而达到超越形式与具象的神韵之境。

门外谈诗词

中国诗论提倡“诗言志”,不但指表达自我,而且有表现精神生活走向的问题;既包含着价值判断,也包含着审美判断。中国诗词讲寄托,有巨大的涵括力和理解的灵动性,解诗尽可能不要超出情理所允许的范围,要留有联想的余地。中国的诗词好比一棵大树,用传统诗词形式写出来的就是这棵大树的一片叶、一个芽,必须与这棵大树“匹配”。讲匹配、整体性,还要讲个性。真正能言“志”就有个性,否则就只能人云亦云,成为应酬之作。

中国诗学本体流变论

中国诗学的本体不可以诗言志或诗言情一言以蔽之,它有志、情、性、灵四种形态,虽说任何历史阶段的诗学本体都是共时与历时、多义与变化的综合,但仍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它开山于志,经情志的过渡而达于情,再经情性和性情的转换而达于性,又经性灵的转换而最终达于灵。诗学本体的流变,可以说是中国诗学史的主脉。

历史视阈中的“诗言志”文化意象

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史的诗的国度,诗论亦是中华民族诗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神性沐浴的早期文化中,诗所言之志是指其担荷的弥合天地神人的神圣职责;伴随人文文化的日渐觉醒,赵文子们借助《诗经》营造了一种诗意的生活,而研读诗论的嬗变,则可以触摸中华民族在诗性文化中传达的浓郁的历史信息,体会诗缘情这一国人对自己诗性文化的清醒反思和理性定位。

中国戏剧的第五次审美变迁--兼论戏剧现代性概念提出的当代意义

中国戏剧第五次审美变迁是继历史上宋、元、明、清四次大的审美变革之后而发生的,本次戏剧审美变迁的直接推动力量是戏剧实现自身的现代性。现代性是戏剧审美进化的最高阶段,也是戏剧的最高成就;戏剧现代性的思想是指向意识,是意识的感性显现。从古典到近代型的戏剧是形式的模式化转换,现代性戏剧是一个场域;古往今来的全部戏剧创作方法和手段并不因为戏剧的现代性废止,而以接纳的态度在现代性场域中获得新生命,燃放现代光彩。中国戏剧现代性自有其独立道路,应该追溯到五百年前并承续汤显祖以“心”为本体的古典戏剧精神;重建再造中国戏剧,实现中国戏剧的现代性。

“性灵说”之“贵情”美学精神及其学理溯源

"性灵说"是清代诗文家袁枚提出的论诗主张。他提倡"性灵说",认为"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主张诗文审美创作应该抒写性灵,要写出诗人的个性,表现其个人生活遭际中的真情实感,并由此致使其"性灵说"突出地呈现出一种"贵情"美学精神。这种"贵情"美学精神,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极为深厚的学理渊源,可以追溯到陆机的"缘情说"。

唐诗中声母的运用规律及其情感表达

关注唐诗语言中声母的运用规律及其审美效应与情感表达,是唐诗语言学批评在考察唐诗音律美的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一项任务。然而,由于以往的唐诗研究很少谈及这方面的内容,传统的诗法中也没有人像对待诗歌的平仄或韵母那样,为唐诗中声母的运用也制定出一套属于它自己的规则或格式,因此,这就造成了我们在阅读和鉴赏唐诗的过程中,往往会忽略声母这方面的内容。但实际上,唐代的诗人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非常重视声母的运用以及对其美感效应与情感表达的讲求。唐诗语言学批评就是要立足于汉语声韵学的相关知识,从"声情谐和"的角度来考察唐诗中声母的运用规律与情感表达之间的关系。

丹青吟咏 妙处相资——宋代山水画“吟咏情性”与“诗人相表里”

考察创作主体在诗、画作品中体现出来的诸多情感,以及宋人相关的理性认识,证明宋代绘画创作显著的文学化倾向。指出绘画的审美功能主要是写景状物,宋代山水画于山水诗处受启发,充分挖掘出绘画的抒情功能,加速了山水画的繁荣昌盛。

在汉代诗学背景下看曹丕、曹植诗歌之比较

在《毛诗大序》等先秦汉代诗学著作中,关于诗歌的缘起,已经隐含着"言志"和"缘情"两种发展方向,到汉魏之际,诗歌迎来了蓬勃兴盛的契机,而曹丕和曹植这对兄弟恰好对应着"缘情"与"言志"之两端,分析这种差异,对了解曹氏兄弟的诗歌写作,大有帮助,而且认识到曹丕实乃六朝绮靡之先声,此乃文章的一得之见。

“诗言志”与“诗缘情”——古文论笔札之三

《尧典》中“诗言志”的命题,应当是战国史官对前代观点和理论命题的追记。“诗言志”说中的“志”,其原初内涵应包括心理活动的各个方面。后来,受“政教”观念的影响,才每每被解释为与“政教”相关、并符合其要求的思想或情感。“诗缘情”从“诗言志”而来,二者相客而非时立关系。但是,也不能认为“诗缘情”等于“诗言志”。“诗缘情”说既让人们重新看到了“诗言志”的原初内涵;更在“诗言志”说的基础上,使文学的“情感性”特征得到了明确。

宋代诗人笔下的宋夏战争题材诗歌论略

宋代诗人笔下的宋夏战争题材诗歌产生于北宋与西夏旷日持久的战争背景之下,以其角度多变的题材取向、直言敢谏的议论勇气、针砭时弊的批判精神和感时伤世的情感基调,构筑成了宋代诗歌中一道独特的文学景观。

从“言志”到“缘情”——简论唐前诗歌理论的嬗变

中国上古社会文史哲三位一体,"诗言志"起源很早,从汉代起,由于个人意识的强化和审美意识的觉醒,诗歌从强调个体的社会责任转而强调个体审美活动,产生了"诗缘情"说。两者相互配合,共同促成了唐代诗歌高潮的到来。

林徽因散文的诗性美

林徽因的散文作品虽不多,但篇篇来自心灵的深处,散发着悠悠诗意与脉脉情理,流荡着"纯真的美质"——诗性美。其诗性美在情感方面体现为真诚、细腻;在精神方面体现为智性、坚韧;在语言方面体现为流丽、诗意、画意美。

论惠特曼诗歌的国家情感

19世纪的美国精神乐观自信,美国的民族观念是在优越感中建立起来的。惠特曼强烈的国家观念、国家意识,使他情不自禁地歌唱美国和美国人民,他的诗歌洋溢着乐观豪迈的美国气概。在美国内战的非常岁月,惠特曼创作的诗歌集中体现了联邦高于一切的国家情感。

朱自清古典诗学批评初探

对中国诗学理论的研究,是朱自清先生功底和见识的集中表现。他深入探讨研究古典诗学的基本途径,并且提出:"诗言志"是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文人眼中的山水实乃一种境界;温柔敦厚的诗教是诗评的传统标准;乐府精神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主流。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研究课题和颇有启发性的学术成果。

“谁能够筑起墙垣,围得住杜鹃?”——论朱英诞诗歌中的“飞鸟”意象

朱英诞甚少应时而歌,而是始终秉持“诗近田野”的真诗理念,甘守小园一隅,坚持着静观万物、咏叹山水的诗歌创作。化飞鸟入诗,凝为意象,无论是融生命体验于意旨书写的“以鸟叹己”,还是藉心物交融显诗性思维的“以鸟结思”,抑或是隐京派情致于诗美取向的“以鸟抒怀”,都体现出朱英诞独一无二的精神向度、诗思方式和审美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