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 as Harmony：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Poetry

This paper argues for the very foundation of Chinese poetry, that is, nature itself. To this end, I have chosen three well-known poets, Wang Wei （706-761） in Tang Dynasty （618-907）, Su Shi （1037-1101） and Zhou Dunyi （1017-1073）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960-1127）. All three poets were also high ranking governmental officials. They were leaders of high personal integrity.

黄庭坚对陶渊明的阐释与接受——从唐宋陶诗接受的整体出发

陶渊明在思想与艺术两方面都对后来文学史产生巨大影响,其思想与儒及释道相涉,而又构成一种独立影响历史。陶诗在唐代尚属局部的经典,至宋代则上升为全面的经典,苏轼、黄庭坚在这一接受史过程中是起决定作用的。苏轼运用辩证的艺术思想来论陶,突破了仅以平淡论陶的传统阐释方式,黄庭坚也从自然与法度的辩证结合来认识陶诗的高度。苏黄的观点为南宋以后诸家广泛接受,开启了陶诗接受新的历史。黄庭坚对陶渊明独立的个性、忠义的行为有较强的呼应,其对陶渊明的阐释,往往与庄、禅结合。黄庭坚突破模拟式的学陶法,以一种学而不为、自成一家的再创造的学古方法来学陶。

从引《诗》看唐宋《诗》学的转型——以两《唐书》与《宋史》为例

作为唐宋儒学转型的重要一环,唐宋《诗》学转型之内在理路与真实面貌可由正史引《诗》得以彰显。在文本层面上,两《唐书》与《宋史》引《诗》对汉代以来的引《诗》规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打破与理论批判,彰显了经学式微背景下经典权威性的动摇。在取义层面上,两《唐书》引《诗》与新《春秋》学相结合,在日常运用与学术研究两个向度上体现了唐代《诗》学对春秋《诗》学的复归,并与“诗史”观念的产生相联系,显示了唐代《诗》学从注重礼乐教化的外学逐步转向探索儒家精义的内学。在此基础上,宋人进一步从理论上提取“圣人之意”作为统贯群经之本源,并在具体的《诗》学方法层面将春秋用《诗》之法与孔、孟《诗》学相结合,昭示了宋代《诗》学子学化承传与确立的轨迹。

“意觉”通感:“自我”的隐显与唐宋词的演进

“六根互用”理论体现出通感从“五官”到“六根”的转化。“意觉”,是指人或动物受到外界刺激而在情感、心理、精神上产生的感觉,对生理、心理、文学创作意义重大。于词而言,温庭筠词中的意觉通感呈现出女性化、代言体的抒情特色,其自我意识处于隐没状态;李煜词中意觉运用得以丰富,其对自我意识的书写推动词体转型,但这种“萌发”大致属于无意识地运用与表露;苏轼词中意觉运用具有抒情自我化、书写哲理思辨等特质,其意觉运用中表现出强烈的自我认知和表达欲望,同时也为词体的功能、格调、地位都带来极大的拓展和提升。温、李、苏三位词人的创作反映出唐宋词从伶工之词向士大夫之词发展历程,而“自我”意觉的觉醒是其间重要关节点。

江南抗倭时期“唐宋派”的经世活动与海洋书写

“唐宋派”作为明嘉靖年间著名的文学流派,他们取法唐宋以溯秦汉,反对佶屈聱牙、摹拟剽窃的复古文风,其文论思想注重“文”与“道”的并重,有着强烈的经世济民情怀。嘉靖年间的江南沿海地区,海疆不靖,倭寇侵扰频繁,沿海民众深受其害。面对这“不靖的海”,“唐宋派”成员在抗倭的时代背景下,其文学创作、经世实践等都发生了明显的“海洋转向”,抗倭、海洋诗文书写成为他们生命历程与文学创作中十分耀眼的篇章。这种“海洋转向”为“唐宋派”文学地位的形成与影响的扩大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带动江南文人海洋诗文创作一代风气的形成。

破与立:王若虚的唐宋诗观

金代为唐宋诗概念形成期,王若虚则是金代诗学由宗宋向宗唐转变的关键人物之一。“国朝文派”谋求金诗的自立,贞祐南渡后又进一步破除了诗坛的不良习气。王若虚立足于金代诗坛百年“破”“立”场中,肯定宋人之立,激烈批评江西诗派,以求破除金南渡后浮靡尖新的诗风。同时他超越北宋诗学传统,宗尚唐代,剥离黄庭坚与杜甫的师承关系,对宋人多有贬抑的白诗表露出强烈偏爱。无论是对宋诗贬中有褒的态度,还是开始有意识地宗唐抑宋,都表现出王若虚对金代诗风急需破弊除陋的超越意识。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基于迁移学习的唐诗宋词情感分析

随着计算社会学的兴起,利用数据挖掘分析社会情感是近期的研究重点.当前的研究主要针对现代文本,对于古代诗歌这类短文本的情感分析相对较少.本文提出了一个基于短文本特征扩展的迁移学习模型CATLPCO,通过分析诗歌情感对当时社会及文化进行进一步了解.该模型首先基于频繁词对对古文特征向量进行扩展,再通过迁移学习方式,建立三个分类器并投票得出最后的情感分析结果.CATL-PCO模型首先能够解决古文短文本特征稀疏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决由于现代译文信息匮乏所导致的古代诗歌情感分析困难问题,从而准确的分析古诗词情感倾向,从计算社会学的角度,增进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实验表明,当训练集为中国唐诗时,本文提出方法能够准确的对唐代诗歌进行情感分类,并能应用于唐代和宋代各个时期情感分析及代表流派分析.

宋词中的长安书写

作为都城记忆的文化影像,长安书写从唐到宋大为减弱,且内涵和功能都发生很大变化。宋词中的长安书写,不仅作为地理名词出现,更是含义丰富的语码,还体现出词人对有关长安意象的刻意选用,不同的长安意象,包蕴着不同的文化内涵。与唐诗比较,宋词中的长安书写,发生了由"地方"到"空间"的变化,其意味自然有从价值、认同和归属向距离、冷静和理性的转移。

宋诗三论

宋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继唐诗之后的又一高峰。在宋代特定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宋代诗歌在继承唐诗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呈现出求新求变的风气,表现出迥异于唐代诗歌的审美观念和美学境界,出现了许多优秀诗人,形成了许多流派。就宋诗的发展脉络及宋诗所取得成就的阶段性来看,宋诗的发展过程可分为六个阶段。

谈文学排行榜的评价指标与权重设置——以唐诗宋词为中心

文学排行榜,是以计量分析方法为手段来观察和分析作家作品影响力的一种特殊研究方法。排行榜是以数据为基础,数据指标的完备与否就成为排行榜的结果是否科学和有公信力的前提条件。指标设置越多,越趋向科学、合理。文学作品影响力的评价指标,可从作品的典范性、美誉度和传阅度等层面来选择确定。所选数据既要考虑其量差,也要考虑其质差。作家影响力的评价指标除典范性、美誉度和传阅度外,还要加上名篇贡献率。文学排行榜评价指标的权重设置,最理想的状态是客观赋权法和主观赋权法相结合。

文学史视域中的翁方纲宋诗学

研究者都注意到翁方纲诗学与宋诗的关系:他强调了宋诗"细肌密理"的特点,推崇苏黄,并肯定学问。这仅仅是从诗歌批评的角度得出的结论,因而缺乏学理的整体考察。从诗学逻辑建构的角度来说,翁方纲的宋诗学,是从对《宋诗钞》的批判开始的,他对宋诗的基本特点的揭示,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的。而在他整个批判和立论的过程中,都贯彻了立足于文学史的精神:包括以诗歌发展规律作时代的类比,对宋诗价值的定位,特别是其通过虚实理论,及对宋诗与杜诗关系的揭示,将唐宋诗连成一脉,超越了时人纠结不清的唐宋之辨,实现了唐宋诗同源。

唐宋时期汉赋的经典化过程

唐宋文学家在创作实践中对汉赋的认可与接受,促进了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主要表现在传统题材的拓展、艺术形式的发展、表现手法的学习等方面。文学家、评论家在理论上的批评总结,也是汉赋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唐宋时期理论上出现了一种"去经典化"的文学思潮,但主流还是肯定汉赋的功绩,对汉赋的发展、价值、作家作品、创作手法等方面予以评价。这种肯定对于汉赋经典化起了积极的作用。唐宋时期对于汉赋的注释、选辑、摘引等,也是经典化的途径之一,为明清时期大规模的汉赋文献整理奠定了基础。

论唐宋词的“南唐范式”

"南唐范式"是唐宋词中有别于"花间范式""东坡范式""清真范式"三大创作范式的一种抒情范式,它起源于五代时期词人韦庄,定型于南唐李煜,而造极于北宋之世,对词体发展的进程产生了极大影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之词。"南唐范式"善于书写人生痛苦,善于书写自我的真情实感,常书写怀旧、离别、相思、漂泊等有关内心感受的题材,同时还具备深情美、质朴美、真切美、悲剧美等审美价值。唐宋词的"南唐范式"成就了宋词一代之文学,在词史上有着极为关键的地位。

明代文学东传与江户汉诗的唐宋之争

江户汉诗是日本汉诗创作的鼎盛期,作为日本近世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样是蕴涵由中世文学向近代文学过渡信息的富矿。以江户汉诗坛的唐宋之争为案例,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里面所反映的自身社会条件下人文主义思潮的发展,而且通过其与所摄取相关明代文学资源关系的比较考察,可进而在整个东亚文学范围内,观照各民族在上述共趋历史进程中的互动、思想链接以及各自表现的特色。

唐宋园林诗词文化和园林意境研究

园林诗词随着文人造园的产生和园居活动的频繁,逐渐形成一支风雅华丽的诗歌种类。唐宋园林诗词在不同时代审美转变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影响下不断变化。本文通过诗词中"物境、情境、意境"和园林中"生境、画境、意境"的对比,探索园林诗词的"三境"特点。并从"三境"出发,研究唐宋诗词意境流变的物质基础、哲学思想和社会背景,阐述园林诗词意境流变的动态变化并剖析其原因。

古意传久远,动静两相宜——唐宋诗词传播模式研究

唐宋诗词作为承前启后的传世之作,其传播是极具典型性的。作品依托帝王、名士、歌者这几个关键的传播介质,在不同场合和渠道进行着动态的组织、互动与传播,并以题壁、题红、题扇等方式实施着静态的转换、保存与传播。在大量的诗话、词话、笔记和作品等史料的基础上,对不同传播环境和传播介质的特点与效果进行对比,着重分析唐宋诗词的动态创作活动及其由动转静的过程,并试图从通过传播模式的研究,探求其传播规律和方法。

元代诗学“主唐”“宗宋”论

唐宋诗之争,贯穿明清诗学史数百年,成为深刻影响中国诗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元代紧接宋代,元代诗论家最先面对宗唐宗宋问题,也是最早思考和讨论这一问题的论者。他们时代最接近唐宋,对这一问题有着独特的思考,也有独特价值。元代诗论家对唐宋诗发展历史和流派的梳理,对唐宋诗精神的把握,和"宋出于唐"的文学史判断,都极有价值。有些观点,至今为文学史家所继承,有些则不被今人所了解。元人有宗唐宗宋之论,但他们不把唐宋对立,没有明清人的偏执与极端之论。也可以说,元人有唐宋之分而无唐宋之争。其论是圆融且客观的,因而在诗歌发展史上也更具借鉴意义。

康熙朝诗学走向与陈鹏年的诗歌主张

康熙朝诗学走向大致经历了由前期的纷繁复杂到后期渐趋雅饬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康熙本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以康熙十七年博学鸿词科的诏举和康熙皇帝亲自参与编选诗集对诗坛的影响最为重大。康熙十七年是康熙朝诗学走向的转折点,自此以后,冯溥、王渔洋等人协助康熙整饬诗风,诗坛宗唐之风重新占据上风,但宗宋诗风继续发展。陈鹏年对诗歌的认识和评价主要集中在《道荣堂文集》中,该文集所收文章均作于陈鹏年45岁到60岁之间。此时诗坛继续倡导诗教,唐宋诗风呈现出一种大融合的趋势,诗人大多能够宗唐而不废宋。陈鹏年的诗学取向顺应了这一变化,诗学观念在继承中有创新,其诗歌主张在与底层文人的交往过程中产生影响,从而引导了当时的诗风走向。

苏轼“诗中有画”语境论析

我国的诗歌和绘画创作在唐代都进入繁盛时期,并且这两类艺术的互相渗透与影响也日渐突出。到了北宋,诗画融合趋势更加明显,以苏轼为代表的文坛宿将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作了许多积极的探索。随着文人画、写意画主体地位的确立,诗歌和绘画在表现作者人格精神的最终指向上趋于统一。苏轼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命题因此而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