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唐宋诗之争的主要理论问题及其逻辑关系

清代唐宋诗之争是关乎诗歌本质、诗歌与作家、诗歌功用、诗歌流变、诗歌批评等一系列主要理论问题的讨论,这些主要理论问题首先集中体现于杜诗、严羽《沧浪诗话》、宋诗和竟陵派。清代唐宋诗之争绝不是简单的师法策略问题,而是对诗言志、性情之正、辨体、温柔敦厚、正与变、学问、赋比兴、穷而后工等传统诗学概念的价值定位,这些概念又可以以文学史观和诗人主体为出发点建构逻辑关系。诗学核心概念温柔敦厚所面临的困境及阐释途径,便极具代表性。

文学潜流与风气之先——宋代理学诗人范浚的宗唐心态

以往对宋代南渡时期诗坛的研究多集中于历经南渡的文人群体,众多生逢其时而诗名不彰的江南本土作家及其作品则成为文学史的潜流现象。作为身处其中的理学诗人,范浚关心国事却隐逸避世,不取元祐体与江西诗派而远绍唐代名家,诗学宗尚李杜却情近中晚唐诗人,雅好幽独之境却不内敛逼仄。此种诗学理念与创作个性之间的偏差错位,既与其取法乎上的创作理想有关,又是其历经两宋之变的人生经验暗合唐代“安史之乱”后的诗人心态所致,还反映出南渡时期诗坛不乏反拨宋调而力挺唐音的独特倾向。其中不仅存在诸多值得解读的诗学意味,而且为进一步发掘文学潜流的价值意义提供了重要范本。

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考述

今存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37卷,古今版本目录学家多误以为北宋时刻印。以新发现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再结合鉴定古籍版本的传统方法,可得出确切结论:此本的刻印时间为宋高宗绍兴年间中期,今存宋刻蜀本《李太白文集》的完本与残本在字体、行款、版式等方面均一样,当为同一版之书。但仍存一些无法解释之处。

阴阳变调中的女性角色——谈唐宋男词人的女性书写

女性作为写作对象自古有之。词最初作为歌筵酒席上的娱乐,以写歌女的美色为主,后来成了情感抒发的去处。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入词是藐视女性尊严的举动。但仔细观察,唐宋男词人的女性书写,是对女性特质格外喜爱的表现。应以较积极的心态去看待唐宋时期男性词人对女性角色的描绘,以及他们在女性书写方面的表现。

论北宋诗人与唐诗的关系

北宋诗人崇尚唐人唐诗,以盛、中、晚三唐的诗人诗作为主。其形式主要反映在五个方面,即"别集整理"、"选集编选"、"唐集校注"、"诗话评说"、"序跋品评";而于诗歌创作方面的具体表现,则重在相互唱和而成风气、汲取各种创作技法以为己用、继续乐府诗的创作等方面。因此,以崇尚唐诗为主流的诗歌创作,历史地成为了推动北宋诗歌繁荣与发展的一种驱动力。

体变而嗣绝响 心怨而续骚意——初唐四杰赋对楚辞句式的承续和拓展

《楚辞》与《诗经》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巨大。《楚辞》的浪漫主义精神及其诗心骚意为后人所取法。这种怨骚之情的表现既取法乎上天入地之骋想,也渊循于婉曲绵韵之殊句异词。本文从初唐四杰对楚辞句式的承续与拓展着眼窥蠡楚辞的衍变之迹。

明代诗话的文体观念

明代诗话作为历代诗话及明代诗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极为丰富的文体史料。其中所体现的文体观念包括本色与当行、拟体与效体、得体与失体、定体与大体、唐宋诗之争与唐宋体之辨、初盛中晚与四唐辨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与一代有一代之文体、诗派与体派等诸多方面,形成了系统的文体学理论体系。这可以说是明代文体集大成之说的有力证明,在明代诗学史和明代文体批评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

日本藏南宋遗民诗人严子安“和唐诗”辑考

据日本国会图书馆藏万里集九《晓风集》抄卷,参照内阁文库本《三体幻云抄》,可辑得严子安"和《三体唐诗》绝句"一百六十一首,比照相关文献可考知严子安可能是南宋遗民诗人,其身份近似汪元量。他以和唐诗的方式表达了亡国之痛故国之思。这些诗在传世文献中多已散佚,长期不为人知。从新辑出的诗作看,流行于日本江户时代的各类"三体唐诗"抄卷的文献价值值得关注。自宋以来就有"和唐"之事,但和写整部唐诗选本是《三体唐诗》一书流传之后的事。这既证明《三体唐诗》一书影响甚大,也反映出"和唐""拟唐"在元已成一时风气。这是当时习诗者的一种学习方式,也是一种解诗方式与抒情方式。这一风气推动了以选本为中心的唐诗经典系列的形成,强化了人们关于唐诗的经典意识。

孟浩然诗集的版本问题

孟浩然诗的各种版本具有独立的校勘价值的,当以宋蜀刻本、元刘须溪评本、明《唐十二家诗集》本(即四部丛刊本)和明活字本四种为最。孟浩然集最重要的两个版本应该是宋蜀刻本和明十二家本(丛刊本)。宋本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刻于宋代,是孟浩然集的唯一宋刻本。从种种方面来看,丛刊本仍优于宋本。衡量种种得失,校订孟浩然集,似仍应选择丛刊本为底本。

桂林唐宋时期摩崖造像的主要艺术表现及其特点

桂林唐宋时期摩崖造像的表现时空感的立体式构图和突出中心的偶像式对称构图,融半圆雕、高浮雕、浅浮雕和阴线刻等于一体的雕刻技法,以及写实的手法,体现了唐宋桂林佛教造像艺术的发展与成熟,并受多元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摩崖造像对社会生活和民间艺术的影响,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太仓两王氏诗人与晚明清初的诗坛流风

以晚明清初太仓琅琊王氏与太原王氏两大家族诗人们的诗歌创作及诗歌观念为研究对象,论述了王世贞、王衡等人的诗歌与晚明文坛复古、性灵之风的关系,及王时敏、王昊等人的创作对清初诗坛宗唐、宗宋之争的反映,认为他们以复古为主、融合性灵的文学主张及以宗唐为主、融合宗宋诗风的创作风貌,创造了一条以融通之法解决文学分歧的途径。

南宋光宁两朝温州诗人群体研究

探究永嘉四灵诗派背后的地方诗学传统,可以发现,南宋光宁两朝温州诗坛由两大诗人群体组成:乾淳诸老而能诗者,光宗宁宗朝始以诗鸣者。前者以诗社唱和为纽带,将主流诗坛最新诗学思想带入温州;后者则吸取了前者重唐诗、讲求句律和苦吟的诗学经验。

南宋诗人与唐诗的关系

在一百五十余年的南宋文学史上,南宋诗人对于唐人唐诗的尊崇,不仅较北宋诗人更为鲜明与更为强烈,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其针对性也较北宋诗人更为明显与更为具体。南宋诗人的"善学唐",首先表现在由"千家注杜"而"以杜甫为师",并注重对"诗史"的尊仰,其次是于大量的诗话著作中,对唐代诗人的创作经验进行种种形式的总结。而大量化用或引用唐人诗句,仿效唐人诗体以进行创作,对"次韵诗"创作的热情不减,则是南宋诗人表现在宗唐艺术实践中最为突出的三个方面。

南宋唐诗文献工作的深化

南宋唐诗文献工作的深化, 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唐集校勘、整理工作进一步发展, 杜甫、韩愈等人诗集注释达到空前繁荣, 诗作系年与诗人年谱编撰进入新阶段, 大型诗歌总集汇纂开始启动。这为后世唐诗学的盛兴和深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王安石绝句对中晚唐绝句的继承与变化

王安石的七绝在取法白居易绝句与晚唐咏史绝句的过程中,发展出宋调特征;对杜牧、李商隐、韩亻屋等人七绝艺术的取法与创变,形成了雅丽精绝的艺术境界,宋人认为荆公之作回复唐音,主要是针对这类作品而言,但王安石在其中表现了新的艺术个性,开拓了新的诗境,并非对唐音的简单复归。王安石的五绝取法中晚唐五绝精巧细腻的特点而更富于变化。荆公绝句是宋代诗史上的独特现象。

论南宋后期诗歌从宗唐到学杜的转变

南宋后期最早活跃在诗坛的是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他们从晚唐入手的创作方法表示了宋诗向唐诗的复归。这个时期成就较高的诗人是文天祥和汪元量,他们是这个阶段学杜最有成就的诗人,也普遍有以诗存史的观念,在他们身上实现了诗歌从宗唐到学杜的转变。文天祥创作的集杜诗取得了较高成就,他的集杜入乐也是一个创新。宋末的其他遗民诗人如林景熙、谢枋得、郑思肖等,其诗歌创作也有学杜之处,但文学创作的总体成就不高。

唐宋时期粤西生态环境与诗人心态

广西在唐宋时期又称粤西。粤西生态环境中既有地理位置偏远、气候炎热、多瘴气等负面因素,也有山拔水清、洞奇石美、物产资源丰富等正面因素。其对诗人心态的影响可大致概括为沦落心态、忧惧心态、喜山悦水心态、乐游心态等,诗人的不同心态折射在风格各异的诗歌作品当中。

唐宋词人的生命体验与审美意象

意象之说古已有之,国外学者亦多有论述。唐宋词人对意象的创造取决于作家独特的生命体验,甚至含着一个民族对待生命的态度,表现着中国古代士大夫如何对待生命磨难的感受。

韩国古代诗坛的唐风与宋风——第二次交替:朝鲜中期至朝鲜后期

本文对韩国古代诗坛诗风的第二次交替情况进行了概述,朝鲜中期“三唐诗人”的出现标志着唐风重新抬头,诗集和诗话中也以唐风为正品。17世纪末期,朝鲜诗坛开始反思唐风,宋风再次抬头。进入18世纪后,朝鲜诗坛开始反思拟古,强调“今”的概念和对日常生活的描写,提倡描写朝鲜风土人情的“朝鲜风”和“朝鲜诗”。本文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与中国文学思想的影响,分析了各个阶段的特点与变化原因,对汉诗诗风的变化过程进行了梳理。

唐代诗人《风》《骚》情结探微

唐代诗人将《诗经》作为对抗齐梁浮艳诗风与形式主义创作倾向的旗帜。初唐陈子昂诗歌革新有"风雅兴寄"的呐喊,盛唐杜甫有"别裁伪体亲风雅"的创作实践。而屈宋及其《楚辞》,到了盛唐,才引起诗人们的高度重视与热情赞美。李白与杜甫,对屈骚精神更是推崇备至。李白称"屈平词赋悬日月",杜甫认为"窃攀屈宋宜方驾"。中唐元、白、韩、柳,再到晚唐皮、陆均是《诗经》精神的继承者。至于屈骚精神,也得到了中、晚唐诗人普遍而自觉的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