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驱动的决策制定:乐观抑或悲观?

大数据驱动公共决策模式迭代升级,重构了决策制定、执行、监督和反馈全链条中的权力关系与资源配置。对此,学界出现了乐观论与悲观论两种基本的论调:乐观者认为大数据驱动的决策制定具有诸多优势和良好发展前景;悲观者则认为现实中的大数据并不一定会促使决策更加精准、科学和民主,反而可能会因数据本身来源和格式的复杂性、数据互通和共享标准的差异性、多主体利益博弈的政治性以及隐私侵犯和信息泄露的可能性而导致更为复杂的政策失灵。进一步分析发现,乐观论和悲观论之间的分歧主要源于技术与政治、权利与权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孰轻孰重。面向未来,可以推动大数据驱动的决策制定向审慎的乐观主义迈进,建构数字技术、政治过程与制度运作之间的互嵌与互适关系,以此锚定大数据驱动决策制定的基本方向,真正发挥大数据在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公共价值创造的“协商-共识”过程模型

政策环境的多元价值属性对决策者提出挑战,如何超越具体价值分歧并在实践中创造公共价值,是公共价值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聚焦政策冲突情境,通过引入协商式政策分析的核心思路,构建了公共价值创造的“协商-共识”过程模型。该模型包括主体参与、协商对话、寻求共识三个关键环节。在特定外部环境与条件以及专业支持和辅助下,有分歧的相关方有望实现公共价值创造,为政策合法化和政策执行奠定基础。这一过程可在多种场域中实现。选取美国枪支管控和北京市某胡同修缮整治两个案例,初步验证了“协商-共识”过程模型在公共价值创造实践中的解释力和可行性。中美两国的差异化国情也表明“协商-共识”过程模型在不同制度环境中都有参考价值。

政府间规范秩序:一个扩展的政策过程理论

论文通过分析碳排放权交易计划政策过程中的国际、国内和地方政府互动,提出了政府间规范秩序(Trans-governmental Normative Orders,TNO)理论和共识治理模型。TNO理论揭示了全球治理背景下中国政策过程的新特征,即将政策目标背后的价值理念和规范作为共识目标,将复合治理机制作为共识机制,将多重规范性秩序作为共识体系。基于对地方和全国两级碳市场试点计划的详细考察,论文总结了共识治理模型三个层面的演进与发展:(1)共识目标从国内改革攻坚演进为统筹全球治理和本国治理秩序;(2)在共识机制层面发展出动员-赋权、试验-反馈、推广-扩散等多类型的政策创新机制;(3)在共识体系层面,以制度建设规范来兼容政策方案多样性、以国家治理规范来调适政策目标多元性、以社会治理规范来消纳政策风险不确定性,最终推动形成国际国内间、央地政府间以及政府与市场间的规范性秩序体系。

负责任的治理:跨越政策过程中的“责任陷阱”

责任陷阱是政策过程中权责关系不合理导致政策效果不理想的现象,将其置于责任政治的框架中加以审视与分析,具有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意义。在明确责任陷阱的基本内涵与研究脉络的基础上,可以从责任政治分析框架中的两个基本维度探讨如何跨越责任陷阱:一是在结构维度上构建积极履责的制度基础,在一个完整的责任框架中设计各项治理机制,明确“负责任的机制”中所包含的不同要素,尤其是重新调整问责机制的运作;二是在行动维度上明确真实履责的实践导向,在治理过程中构建法治化、规范化的执行模式,为组织成员在复杂问题中的“实质性判断”提供空间。跨越责任陷阱是实现“负责任的治理”的必由之路,也能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夯实社会基础。

新时代我国政策过程民主的实践与创新

政策过程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特点,也是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大优势。经过长期政治实践,我国的政策过程民主形成了善于酝酿、善于营造共识和善于拍板定案的制度特征,使政策过程既能集思广益从而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性,又能高效集中从而充分确保决策的时机需求。新时代党和国家决策始终坚持发挥民主集中制这一制度优势,坚持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相结合,重视发挥、发展调查研究这一传统优势,极大推动了我国政策过程民主的实践与创新,有利于使更加广泛、更加真实的人民意见进入政策过程,有利于把符合人民利益的正确意见更好集中起来,有利于更好凝聚改革共识推动高效发展。

当代中国政策过程中的政策否决现象探析

政策否决指政策过程中政治主体行使否决权,促使决策者放弃或改变议题、决定的现象。政策否决是现代政治生活的一种常态政治形式,逻辑上构成共识政治过程的一个环节。我国政策否决现象可分为历时性政策否决、共时性政策否决两种基本类型。改革开放以来,政策否决出现了重大变化,显示了公共政策过程朝向民主化的进步。但是,政策否决的非正式性较为突出,现有制度缺少把体制外否决纳入到体制内否决的机制。

政治改革政策的目标设定和策略选择

人们对政治改革目标选择和政策方案的设计出于不同的目的和考虑。政策选择过程充斥着各方的政治互动和博弈。然而,互动和博弈的各方所拥有的正当性、影响力和权威性不可能是均等的。占主导的一方往往可以运用优势的政治资源来领导政治改革的方向和决定改革政策的选择,并将其政策偏好和现实的政治需要转换为实质性的政策和行动。在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中,中国共产党和党的中央领导层实际上是政治改革过程中始终如一的主导者。为了维护政治改革的主导权和改革政策的稳定实施,中央领导层在面对诸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选择了一条渐进式政治改革的道路。

协商民主与政治参与——一种重要的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民主形式

协商民主是一种重要的扩大有序政治参与的民主形式．其主要体现为:协商民主有利于整合政治过程中的利益冲突;有利完善政治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有利于形成科学和民主的公共决策;有利于促进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形成．

我国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之探讨

教育政策制定过程是相当复杂的,它包括教育政策问题认定、教育政策议程、教育政策决定和教育政策表达与合法化等几个阶段。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今天,我国的教育政策正在走向科学化、民主化与法制化。

制度摩擦何以影响中国预算变迁?——基于1992—2019年的中国预算变迁数据的实证研究

【问题】间断-均衡预算理论通过美国、欧洲等不同国家的联邦、州与地方政府的预算变迁得到检验,该理论对于中国政策过程和预算过程的适用性如何?制度摩擦假设是否能解释预算变迁的间断性?政治周期是否为替代性假设?【方法】论文通过利用1992—2019年的全国、中央和地方预决算数据,利用正态性检验、L-K值等计算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预决算变迁的间断性情况。除此之外,论文还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政治周期对预算变迁间断性的影响。【发现】研究发现中国预算变迁遵循间断性逻辑,制度摩擦也是导致间断性差异的重要变量,其中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作为制度摩擦的代理变量对中央政府预算间断性的影响更为显著。为了检验间断性的政治周期替代性假设,通过比较党代会周期和中央领导人更替周期的间断性,发现政治周期对预算变迁并没有太明显的影响。【贡献】中国的预算变迁为间断-均衡预算理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这进一步证明了“一般间断假设”和“公共预算的一般经验法则”,从而为理论的外部有效性提供了更多证据。而制度摩擦和政治周期假设的检验为中国预算变迁的间断性提供了更明确的解释。

政治过程、交易成本与治理机制——政策制定过程的交易成本分析理论

政策制定过程是一个真实时间中的政治过程。由于政治交易各方的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政策制定过程存在大量交易成本。借助于经济分析的交易成本理论,建构出政策制定过程交易成本分析的基本框架,厘清政治过程交易成本的构成与节约交易成本的治理机制,可以为理解政策制定提供一个新的、合理的解释窗口,提供政策过程微观政治分析的可能,从而为节约交易成本,改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无论是对现有政策的评价、不同政策的规范化评估或是替代政策的推荐等,都必须认识到制定政策面临各种交易成本的约束,这些交易成本影响了政策制定的效率,使政策制定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或计算问题,而是许多试图影响政策制定者(代理者)行为的参与者(委托者)之间的一种政治博弈,政策是政治博弈均衡的结果。

政策否决、政体类型与比较政治:一项研究议程

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基于科学、严谨的政治知识生产。近年来兴起的否决者理论提供了一种比较政治研究的替代性框架。但是,该理论也存在孤立且静止地看待否决者、忽视纵向否决与历时性否决等不足,其政体观点也不够完善。改进的政策否决模型,沿袭否决者视角,但将否决者置于政策子系统之中,同时将纵向否决、历时性否决等融入其间,且基于改进的政策过程模型。政策否决模型可衍生出新的政体分类标准,即决策体制集权与分权、政策变迁速度、政策制定者产生方式、政策子系统的属性等。新的政体分类方法不仅可以破除仅仅基于民主选举、集权/分权等来划分政体的成见,而且为比较政治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

公共政策的国家产出:质量与绩效

作为公共产品的公共政策是国家的重要产出,也是公共管理绩效和执政绩效的重要变量。在成本-收益上,政策质量决定着运行成本、交易成本和不同的社会损耗。质量不高的公共政策,不仅自身政策损耗大,而且严重影响公共管理绩效和执政绩效。考量公共政策系统与外部环境的输入——输出过程,在政策分析中推行绩效评估,按照公共绩效最大化要求,优化政策创制和设计的技术与流程,已是公共政策国家产出当中一个无可规避的重大问题。

论政策系统与政策过程的关系——基于对国内“公共政策学”研究思路的梳理和反思

国内的"公共政策学"主要以政策系统和政策过程为编著思路,但是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发生机制尚缺乏专门的讨论。根据戴维.伊斯顿和阿尔蒙德阐述的"政治系统"理论可以认定,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发生源于政策行为者之间的互动。不过,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政策系统"的思路难以被证伪,"政策过程"的思路又难以被证实,因此这种研究思路的科学性和解释力尚有不足。

美国竞选财政制度初探

美国竞选财政制度是美国政治制度中争议最多的问题之一。由于利益集团政策参与的需求和竞选人竞选的需要 ,美国的竞选捐赠日益加剧 ,捐赠规模日趋膨胀 ,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决策过程中利益代表性的偏差。由此 ,美国早期的法律就对利益集团的竞选捐赠进行限制 ,2 0世纪 4 0年代以来 ,美国关于竞选财政制度改革的立法不断。但改革遇到利益需求和关于合宪性问题等种种障碍 ,步履维艰。美国政治中的这一两难状况是其政治体制所使然 ,有关竞选财政制度改革的争论仍将继续下去。

政党政治与台湾地区大陆政策的立法过程——以“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为个案

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制订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是规划台湾大陆政策基本框架的主要法规,其立法时期正值台湾进入政党政治时代。"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在立法过程中的政党政治主要表现在提案立场、政策主张、审议与修正程序。提案立场与政策主张之争主要反映出台湾地区主要政党大陆政策主张的差异。而审议与修正程序之争则是与当时的政党政治具体运作有关,其中民进党凸显的是抗争性立法风格,而国民党更多是内部的派系之争。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岛内日趋激烈的政党政治发展,对台湾地区大陆政策立法过程的作用与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市场一体化、贸易政策与政治体制转型

随着地区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不同国家的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各种因素对体制转型产生影响,并且,两者间呈现不同程度的互动态势。围绕政治共识、精英和大众关系的重构、体制转型等议题,学界存在不少争论,通过分析市场一体化进程中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各种因素如何影响国家的体制转型,旨在探索两者间的互动机制,并尝试建立市场一体化、贸易政策和体制转型的分析框架。

理性与政治互动:美国对外决策过程分析

美国对外决策过程表现为理性与政治性两种特点矛盾统一过程。该文分析了美国对外决策过程的理性特点,认为美国对外决策过程并非完全理性过程,而是表现为有限理性,这是由于决策者认识能力的不足以及民主决策环境下的政治互动结果所致。该文从决策过程分析了美国对外决策的特点,认为美国对外决策过程是一种动态的决策过程,是理性过程与政治性过程交织互动的过程。

政策过程有效性缺失的体制症结探析

从体制的视角分析,政治行政化和行政政治化通过影响政策方案的合法性、政府的执行力、政策评估的合理性、政策监控的有效性和政策终结的及时性而成为整个政策过程有效性的体制症结。中国政治与行政的关系集中体现在党与政府的关系上。因此,规范党政关系,实现政治与行政的相对独立成为提高政策过程有效性的关键。为此,应从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健全和完善行政组织法体系等方面寻找对策。

以程序规范权力推动湖南省地方政府行政改革

通过实证研究分析湖南省行政程序政策制定路径与实施效果,发现其基本模式是政治动员,通过政治动员推动政策制定与政策实施;《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的作用是通过规范行政程序推动当地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种新的行政改革路径和改革模式。该政策的实施正向效果非常明显,值得肯定。通过政治动员模式制定和执行政策有许多优势,但也容易政随人走,如何使以程序规范权力的立法精神及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较少依赖脱离政治家而得以持续,需要进行更高层面的立法支持,进行地方人大立法甚至全国性立法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