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补分离”改革对中国玉米生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

基于2009—2020年玉米主产省市域层面数据,采用DID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价补分离”改革对中国玉米生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价补分离政策显著减少了玉米播种面积,提高了玉米单位面积产量,并降低了玉米总产量;价补分离政策对玉米生产的影响具有时效性,这一影响随时间推移而减弱;价补分离政策通过增加竞争作物种植比例来减少玉米播种面积,同时促进了粮食作物种植结构优化;价补分离政策通过增加农业机械化水平促进了玉米单产;玉米播种面积的负向效应大于玉米单产的正向效应,价补分离政策通过减少玉米播种面积,最终使玉米总产量降低。

中国“十四五”时期可再生能源发展预测分析

为检验中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是否能够延续过去的快速发展势头并实现《“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中的既定目标,采用平均弱化缓冲算子对风电、太阳能发电等非水可再生能源原始数据进行缓冲预处理,消除产业政策带来的冲击扰动,并在此基础上对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和发电量、风力和太阳能发电量等预测对象采用GM(1,1)模型建模预测。预测结果显示,上述预测对象均不能保证按期实现“十四五”规划中既定的发展目标。为确保按期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一要增强市场消纳能力,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水平;二要完善市场化发展机制,实现可再生能源市场驱动发展;三要继续加强节能减排工作,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增速。

粮食价格、政策补贴对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影响——基于演化博弈模型

构建农民、政府和第三方企业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各方均衡决策下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演化稳定性,在此基础上利用个案数据进行仿真分析,仿真结果验证了理论分析结果。研究发现,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会随着粮食收购价格的波动而出现显著变化;单纯的种粮补贴无助于提升农民种粮积极性;同时过长时间的补贴可能会给农民、第三方企业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因素。

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改革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来自全国大豆种植户的微观证据

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改革是我国农业补贴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利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大样本面板数据,在测算农户大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基础上,分析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大豆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2003-2019年,农户大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逐年提高,但增长率较低,年均增长0.834%;补贴政策改革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大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但是存在明显的时间异质性,影响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对种植规模较大、非纯大豆种植、兼业程度较低的农户而言,补贴政策改革的效果更加明显;无条件分位数回归的结果表明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大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影响存在边际递增效应;补贴政策改革会通过提高农户生产性投资积极性、改善土地资源配置水平和促进适度规模经营来提高大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由此提出应坚持以大豆生产者补贴为改革方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提高大豆生产的规模化水平,以此扩大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大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效果;提高政策的瞄准性,实行异质性补贴政策,提高补贴效率。

补贴政策下电商闭环供应链的绿色创新与定价决策

基于部分授权､全权委托和双向竞争三种合作模式,构建补贴政策下电商闭环供应链的博弈模型.探索制造商进行产品绿色创新的关键因素,并分析政府补贴和创新成本系数对产品绿色创新与定价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只有当政府补贴或绿色创新成本节约率足够大时,制造商才会进行产品绿色创新.部分授权模式下政府补贴最高,制造商进行绿色创新的意愿也最高.双向竞争模式下政府补贴最低,全权委托模式下制造商绿色创新意愿最低.补贴政策下绿色创新会降低产品销售价格,提高回收价格,并显著提高制造商收益.

玉米“价补分离”政策效果评价及优化对策

自2016年对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四盟玉米实行“价补分离”政策以来,并没有根本解决临时收储政策下粮价倒挂与“三量齐增”困境,对下游企业的成本负担改善有限,财政补贴效率仍然存在提升空间。原因在于:玉米“价补分离”政策补贴依据设计忽略了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目标,下游企业仅是玉米“价补分离”政策的间接获益对象,补贴政策的多重目标与补贴运作机制间缺乏配合。为此,提出玉米“价补分离”政策补贴发放依据增添农业生产效率提升指标、协同产业链内各类补贴优惠形成政策互补、改进补贴具体运作机制以提高财政资金效率等优化建议。

农产品价格补贴政策演进、效应评估与顶层设计

农产品价格补贴政策在中国经历了较长时期的演进,围绕未来价格支持政策应当如何转型也存在较大争议。当前的价格补贴政策,基本实现了因品施策,其中大豆和棉花均经历了临时收储和目标价格补贴政策这两种价格补贴政策,但大豆于2017年放弃实施价格补贴政策,而棉花则继续实施。基于此,通过评估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效应,并且对比分析二者政策路径选择差异,研究发现应当坚持市场化导向的价格补贴制度,在不扭曲市场价格和降低价格波动的基础上降低生产者价格风险损失。但在实践层面需注意,要科学合理确定补贴水平和方式,应加强全产业链的信息化建设,综合运用保险、期货等金融工具。

收储制度改革促进大豆“扩面”了吗?——基于县域层面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2013—2018年的县域面板数据,通过PSM-DID模型考察在价格支持政策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生产者补贴政策实施对大豆生产面积的影响,并对时间异质性、区域差异以及具体的影响机制进行甄别。结果表明:(1)大豆生产补贴政策实施使大豆面积平均增加了11%左右,且政策实施地区大豆生产面积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2)大豆生产补贴政策实施对大豆“扩面”作用存在“补贴-效用”偏差的问题,即虽然2018年补贴额度较2017年显著提升,但2018年(9.76%)的“扩面”作用却不如2017年(12.71%);(3)除内蒙古自治区外,其他三个地区均存在“扩面”程度未能与补贴额度同比例上升的问题,更为甚者,政策改革对2018年吉林省大豆的“扩面”作用竟为负向;(4)政策改革能够显著提升大豆生产面积的原因在于种植收益的显著提高,而政策效果未能与补贴额度同比例增长的原因在于地租的同步增长。研究为生产者补贴政策可以促进大豆面积提升提供经验性证据,也为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大豆振兴压力下如何持续改善大豆生产状况提供政策启示。

中国农产品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效应分析——以大豆和棉花为例

按国内大豆和棉花2014年1-4月的平均价格、国际平均价格、2012年的总产量,设定目标价格补贴为420元和3 657元,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GTAP模型,计算中国在目标价格政策实施初期取消对大豆和棉花的临时收储转而实行目标价格补贴的过程中,按照种植面积补贴和产量补贴分别对产量、价格和进口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目标价格补贴政策能够刺激生产,使得产量增加、国内市场价格下降、进口减少;与按照面积补贴相比,按照产量补贴对增产的刺激作用更大。

养殖场沼气工程补贴政策的经济学解析

文章概述了我国沼气工程补贴政策发展历程和德国现行沼气工程补贴政策,对沼气工程补贴政策进行了经济学解析和现实分析,阐明了进行财政补贴的理论基础,比较了中德两种不同补贴方式的现实影响,剖析了我国沼气工程存在"重建设,轻管理"现象的原因,揭示了我国现行沼气工程基建成本补贴政策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沼气工程终端产品价格补贴政策的建议。

异质性视角下促进绿色产品消费的补贴与征税政策比较

引导消费者增加绿色产品消费的经济政策研究较少关注不同政策工具的实施条件和效果比较。通过限定政策实施对象为消费者群体,引入消费者偏好和收入维度的异质性,考察补贴和征税两类经济政策工具是否有助于实现政府政策目标;进而在更吻合现实的过半数规则场景下,讨论这两类政策工具的实施条件与效果。研究结论表明:补贴和征税两类政策工具都可以推动绿色产品消费达到最优水平,从而最大化总的社会福利;但高收入群体倾向于政府对绿色产品提供补贴,低收入群体倾向于政府对高耗能产品征收税费。在高耗能产品消费者占多数比例的状况下,政府对绿色产品的补贴和高耗能产品的税收取决于消费者的偏好、收入异质性以及绿色产品社会收益的相对大小。当消费者收入差异较大时,针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和税收要比社会福利最优时高;当消费者收入差异较小时,针对高耗能产品的补贴和税收要比社会福利最优时低。与社会福利最优时的政策选择不同,过半数规则下,消费者普遍表现出更为宽松或更为严格的政策工具倾向。由于消费者收入异质性在政策工具倾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政策设计应当充分考虑补贴融资的资金来源、税收收入的分配方式,以及绿色产品本身的吸引力和相对价格等因素。继而,针对消费者不同政策倾向的具体条件差异,从完善经济政策,发挥政策调控有力导向作用、考虑产品特征,增强社会公众福利与获得感、改变消费观念,建立健全绿色消费长效机制等方面提出促进绿色产品可持续性消费的政策建议。

我国粮食托市收购政策研究

粮食托市收购政策施行7年来,已经在稳定粮食价格、保护农民种粮收益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达到甚至超出了政策设计的预期。面对粮食供求形势发生的新变化,现行粮食托市收购政策的一些消极影响也日益突显。为此,要进一步完善和细化政策在价格制定、信贷管理、财政补贴、购销监管等方面的操作措施。同时,继续坚持托市政策的市场化改革方向,逐步探索和建立以差额直补方式为主要内容的粮食托市政策。

“黄箱”补贴制度的国际经验及其借鉴价值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的农业补贴,"绿箱"补贴只用了11类中的7类,"黄箱"补贴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蓝箱"补贴还没有启用。纵观我国的"黄箱"补贴制度,存在法律规定原则而零散、政策工具比较单一、利益流失严重等问题。文章考察发达国家"黄箱"补贴制度的演变,发现"黄箱"补贴制度从价格支持为主转变为收入支持为主,具有渐进性,适应于农业发展的不同时期和阶段。比较研究国外"黄箱"补贴政策的经验,有利于完善我国农业补贴制度,更好地引导农业改革。

“租补分离”模式下中国公共租赁住房的定价模型设计

2014年起公租房和廉租房两类租赁型保障房开始并轨运行,使得定价工作变得相对复杂。原"公租房"保障对象是收入跨度大、身份复杂的"夹心层"群体,定价以市场为导向;原"廉租房"保障对象是本地城镇户籍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发挥"兜底"作用,定价以收入为导向。两者并轨以后,需要综合成本、市场、收入三个基本要素,该兜底的还是要兜底,该盈利的还是要盈利。结合学界的理论探索和各地的实践经验,按照"租补分离"的模式设计了定价模型,首先以成本和市场两个要素确定公租房的基准定价,然后根据"剩余收入法"确定政府对低收入家庭的补贴额,从而实现政府财政的可承受性,社会资本的可盈利性,低收入家庭的可支付性三个基本目标。

废旧电器再生利用产业链价格形成机制探讨

废旧电器的回收再生利用已引起社会各界重视,其产业化具有广阔前景和重大意义,产业链价格理论与形成机制是促进产业健康发展需要研究的关键问题。废旧电器回收再生利用价格形成与运行机制研究应以产业链协调发展为原则,用循环经济理论,兼顾我国现阶段废旧电器的垃圾和商品两个属性,从技术、经济、社会三个层次研究其回收再生利用物质、价值和行为三个形态循环机理与互动关系;考虑自然资源资本,基于新价值观用资源经济学理论研究产业链价格理论、定价模型、形成机制与协调原理;以产业链有效运行为目的,研究特许经营下再生利用补贴政策与实施机理,形成价格市场竞争与合理补贴系统理论,提供产业可持续发展决策借鉴。

基于农户认知视角的目标价格政策探析——以黑龙江省大豆种植户为例

农产品目标价格政策既可以促使农产品市场价格的形成与自由运行,又可以发挥政府的指导作用,让农户积极调整种植结构,降低其生产的市场风险。然而,农户作为政策的实施对象,其视野中的目标价格政策如何,会影响其种植农作物的积极性。以黑龙江省大豆种植户为例,调查分析了农户对大豆目标价格政策的认知、意愿以及反应,发现由于组织化程度不高,农户的市场调节能力不足;政策宣传与实施方式不明确,农户市场预期和适应能力不强;受比较利益驱动与导向,农户将处于非保护性耕作的恶性循环中。因而,提出强化目标政策的主体、客体及运行过程,以确保未来我国农产品价格政策的调整与改革。

21世纪以来粮食收储政策演进、得失与改革完善

粮食收储政策是21世纪以来我国惠农政策的重点,先后出现了最低收购价格、临时收储价格、目标价格和“市场定价+生产者补贴”四种形态。粮食收储政策的实施在增加农民收入和粮食产量方面发挥了高强度的支撑作用,但也衍生出不可低估的负面效应。目标价格政策一度成为粮食收储政策改革的选择,但因其方案的粗放性而失败。“市场定价+生产者补贴”的方案最终替代了临时收储政策。现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和“市场定价+生产者补贴”政策,并非改革的终结方案,仍存在较大的改革空间,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仍是改革的基本取向。因此,目标价格政策的可行性有待重新评估,与土地挂钩的补贴政策潜伏着不可小视的隐患,最低收购价政策有必要适时退出市场,市场结构与流通结算体系建设必须受到重视。

粮食价格补贴政策的理论分析

本文利用经济学原理对我国政府采取的粮食价格补贴政策进行了理论分析和评价，说明这一政策能改变粮食市场需求曲线的弹性，减小粮食价格的波动，提高粮食产量。尽管这一政策会增大社会成本，但总的来说利大于弊，对人口众多的我国来讲尤其具有战略意义。

玉米收储政策改革与目标价格政策重估

玉米作为中国最大的谷物品种,建立有效率的收储政策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2016年是玉米收储政策改革的关键节点,国家未选择呼声很高的目标价格政策,而是出台了“市场定价、价补分离”的生产者补贴政策。经过几年运行,生产者补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终结了临时收储政策带来的困境,但在保护农民利益、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局限性。为此有必要重新评估2016年以前热议并几近共识的目标价格改革方案。玉米目标价格改革方案搁浅,不是政策本身的非可行性,而是受到了粗放的大豆目标价格改革方案失败的牵连。研究显示,目标价格政策具有更强的市场化改革取向,更有利于保护农民收益、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更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减少政府财政支持。基于现实已具备的可行性条件,本文给出了玉米目标价格改革方案的基本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