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授权原理的行为干预在2型糖尿病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目的:观察基于授权原理的行为干预在2型糖尿病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2月至2021年12月该院收治的122例2型糖尿病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护理方法不同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61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实施基于授权原理的行为干预。比较两组用药依从性、护理前后血糖[空腹血糖(FPG)、餐后2 h血糖(2hPG)、糖化血红蛋白(HbAlc)]水平、自我护理行为[糖尿病患者自我护理行为量表(SDSCA)]评分、生命质量[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简表(WHOQOL-BREF)]评分及不良事件发生率。结果:观察组用药依从性为96.72%(59/61),高于对照组的85.25%(52/6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两组FPG、2hPG、HbAlc水平均低于护理前,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用药、自我监测、饮食控制、足部护理、运动等各项SDSCA评分均高于护理前,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关系、周围环境等各项WHOQOL-BREF评分均高于护理前,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为3.28%(2/61),低于对照组的16.39%(10/6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基于授权原理的行为干预应用于2型糖尿病患者,可提高其用药依从性及自我护理行为,降低血糖水平,改善生命质量,减少不良事件发生率,效果优于常规护理。

社会困境下政治信任对公众态度和合作行为的影响

现代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如何有效地促进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达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有关社会困境(social dilemma)的研究成为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热点。随着群体理论的发展,研究者的研究视角逐渐从个体(individual)转向群体(collective),关注层级结构的群体(hierarchical groups)中,管理者或管理机构(权威)的特征和行为对个体合作行为的影响。其中,权威信任(trust in authority)和公正感(fairness)是影响个体态度和合作行为的重要变量。政治信任(political trust)也可以看作权威信任的一种,即在社会背景下,公众对社会管理权威(政府机构)的信任。未来研究应尝试在实验室里对政治信任的作用和机制进行探究,并进一步探究公正感在政治信任对态度及合作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传统价值观真的会抑制员工建言吗——以儒家价值观为基础

实证研究了以心理安全感为中介变量,情感性同事关系为调节变量,儒家传统价值观对建言行为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研究发现,尊从权威和宽忍利他均显著正向影响两种建言行为。心理安全感在两种儒家价值观与建言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在两种价值观和抑制性建言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而在两种价值观与促进性建言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情感性同事关系正向调节心理安全感与抑制性建言的关系。

高层出面与乌坎转机:抗争政治中的高层政府行为初探

本文试图在现有的对乌坎转机的意识形态化解读之外,探询转机的真正原因。高层出面通过五个方面的措施或机制,启动了迅速的转机过程,它们分别是:直接出面,隔绝基层政府和村民之间的直接对立;定性利益纠纷,解除事件的政治性;站位群众一方,解除抗争的对抗性;宽严相济,解除组织者的对抗性;释放村民,归还尸体,解除抗争的悲情性。这些措施符合抗争者持有的高层比基层更有意愿解决问题,也更有自主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认知。本文对于高层应对的分析,为理解抗争政治中的政府行为打开了一个缺口,是改变中国抗争政治研究中“国家缺位”状况的一个尝试。

政治权威与行为合规:推进党内法治的双重逻辑

坚持党的领导,既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有政治权威的政治决断,亦是我国现行宪法明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在依法治国原理指导下稳步建设党内法治体系,并非仅仅简单地关注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应当同时注重执政党的行为合规,即必须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制定和完善党内法规体系,遵照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规范执政行为,倡导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自觉守法。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注重行为合规,俨然构成我国新时代背景下推进党内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双重逻辑,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授权教育对炎症性肠病患者情绪、自我效能感、遵医行为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目的 探讨授权教育对炎症性肠病（IBD）患者情绪、自我效能感、遵医行为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以入院病例号为编号,根据随机数字表将160例IBD患者随机分成两组,每组80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教育方法实施教育,观察组患者采用授权教育方法实施教育.干预前及干预后3个月,比较两组患者情绪、自我效能感、遵医行为及生活质量变化情况.结果 教育后,观察组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较教育前明显改善,且低于对照组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自我效能感评分和健康调查简表（SF-36）得分优于教育前,且高于对照组评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观察组院外各项内容遵医行为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授权教育可有效改善炎症性肠病患者的负性情绪,提高自我效能感水平,改善院外遵医行为,使患者多方面受益.

司法的权威困境及其应对

当代中国司法处于权威困境之中。这种困境集中表现为:司法的政治权威与基于专业智识的司法权威之间的冲突;司法权威与其他政治权威之间的冲突。从司法的角度而言,导致权威困境的原因在于:司法并没有能够确立"有限性"的基本理念;司法权力过于拘泥于现实政治的逻辑;司法审判过于受政治思维的影响。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司法要树立自己基于智识的权威,走出权威困境,就应在自治型法治理念的支配下,确立有限目标的法律治理,积极探索政治遵从型司法改革模式,强化司法审判业务的技术区隔功能,渐进地努力构筑司法权威赖以成长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