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论当代新儒学的另一发展路向

当代新儒学在弘扬民族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即未能开出新外王。当代新儒学要开出新外王就必须走出心性儒学,在儒学的大传统中寻找另外一条发展路向,这就是政治儒学。政治儒学是儒学传统中的经学——春秋公羊学,其特征就是解决政治问题,是儒学传统中的外王之学。本文力图证明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不仅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代新儒学在理路上应有的发展。当代新儒学只有走向政治儒学,才能开出新外王,克服儒学在当代遇到的最大危机与挑战。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西方政治思想是具有重要影响的两种思想传统,都是人类共同思想遗产的组成部分。在世界各民族思想文化相互融通的当代社会,从比较的视角审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十分必要。中西方政治思想之间的差别不仅是地域的和民族的,而且也是时代的。准确解读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是发掘有益于现代公共生活的传统思想资源的前提。

大陆新儒家政治哲学的现状与前景

大陆新儒家存在着严重的"转型焦虑",在政治哲学上存在着多种价值取向,诸如前现代的原教旨主义的儒家政治哲学、作为"现代性政治怪胎"的极权主义的儒家政治哲学、正常的现代性的儒家政治哲学等。当代儒家应有的问题意识是必须突破帝国时代的传统儒学那么一种"形上-形下"的基本框架,容纳八大现代政治价值:个体、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共和、宪政、法治。

朱熹的“新民”理念——基于政治哲学视角的考察

以《大学》的"新民"观念为中心,朱熹重构了儒家政治哲学。在其新民学说中,明明德是新民的基础,而新民是明明德的目的。从内在依据、主体、方法、心理基础与落实等方面可以看出,朱熹的新民理念具有明确的内在逻辑结构,对该结构的分析同时就是对"新民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的回答。朱熹的新民理念为儒家政治哲学勘定了逻辑边界,相对于中国古代的其他学派具有理论优势。不过,从现代政治哲学的视域来看,其新民学说在政治与道德之间缺乏一种分界观念。解决之道在于平衡君子的责任与个人自主。

道家·黄老·秦汉政治实践与学术发展——重读熊铁基先生《秦汉新道家》

“因阴阳之大顺 ,采儒墨之善 ,撮名法之要”是对黄老道家的学术概括 ,“新道家”的提出则填补了学术空白 ,对深化研究有着启示意义。战国时期以帛书为主体的黄老学派标志着新道家的形成 ,《吕氏春秋》是其发展形态。西汉前期的政治是新道家的全面实践。东汉前期的“吏化”儒生和对谶纬的控制 ,使士人的学术路径转变 ,导致儒法统一和儒生对新道家的重新取舍 ,儒道合流。

三礼馆与清代学术转向

学术发展既随世运推移而变迁,更在变迁中为时代走向注入新的特质。作为集传统学术之大成的清代学术,即在汉唐经学、宋明理学的嬗变中,经由清初迨及乾嘉,以知识界对传统经典的回归取向为标志,实现了由理学返抵经学的学术转型,遂在反向层面上拓展了传统学术的更新进路,从而彰显出有清一代学术的鲜明个性。而在此转型过程中,乾隆初叶清廷诏开三礼馆这一政治性学术活动事件,确然担当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新儒家在大陆的发展前景

重新审视和传承祖先文化的优秀精神,首当其冲要弘扬儒家仁爱思想和心性之学,以制造宽松的文化氛围。大陆新儒家的出现为势所必然,因为只有大陆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能够为第三期儒学的全面繁荣开辟道路。时代决定大陆新儒家一开始就要勇于承担空前的历史重任,将儒学从哲学人文领域一直推向和注入政治法律制度。打开良心的大门,开放思想言论自由,儒学当会重放异彩。儒家的许多思想主张可以转化为现代宪政理论。

再评王安石：新法、新学的关联审视

历来对王安石的评价多以其"熙丰变法"的功过为依凭,而忽略了在王安石变法的背景下,以经学史的角度为切入点,对王安石的《三经新义》给出客观正确的评价,同时探讨他在经学研究上的路径与特点。《三经新义》的编撰目的,是为了充当新法推行的辩护书,作为推行新法的理论根据,以实现"一道德""定于一"的政治谋划。《三经新义》作为国家科举考试新标准,破除汉唐以来的经典训诂之学,而代之以经典义理之学,故宋代儒家义理之学的勃兴,实由荆公新学扫清道路。此外,王安石改革科举考试首次以国家法典的形式将《孟子》一书正式升格为"经",为其后宋代经学的义理化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遵尧录》看罗从彦的政治思想

罗从彦是理学传播史上的重要人物,其思想主要反映在所著《遵尧录》中。该书主旨是以"祖宗故事"为当政者提供统治经验,主张遵守"祖宗法度",安定政局,纠正王安石变法后带来的政治不稳定与社会动荡局面,从而全力应对金朝的威胁。其"祖宗故事"多为明君贤臣事迹,目的是要确立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中的正统地位。虽然罗从彦的主张在当时未被采纳,但是作为思想史的资料却长存世间。

现代新儒家的诞生——传统儒学现代转换的政治条件与结果

中国传统儒学经历了两千余年的发展,于清末开始了向现代转换的进程,在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民主政治洗礼后,现代转换在新文化运动中形成了一个小高潮,现代新儒学及其代表人物就是这个小高潮的明显标志。中国政治条件的诸多变化在传统儒学现代转换过程中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一方面,现代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及政治运动等改变了传统儒学的核心政治观点,从而使儒学有了传统与现代的本质区别;另一方面,西学东渐通过学术体系及政治实践等,在政治价值观上对儒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得现代新儒家的主流也认可和承认民族与民权等政治价值。

重建国际新秩序与儒家王道政治哲学

重建国际新秩序和全球伦理是当今人类社会遇到的两个重大问题,两者之间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在重建国际新秩序中,中国传统儒家王道政治哲学可资多方面思想资源。在儒家王道政治哲学里,“王道”与“儒道”即是合而为一的。具体言之,儒家王道政治哲学的“仁义”“爱人”“天下为公”“四海之内皆兄弟”等思想,以及“无偏无党”“无反无侧”的原则和主张,为化解西方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人权与国权关系上的尖锐对立和分歧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思想资源和启示。儒家王道政治哲学的“制民之产”“与民同乐”“仁民爱物”“天人合一”等思想,对于克服因经济全球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产生的弊端,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具有警示和借鉴意义。儒家王道政治哲学的“以夏变夷”的中国中心论观念,则从反面为建立一个更加互相包容、互相借鉴的国际文化新秩序提供了需要引以为戒的教训。在重建国际新秩序和全球伦理过程中,中国传统儒家王道政治哲学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应该亦完全可以为其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唐代儒者的政治关怀及其现代反思——以两唐书《儒学传》为中心的考察

儒者以参与政治、关心政治为己任,即使是在儒家义理未曾得到很大发展的唐代,儒者的政治关怀也依然得以展现。从两唐书《儒学传》来看,唐代儒者没有从义理上对儒家政治思想有较大推进,但对儒家礼教礼治的精神有所强化,他们积极运用所掌握的礼仪知识去干预政治生活,参与政权建设,这是唐代儒者政治关怀的一个重要特点。以现代视野观之,包括唐代儒者在内的传统儒者关心和参与政治的方式值得现代儒者反思,政治制度构建与维护并非儒者政治关怀落实的惟一途径。唐代儒者主要靠记诵辞章以及引经据典来维护自己的学术尊严,或者只靠繁琐的仪礼细节来说明礼治精神,拘泥于儒家学说的繁琐考证之中,失却了儒学反思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如此思路下,儒学思想的没落则是必然的。

论陆贾《新语》之“新”

作为汉代第一部语类文献,《新语》不但开启两汉时期语类文献制作的序幕,而且也为两汉语类文献树立新的典范。这种典范意义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编撰之"新",《新语》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此前诸子文献的编撰方式,它的成书具有即时性特征;二是言说方式之"新",《新语》是规谏与咨政传统的产物,它依据"卑之毋甚高论"的言说原则,开启"过秦"这一新的言说方式;三是思想内容之"新",陆贾吸收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学派思想,并在儒家思想的关照之下,对这些思想因素加以改造,从而建构"新儒家"学派;四是文体之"新",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先秦时期语类文献的口头文体特征,表现为书面奏议体的成熟,同时极具赋化骈体色彩。总之,从早期语类文献的发展来看,《新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为两汉语类文献制作新高潮的到来奠定坚实的基础。

经学还是子学?——对政治儒学复兴之路的一些思考

百年来的儒学研究,或是沿着“整理国故”的路线,把儒学当作一个死物件,或是以德国古典哲学及当代欧陆哲学为哲学的范式,以一种“偏食”的方式建构儒家哲学。这两种途径都忽视或者否认儒学的自立、自为的政治向度以及传统中国政治的正面意义。近几年被贴上“大陆新儒家”标签的学人,重新重视儒家的政治传统,不将其作为心性儒学的附庸,而发扬其独立和正面的价值。在这一群体内部,追随康有为的新康有为主义者成为主流,在他们中间,经学路线是一条重要的取向。在澄清这一路线的基本立场的前提下,本文试图展示:康有为以及持经学路线的新康有为主义者所自居的正统并无历史与理论的基础。作为复兴儒学的途径,它有着种种缺陷。如果我们还希望儒家作为普世价值,参与到当代放大了的“诸子”竞争之中,我们就应该采取一种子学路线,即在包容从不同的儒家经典出发的多元传统的基础上,结合历代儒者对政治制度的反思和创新,面对当代政治问题,给出让非儒者也能接受的普世论证。我们可以在这种子学路线下,重新解释和包容经学路线,继承康有为。但是,即使在这种意义上,康有为和经学路线的重要性,仍然是有待论证的。

现代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以张君劢为个案

在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上,文化保守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本属于两个不同层面的哲学思潮:前者属于文化观范畴,后者属于政治哲学范畴。然而,以张君劢等人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却试图通过心本论、性善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关系等维度,建构一种糅合文化保守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以期复兴中华民族和建立近代民族国家。这不仅构成了现代新儒家学术思想的基本架构,亦是其鲜明的学术特色所在。

张君劢新儒家政治哲学的建构理路

张君劢新儒家政治哲学的旨趣,在于阐明民主宪政是儒家道德精神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围绕这一旨趣,张君劢考辨了先秦儒家与古希腊政治哲学之间的同异,相同之处在于同根于德治思想,而法治习惯的有无乃是两者分歧的界线。他提出＂今后立国之途径＂在于＂德法二者相辅而行＂,努力挖掘儒家的民主种子,认为儒家的民主思想表现在推崇汤武革命、重视民意、选贤与能、言论自由、天下为公等方面。

从现代新儒家到大陆新儒家——以“新康有为主义”为中心的考察

一般认为的现时大陆新儒家,是个广义的学术群体概念,其内涵与界线与广义的现代新儒家一样不甚分明。本文所论之＂新康有为主义＂,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个与现代新儒家理论特质不同的学术群体。与现代新儒家以心性儒学或哲学为主要论述不同,＂新康有为主义＂者作为大陆新儒家,高举政治儒学的大旗,主张回归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现代中国的起点,致力于重新阐发康有为有关现代中国的建构,重新理解和思考中华文明的特质。

儒家符码镜像视域下的规训政治——新生活运动政治语境的“外儒化”

1934年2月19日,以《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宣讲为标志,蒋介石一手策划的新生活运动率先在南昌发起。从运动的发起到推行的整个过程都充斥着儒家印记,其政治语境的"外儒化",即国民党政党舆论借助儒家理念光环和符号映射进行个人、社会、国家三维建构的镜像表达方式。国家权力的伦理化反向构造了权力的人格化,在内外交困之际,蒋介石选择发起新生活运动,其政治目的在于借助儒家伦理规训民众生活,在"外儒化"的政治社会化语境中,让民众通过道德自觉主动认可现存秩序,实现权力统治关系向道德顺从关系的转化。新生活运动的政治意义和"外儒化"表达形式,深刻地表明了国民党意识形态重构过程中的"应然"外相和"实然"样态的"形神分裂",同时也预示着这场"新"运动失败的必然性。

荆公新学衰微探因

荆公新学自王安石变法以来便作为官方统治思想,期间虽偶有波折,但总体几十年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和学术思想发挥着主导作用。然靖康突变,宋廷南渡,荆公新学随着北宋的消失迅速走向衰微。其衰微的原因很多,但梳繁理要,北宋末年以来政局的变动,以及神宗以来党争持日旷久是其衰微的政治因素。新学内部后继无人,学无长进是其内在原因。而作为新学的反动派,理学的日益兴盛以致得到朝廷扶持是外部条件。

儒家人学思想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价值探究

儒家人学思想对人的自我认识、人伦道德实践和理想人格的探讨,与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内在相通性。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发扬儒家人学思想以“人”为本、“教化”见长的显著优势,不仅总体上有利于落实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立德树人”、培养“时代新人”的根本任务,也有益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能充实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资源,从而在增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育人”实效的同时,也发扬光大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