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性、地方化与文化的创制──潮州民间神信仰的象征与历史意义

从秦朝开始，潮州地区就与整个岭南地区一起，归属中原王朝的政治“版图”。但是，王朝教化与地域社会之间的契合，却经历了长期复杂的互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宋元之际和明末清初的变化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三山国王和双忠公是在潮州乡村庙宇中最经常见到的两个神祗。这两个神明信仰的形成及其象征意义的转换，与潮州地区数百年来王朝教化与地域社会复杂互动的契合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

民间神信仰与道教的互动——以闽台保生大帝信仰为例

在民间神信仰与道教的关系上,国内外学界或简单地把前者视为后者民间化的产物,或是生硬地在二者间划上人为的鸿沟。在对闽台保生大帝信仰与道教的关系作历时性的考察时,我们发现,上述的两种看法均失之偏颇。历史以来,位处边陲的保生大帝信仰在发展传播中积极吸收借鉴了中原正统道教的信仰要素;正统道教在边陲传播时,也主动与地方上的保生大帝信仰相结合而逐渐地方化,从而与地方神信仰的发展发生良性互动。可以说,民间神信仰与正统道教是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中共同发展的。

明教与东南滨海地域关系新证

新宗教的传入,往往发生于边陲之地、交通要道,民众宗教的兴盛往往与滨海地域密切相关,如传统的天师道,已由陈寅恪着重指出:"凡东西晋南北朝奉天师道之世家,旧史记载可得而考者,大抵与滨海地域有关。故青徐数州,吴会诸郡,实为天师道之传教区","地域风习影响于思想信仰者至深且巨","临近滨海,为道教徒众所居之地","溯其信仰之流传多起于滨海地域,颇疑接受外来之影响。海滨为不同文化接触最先之地"。①陈先生的见解虽然专为道教而发,而且是仅就滨海地域与宗教发生发展的关系立论,但至今仍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指导意义。如果说,摩尼教最初入华经由陆地丝绸之路,那么后期以明教相号召南下闽地,则仍是在宗教与滨海地域尤其容易发展关系的旧辙之上。

论中世纪晚期英国的圣徒崇拜

在中世纪晚期,英国的圣徒崇拜盛行,成为民众宗教信仰的中心。与中世纪早期相比,晚期的圣徒崇拜已发生了一些变化,民众已经开始关注到自己,具有了自我取向与现实取向。这表明在中世纪晚期,英国民众的宗教信仰中出现了“个人主义”倾向,在物质力量增长的同时,英国民众的精神力量也在发展。

变迁之神:白帝天王信仰流变与湘西社会

白帝天王信仰在湘西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同时又以无处不在的"灵力"影响着湘西大地。致力于湘西开发的历代统治者也对之表现了极大的关注,特别是"乾嘉苗民起义"以来,其"显灵助战"的记载屡屡见诸史籍并得以跻身国家祀典,国家和地方社会在文化资源上的共享和互动进一步加强。

当代中国邪教成因及防治方法探析

作为异化了的宗教,邪教对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都起着很大的阻碍作用,研究当代中国邪教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防治方法意义重大。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尚不能解决主要矛盾,与此同时,西方干预势力又对国内邪教进行策划和支持,从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邪教的传播。此外,目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宣传手法存在单一性,产生的"思教疲劳感"也给邪教思想的传播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因此,我们必须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从预防形成、防止渗透、坚决打击和抵制传播四个维度提出有针对性的防治方法,从根源上消灭邪教组织。

从唐朝忠臣到护佑北京——宋元明时期二徐真人信仰的发展历程

从南宋到元代,福州二徐真人信仰的信众为了获取朝廷赐额和进入祀典,先是赋予神灵以姓名,后又将其指定为历史上的南唐二徐兄弟。二徐被塑造为唐朝忠臣,并以"唐遗民"翁承赞作为陪衬。永乐十四年(1416)明成祖的病情恶化,官员周讷、方宾向成祖推荐灵济宫道医曾陈孙,二徐信仰由此与皇室建立了紧密联系。明廷营建北京时在靠近皇城的位置兴建了灵济宫。北京灵济宫被赋予了保佑北京军民、庇护顺利迁都的功用,并成为明代皇家道场。同时,皇室将亲信道士安置在灵济宫,也从灵济宫道士中选拔道官。这些因素使得灵济宫获得国家长期支持,保持香火旺盛二百余年。

高校普及反邪教知识研究——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载体

高校校园是邪教渗透的主要目标,高校普及反邪教知识是我国反邪教工作的重点之一,分析论证了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为载体普及反邪教知识的可行性、普及程度、普及方法,并对普及主体提出了要求,以期为实现高校普及反邪教知识常态化增添助力。

元明小说与其他文献里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三十多年来出现了许多关于中国海神妈祖(天妃或天后等)的研究文献。这种现象与中国沿海特别是福建和广东两省的妈祖信仰复兴有着很大的关联,当然其中也包括了浙江、山东、海南以及其他地区。至今,仅台湾一地,估计就已拥有将近两千万名信徒。天妃庙里有两尊特别的塑像:千里眼和顺风耳。一般这两位神灵应被分别安放在妈祖这位主神旁边,画像中两神的位置亦如此。他们的造型也各具特色,容易分辨。千里眼的身体为红色(也有例外),他的一只手挡在额前,眺望前方。他的名字告诉我们,他可探知远方的信息。顺风耳可听到所有的声音,任何细微的声音都无法逃过他的耳朵。大部分情况下,他的手靠在耳旁,因为他要窃听到风从远方带来的所有信息。顺风耳的颜色一般是绿(青)色。千里眼经常手握一支戟,顺风耳则手持斧头。如其他守护神塑像一样,他们的神情凶恶狰狞,有时甚至是古怪的样子,比如头上长角或显现出令人畏惧的特征。艺术史学家确信,如果他们想要找出地方特色和不同类型,可以确认出更多的基本造型;因特网上的许多图片可提供一定的帮助,但对我们的研究起的作用并不大。那么本文的主题是什么呢?千里眼和顺风耳并不总是只站在妈祖的旁边,偶尔也会守护在其他神灵旁边,这种情况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可是本文不是考察关于“三人帮”,即千里眼、顺风耳与主神这种组合,也不是进行统计调查或研究祭祀活动等问题。在此,本文只展示古代文献中的相关叙述,以及小说中关于千里眼和顺风耳或其他与此相关的造型描写,并总结出简单的文学背景。当然本文不可能涉及所有的文学记载,所选文献都是元朝和明朝时的文献资料,以及妈祖研究专家常引证的知名段落,结论是以这些资料文献为前提而提出来的。此外,明朝时曾有人不断尝试把儒释道三家结合在一起,尤其在该时期的小说中可看出这一特点。那么,千里眼和顺风耳到底是属于哪种宗教呢?

祈求神启－宋代科举考生的崇拜行为与民间信仰

本文以宋代科举考生与地方神只的互动为探究的重心，讨论两个长久以来被忽视的议题：即宋代士人的神灵崇拜行为，和他们在民间信仰中扮演的角色。首先，科举考生的宗教祈拜虽然和面对的竞争压力有着明显的关连，但宋代士人的既有神灵信仰，以及这种信仰对考生所造成的影响，也是一个必须被考虑的问题。这个穿透宋代士人生活的巨大力量，让试子的神灵祈拜不再是一个随性和主观的选择。因为地方神只的灵异力量和声名，往往让考生不得不对他们产生特殊的期待和注意。再者，随着造访次数的频繁与崇拜行为的持续发生，士人在民间神灵信仰的场域里面也占据愈来愈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崇拜行为不但增强平民百姓对於宗教灵力的信仰，同时也让民间神灵信仰以更活跃的角色存活在宋代的社会中，相对产生的则是地方神只的威望、普及性、和信奉者的增加，以及诸多科举守护神的诞生。透过这些面向的勾划，我们将清楚看到宋代民间信仰的发展，除了受惠於商业网络的建立与新兴商人的虔诚外，也明显受到士人儒生热情崇拜的影响。

袭旧与更新:近代经济变迁中的民间祭祀组织——以杭州湾南岸地区为例

19世纪末叶以来,中日两国棉纺织工业的兴起导致原棉需求迅猛增长,从而刺激了杭州湾南岸滨海沙涂的开发热潮,沙涂的大规模开发又促进了控产宗族与神会组织的扩张。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当地祭祀组织的结构发生变动,专门化的经理阶层成长起来,所有权与经营权出现分离态势。这些新兴的控产组织为清末民初新政改革和地方自治运动提供了组织基础。杭州湾南岸的案例显示,民间祭祀组织并非历史孑遗,而是在承袭传统的过程中经历着更新和再造。它们是因应近代经济变迁的社会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