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出与晚熟: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流变

小说作为文学样式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从概念、篇幅长短、叙事手法、题材选择、人物塑造、语言方式等各个方面的变化,终在封建社会末期得以大丰收。用现代学术眼光去看它,中国古代小说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小说中所包含伦理道德、社会理想、人生体验、审美追求,它经历两千余年才沉淀为中国本土文化的基本内涵,它所描绘的中国乃是与现实中国所对应的文化中国,它描绘的内容虽然多半出自虚拟,但至今仍活跃在中国人生活和思想里面,所以我们应该进行充分的发掘和研究。本文从古代“小说”一词涵义入手,结合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与小说的关系梳理中国古代小说演变演进的轮廓和各阶段的重要作品,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演变乃至成熟。

近现代天津市民小说论

天津市民小说的发生与发展与报刊行业密切相关,尤其是依托报纸出现的报人小说是天津市民小说初期的主要类型。因此,在天津写作的重要小说家均与报馆有密切联系,包括宫白羽、刘云若、李寿民等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市民小说家不断涌现,作品数量激增,形成了以天津文化为基础的津派小说。津派市民小说主要类型有社会言情小说、武侠小说、掌故小说、混混小说等。天津市民小说在创作上做到了对传统小说的继承与突破、对新小说的借鉴与吸收;与上海市民小说相比,缺乏现代性、先锋性。天津本土的码头文化、曲艺文化、天津方言以及租界文化等对市民小说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中国网络侦探小说的写作困境与出路

中国传统通俗文学凭借网络实现了整体繁荣,商业类型写作推动了网络叙事的发展和文化影响力的提升,但网络侦探小说却陷入了写作困境。不仅在主流文学网站中几乎看不到网络侦探小说的身影,同时网络侦探小说也没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且很少入选各类权威榜单。中国网络侦探小说陷入了发展困境,这种局面的产生是由以下两方面的原因决定的:一是,中国传统侦探小说写作本身的“先天不足”,到了网络时代并没有太大的改观;二是,网络侦探小说与现有的“爽文”写作机制“水土不服”,并不是所有的类型都能够以超长篇的“小白文”形式存在。学界有必要也有责任为网络侦探小说的发展寻找出路,与当下获得巨大成功的“起点模式”相比,以大赛、版权开发为核心的“豆瓣模式”或许更有利于推动中国网络侦探小说的发展。

从“外国”资源论《小说世界》中的“新”“旧”交融

在茅盾、鲁迅等新文学大家对通俗期刊《小说世界》的评价中,因其刊发“礼拜六派”等通俗作品,从而处于恶俗、“旧”、落后的位置。为重申《小说世界》在现代文学期刊中的定位,本文以“外国”这一期刊内的文化资源作为切口,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和横向对比。通过分析可知,“外国”资源具体体现在《小说世界》中编者与读者的互动以及外国作品的刊登上。在阅读上,编者和读者对外国作品有明显的期待视野上的差异;在实际刊发上,外国作品体现了期刊“新”“旧”混杂的特点。对《小说世界》中“外国”资源的考察,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此刊在新文学语境下“旧”“落后”等片面标签。

科学传播视角下的医学科幻与医学科普

虽然医疗科普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但是已有研究大多注重医学知识的传播,忽视了医学传播中的多样性和反思性。本研究认为将医学科幻纳入到医学科普研究工作之中,可以更好地从多样性、与医学伦理的关系、反思性等角度去讨论解决医学科普问题的可能路径,为医学科普工作赋能,从而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医学科普。

科幻与科普的关系:基于历史文献和概念分析的讨论

长期以来,科幻与科普的关系一直是一个争议不断的问题。基于对科幻与科普在中国发展的简要历史回顾,本文结合历史文献和概念分析,认为科幻与科普之间的“科文之争”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消解,也即在“大科普”的概念下,将科幻包容在科普当中。

文学史视域下晚清通俗小说的接受困境与价值转向——以狭邪小说为例

近百年来学界对狭邪小说的研究,本质上回应的是晚清通俗小说是否具备文学史“经典”价值的问题。出于文学功利性的要求和精英文化的主导,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史书写并未给予狭邪小说整体以正面评价,而《海上花列传》却凭借学界积淀已久的“雅俗”观念脱颖而出,开启经典化进程。新时期以后,在多重因素的合力下,研究者展开对狭邪小说文学史价值的重新审视和二次发掘,并由此拓展晚清通俗文学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从中既能看到近百年来狭邪小说研究的接受困境与价值转向,也可以进一步思考晚清通俗文学未得到充分研究的症结所在。

董康与《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考释--兼论其小说观中的“区分”意识

董康作为清末民初著名的藏书家,亦是促成《续修四库全书》编纂的关键人物。其在日本访书时对戏曲小说进行穷尽似的搜罗,但却在《续修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又因其小说观念中的“区分意识”,遂提出了剔除章回小说的建议。这就有必要对其参与编写通俗小说类提要的历史真实进行考证。通过文献分析可知,目前学界判断董康参与编写通俗小说类提要的理据存在若干问题,再结合当时编书过程中的相关史实,可推断出董康所撰写的提要应该仅为明人文集49篇,并不包括小说类提要。

科幻作品何以为大数据时代科普赋能?——基于信息监控与隐私伦理内容的探讨

近年来我国科幻文学蓬勃发展,科幻与科普关系的问题不断被重提,科幻能否以及如何为当代科普赋能,是值得思考和讨论的问题。当下,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在掀起了数据技术革命的同时,也带来了信息安全与隐私等一系列的科技伦理与社会公正问题,数字素养等相关概念应运而生,成为了传统科学素养的延伸和有益补充,也对传统科普理念和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以赛博朋克科幻类型中的两部经典小说《雪崩》《虚拟偶像一一爱朵露》和科幻电影《匿名者》为主要案例,分析了几部作品对于数字化时代信息监控与隐私权之间矛盾的呈现,探讨了科幻作品的科普优势及特殊性,同时指出了大数据时代科普实践与研究所面临的传统科普观的转变与突破。

晚清通俗小说中的上海地理意象研究--以《海上花列传》为例

晚清通俗小说中以上海作为故事背景的作品不胜枚举,此类小说展现了晚清时期,上海在欧风美雨浸润下其都市化、世俗化的城市风貌。通过对马路、街景、妓院、茶楼等诸多地理意象的描述,可以窥探晚清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内涵、世人精神与社会风潮。独特的上海地理意象不仅支撑晚清通俗小说自身的结构,具有一定叙事功能,还见证了晚清上海社会历史的变迁,使上海地理意象具有文化意义与独特的美学价值。本文将以晚清著名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为例,探讨地理意象在文本中的叙事作用及审美文化意义。

中国文学史著中的敦煌俗文学研究

敦煌俗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以郑振铎等为代表的文学史家最早将其写入中国文学史著之中,极大地扩充了中国文学史著的篇幅,打开了撰写中国文学史著的新格局。敦煌俗文学的发现,解决了中国文学史上一系列重要问题。国内文学史家用翔实的敦煌文献分析了俗文小说兴起的原因,将敦煌变文视为白话小说的源头,把白话小说的起源时间追溯至五代之前,并根据演进过程将其分为3个支派:完全保存原来面目,一半保存着本来面目,以及采取俗文学的体制而另外创作一种新的作品。海外汉学家同样重视敦煌文献,他们更多地从文体学的视角审视敦煌俗文学,将其与后世的散文、诗歌和讲唱文学等联系对应起来,以彰显其宝贵的文体学价值,也拓展了它的研究范围。在他们看来,敦煌抄本提供了各种早已失传的文类、文体和具体文本,为理解中国中古时代的社会文化提供了无与伦比的财富。海内外文学史家在中国文学史著中对敦煌俗文学的书写和论述,提高了其影响力,推动了它的经典化进程。

“奇书”与“才子书”——对明末清初小说史上一种文化现象的解读

“奇书”与“才子书”是明末清初小说史上非常重要的批评术语,用以指称通俗小说中的优秀作品,是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为提升通俗小说的“文化品味”和强化通俗小说的“文人性”而作出的理论阐释与评判,可看成为相对超越于通俗小说之上的文人士大夫对通俗小说的一次价值认可和理论评判,对通俗小说的发展带有一定的“导向”意义。

明清通俗文学中医者形象的文化阐释

明清医者形象及其涉医题材,具有通俗性。有病求医、行医救人是寻常百姓日常生活中最为关注的。明清小说医者形象与元杂剧医者形象比较,母题共通,叙事构成在母题史流程上前后互补。医者成为元杂剧到明清文言小说描写的共同人物,以模式化、类型化手法引起受众兴趣。比起杂剧,文言小说写医者形象,虽娱乐性程度、风格情调不同,但创作动机、采取叙事干预的意图颇为类似。通俗文学母题的模式化、复制重组性质在医者叙事中表现突出。明清小说总试图在旧有题材中引人入胜,描述更简洁,思想容量更大,叙事干预体现得较为隐蔽。

民俗范式与20世纪中国武侠小说

在 2 0世纪中国武侠小说中 ,有丰富的民俗内容。武侠小说文体的早期发展 ,突出展示为对民俗的崇尚 ,姑且可以称为“民俗时代”。武侠小说中的民俗趣味 ,表现为一种狂欢诗意。还要注意的是 ,武侠小说中的民俗 ,并非原初民俗事象的记录 ,而有着文化化和理想化的变异。探讨武侠小说研究的民俗范式 ,提示我们在整个通俗小说研究中 。

小说文本:中国文化的另一种解读

以明代拟话本小说《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为个案 ,解读中国男女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历史真相 ,并由此质疑以经典文本与精英思想来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性 ,指出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和多层次结构 ,以及正统道德观念与社会生活之间实际存在的距离。文中强调传统通俗小说的纪实特点及其认识功能 ,主张“小说可以观” ,观世态知人情 。

论明代通俗小说出版中心的变迁及成因

本文在对明代通俗小说刊刻情况进行统计后,发现通俗小说的出版中心是从福建建阳,逐渐转向以苏杭为中心的江浙地区,这是出版商业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小说作为一种商品的真实反映。

晚清扬州吴引孙测海楼及所藏通俗小说考

本文根据上海图书馆所藏吴引孙手稿《详细履历底稿》、《自述年谱》等资料 ,对吴氏生平事迹与测海楼所藏通俗小说 ,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 。

论明清小说读者与通俗小说传播的关系——以识语、凡例作为考察中心

明清时期是通俗小说创作及传播的高峰期,探究通俗小说的发展历程及其演变特征,小说读者是我们对此进行考察的一个重要视角。明清时期通俗小说插图非常盛行,附着于小说文本的插图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适应读者的阅读需要而设置的。通俗小说的注释是为满足下层读者阅读服务的;而评点则是沟通小说作家、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桥梁。至于续书的产生也与读者有着密切的关系;读者与小说续书的编刊目的和动机关系较为密切;续书编刊者在对原作人物进行修改、补充或续写时,常常会考虑到读者的阅读基础和阅读习惯;续书在情节结构的改造、安排诸方面,也有读者因素渗透的结果。

大众传媒与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创作

20世纪中国现代大众传播不仅影响了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发展,还影响了现代通俗小说的审美状态。从报纸、出版业、电影艺术等不同方面,现代大众传播催生了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产生,影响了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发展走向、表现形态,使之更具有了大众性。但是,它也带来了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新闻化倾向"。

文化对峙与融合:从鸳鸯蝴蝶派到通俗小说新类型

文学和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文学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文学存在不可或缺的背景和条件。从鸳鸯蝴蝶派到通俗小说新类型,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变迁在文化对峙与融合中发生。清末民初,市民文化占据主流位置,因此鸳鸯蝴蝶派一枝独秀;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抗日战争的到来,旧有的市民文化与五四启蒙文化、战争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对峙,由此引起章回体小说的改良和国难小说的诞生;伴随五四启蒙文化和战争文化的淡出,雅文化和俗文化即新文化和传统文化逐渐走向融合,于是出现了通俗小说的新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