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歌”识理:红色歌谣的听觉叙事(1927-1937)

通过红色歌谣传播马克思主义,让人民群众听“歌”识理,是中国共产党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伟大创举。红色歌谣以听觉为渠道,以叙事为手段,符合通感特征、场域特征、互文特征及当地固有的民歌传统特征,将马克思主义抽象化理论转化为形象化、故事化、情感化的受众体验话语,使面向苏区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成为可能。红色歌谣的传唱促进了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启蒙了广大革命根据地人民,为土地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先进的思想理论基础,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永续价值的新境界。

试析中国当代民谣的修辞技巧

本文在汉语修辞学的范围内,以翔实的剖析与丰富的实例来印证当代新民谣中的多种修辞技巧,主要论及比喻、借代、夸张、对偶、对比、衬托、排比、层递、反复、复词、设问、双关、顶真、仿拟、曲解、绕口等16种修辞手段在当代民谣中的运用。

潮州歌谣研究史述略——地域文化与现代学术潮流的接合

作为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开始的歌谣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潮州歌谣研究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现代文学研究密切相关。它立足于乡邦文献和地域文化,伴随时代发展不断展开和深入。近百年来,潮州歌谣以地域文化的姿态,介入现代学术潮流,而其研究亦具有了学术史、社会史和思想史意义。

司登得英译民间说唱文学之策略——以夯歌《丁郎寻父》为例

在清末来华的西方汉学家和传教士中,英国汉学家司登得独树一帜,对同辈学人嗤之以鼻的民间说唱文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他先后翻译并出版了弹词、鼓词、山歌、子弟书等多种民间说唱作品,是中国民间说唱文学当之无愧的首席翻译家。因此,司登得翻译时所采用的底本及翻译策略值得研究!文章以司登得英译《丁郎寻父》为例,在考证翻译底本的基础上,重点考察其采取的翻译策略。通过研究可知:司登得的翻译重在传递中国歌谣的独特性,他在中英歌谣韵律体系和文化差异中辗转腾挪,最终寻觅到了中国歌谣的外译之路。司登得的翻译策略对当今的中国歌谣翻译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民谣《南山南》翻唱流行的文化诠释

《南山南》是民谣组织麻油叶创始人马的代表作,既有青春气息,又有浓厚的怀旧意义。翻唱作为一种有价值的文化再生产,助力了老歌新传播,赋予它新的时代内涵和生活气息。《南山南》运用意识流方式写作,追忆似水流年,表达着复杂多变的心绪和惆怅感情,迎合了大众共通情感。校园学子争相翻唱《南山南》,表现出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同歌,保守文化与时尚文化共吟,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合奏的品格。

谈《史记》中谚语歌谣的运用

《史记》内容博大精深,语言独具魅力。司马迁巧妙运用歌谣谚语,使《史记》语言更加通俗易懂、生动形象,使《史记》的文学色彩更加浓厚且熠熠生辉,显示了司马迁鲜明的个人风格和精湛的语言艺术。

河西宝卷英语世界传播考述

迄今为止,河西宝卷已在英语世界传播30余载,是中国民间说唱文学西传的成功案例。基于史料爬梳的发现以及实际访谈中获得的一手材料,提出西方汉学家是河西宝卷西传的直接推动者。借助梅维恒、乔伟的多维度研究以及伊维德的研究型译介,河西宝卷顺利进入欧美主流图书馆和大学课堂,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甘肃学人的基础性贡献亦不容忽视。正是得益于段平、方步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辛勤搜集、整理,西方汉学家的河西宝卷研究和译介才得以实施。河西宝卷的西传之路对弹词、道情等民间说唱文学“走出去”具有一定的启示。

1930年代前期的歌谣与诗人的“大众化”研究

1930年代的诗歌大众化运动,始终围绕着"歌谣"这一关键词展开。诗人们借鉴歌谣的形式,创造贴近大众的诗歌。革命宣传干部重视收集民间歌谣,把革命思想写入歌谣,起到发动群众的效果。歌谣实践促进了新诗现实主义题材的发展。在学习歌谣、仿制歌谣的实践中,诗人通过否定诗人身份和以往艺术追求来完成自我定位的转变,并成为下一个十年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的先导。

闽西红色歌谣促进马克思主义话语大众化探析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闽西红色歌谣曾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载体。闽西红色歌谣从话语建构的主体上突出主体性原则、话语建构的内容上突出重点性原则以及话语建构的载体和形式上突出适切性原则,坚持“谁在说,为谁说,说什么,怎么说”的话语范式,有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话语大众化发展,进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其历史经验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时代命题中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歌谣周刊》与北大歌谣运动

作为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轫,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的刊行及相应的学术活动,呼应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文章依据相关文献,认为《歌谣周刊》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具有眼光向下的学术转变、开创中国民俗学、培育一代民间文化学者等意义。

曹魏俗乐的政治意识形态化——从鼓吹乐所见

民间歌谣作为飨宴(宴会)音乐在宫廷音乐中居有正式的位置,是在后汉王朝;曹魏时,仍在民间继续传唱同时也作为宫廷飨宴音乐的二十二曲短箫铙歌中的十二曲乐曲仍在行用,它们的歌词内容则被改变为讴歌王朝的创立及其权力的正统性。

从文人拟作吴歌西曲看宋齐诗坛雅俗之变

六朝诗歌史上,宋末齐初一直被视为"雅俗沿革之际"。有关"雅俗之变",学界多从徒诗角度考察,认为"雅"指汉魏以来的五言古调,"俗"指在学习南朝乐府民歌的同时兴起的新体。实际上,"雅俗之变"的原本涵义,是指当时流行音乐的环境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相和三调的衰落和吴歌、西曲为代表的新声的兴起,并使文人拟作受吴歌、西曲的浸染而发生重大变化,音乐上反映出由"雅"入"俗"的趋势。同时,"雅俗之变"也并非以"俗"代"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统治阶层和主流文坛并未废弃"正声"、"典雅"的观念,而是有意识地调和雅俗,使其从分裂对立走向并存、共同发展。反映在文学理论上,提出了"不雅不俗"的主张,有折中调和倾向。雅俗态度的演变,是此时文学观由"通变"到"新变"的关键因素。

“华东延安”的时代号角——沂蒙抗战歌谣论析

抗日战争时期,在素有"华东延安"之誉的沂蒙山区革命根据地,诞生了抗战歌谣并在全国广为流传,它不仅具有深厚的政治、历史底蕴,而且有着丰厚的文化、艺术内涵,成为中国抗战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地理文化发生学的角度看,它是沂蒙人民空前自觉的民族精神与抗战歌手敏锐执著的进取意识共同催孕的结果。抗战主题的这种鲜明的时代性与沂蒙古代歌谣优良传统相结合,并赋予它新的艺术形式,使沂蒙抗战歌谣发挥了巨大的政治威力和艺术魅力,值得深入研究与理解。

从概念到方法:关于曲艺与说唱文学关系与研究的一些思考

当下在越来越多的文章中看到曲艺与说唱文学被混用的情况,或为益事,说明学术理论与当代艺术实践相结合的有为态度。那么这两个概念与范畴的相通相融与隔阂之处是什么?如何打通曲艺研究与说唱文学研究的界限?本文按照学科的原理,从历史的来源与现状的考察中发现,曲艺与说唱文学虽然属于艺术和文学两个学科领域,但是仍然有打通界限的必要,尤其处于薄弱地位的曲艺研究更需要俗文学学者的介入,文章还考察了曲艺研究与戏曲研究的差距及借鉴关系,最后从方法论角度指出曲艺与说唱文学研究的交汇点和学术生长点。

论“歌谣体”新诗在左翼文学中的发生与嬗变

"歌谣体"作为歌谣入诗的一种新诗实践,在五四文学革命中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形式,也契合了启蒙主体"平民化"的时代需求。三十年代左翼诗歌团体中国诗歌会倡导的"新诗歌谣化",进一步把新兴的阶级话语和歌谣体这一传统形式相结合,四十年代在左翼主流话语的建构下,"歌谣体"新诗渐趋圆熟,并出现了以《王贵与李香香》为代表的典范之作。现代文学历程中"歌谣体"在新诗建构和发展过程中的嬗变,体现出左翼文学"场域"对文学话语形式的决定作用,同时"歌谣体"新诗的审美性特质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

《晋绥日报》中革命歌谣的大众化特色

革命歌谣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文艺载体的一种表现形式。《晋绥日报》副刊登载的革命歌谣展现出创作主体广泛化、表达内容通俗化、表现形式地方化以及宣传动员全民化等大众化特点,既生动形象地反映了革命时代晋绥广大民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生活变化和精神状态,又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晋绥边区民众中的大众化传播效果。

从上海滩到晋察冀:田间诗歌创作的“大众化”转型

如果说田间在上海光华大学的求学生涯及其加入“左联”的经历是其“大众化”诗歌创作开端,那么,跟随西战地服务团来到延安、进入晋察冀则是田间诗歌转型的契机。在晋察冀,田间认真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在下乡工作中与百姓有了更为密切的接触。正因为如此,田间对诗歌“大众化”的理解更为深入,他的创作也彻底实现了“大众化”的转型。

文艺大众化讨论对左翼乡土小说民歌借鉴及风景描写的影响

左翼乡土小说家在文艺大众化讨论的影响和启示下开始尝试着在小说文本中嵌入民歌民谣,这不仅有助于增强左翼乡土小说的地域色彩和乡土气息,而且部分民歌在经过左翼乡土小说家改造后也有着明确的政治内涵和教育意义。左翼乡土小说的风景描写相较于五四乡土小说和京派乡土小说而言都要薄弱一些,这既与左翼乡土小说家的创作观念有关,同时也与左翼文论家在文艺大众化讨论中的批评和引导有一定的关联。总的来看,左翼乡土小说的风景描写在做着减法,先是从纯美的乡土自然风景的呈现转向带有象征意味的人化风景的描摹,之后又在左翼文论家的批评影响下开始去象征化,从而导致风景描写的淡化和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