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士其重九鼎轻”——汉宣帝时期王褒的赋体创新与文学贡献

刘勰《文心雕龙》对王褒在西汉辞赋发展中的作用非常重视。结合王褒辞赋作品分析,其在辞赋的雅俗方面都进行了积极的尝试与撰写,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宣帝时期辞赋的再次繁荣。宣帝对武帝时期各方面的刻意效仿与追捧,为汉赋在宣帝时期的再次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王褒在宣帝时期汉赋发展进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文艺民俗学视野中的傅芸子研究述略

傅芸子著述丰赡,在20世纪上半叶的民俗学和俗文学研究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不仅博识旧京名物掌故,还一直积极致力于戏曲、曲艺、俗文学、民间艺术等资料的收集与研究工作,撰就《正仓院考古记》和《白川集》,鲜明地代表了当时的学术风气和学术成就。傅芸子的著作多发表于彼时的小型期刊、报纸、报纸副刊上,如今这些报刊原件部分已或毁或佚,因此对于今日学界而言,傅芸子的成果显得陌生和隔膜。基于此,对傅芸子的学术贡献进行整理与论述,将为民俗学与俗文学的学术史研究提供必要的参考。

《书史》《画史》的叙事转向

中国古代艺术史家擅长叙事,却有着叙事模式之别。在以帝王将相、精英人物为中心的传统治史模式的影响下,宋代以前的艺术史写作通常按照传统史籍的治史方法,表现为以朝代为类目、以艺术家为中心的宏大叙事,这是一种以品评艺术家为主的“叙史”写作体例。到了宋代,私撰笔记的大量涌现使得以艺术作品为中心的叙事成为主流,特别是以米蒂为代表的著述家,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史叙事模式在由宏观至微观之转向过程中的重要推动力量。

论瞍矇、俳优在俗赋形成中的作用

《神乌赋》的发现,将俗赋产生的时代提前至西汉末年,而甘肃马圈湾汉代烽燧木简上有关《韩朋赋》的文字,说明敦煌发现的一些俗赋也是由汉代流传下来的。赋的形成同先秦时以赋诵为职能的瞍矇很有关系,《师旷》中保存了早期文赋的作品;赋的形成同以讲故事、表演戏剧的俳优也关系密切,《晏子春秋》中保存了早期俗赋类作品。俗赋主要是俳优创作而推动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学样式。

俗赋的发现及其文学史意义

敦煌俗赋和西汉俗赋的出土,使学术界认识到,在文人的骋辞大赋和抒情小赋之外,民间还流行一种用通俗的语言讲诵故事、互相论辩的俗赋。文人赋是铺显才学的一种案头读物,传抄阅读是其最主要的流传形式;俗赋主要通过各种仪式,以"诵""唱"的方式传播。敦煌俗赋从文体上可以分为故事俗赋、论辩俗赋和歌谣体俗赋三种类型,我们用这三种类型及其特点对照考察先秦时期的文献,会从中发现诸多相同或相近的作品,这种考察会使我们对赋的起源有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故事俗赋是在早期民间讲诵寓言故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论辩俗赋是在民间争奇斗胜伎艺的基础上产生的,而在民间歌谣基础上形成的则是歌谣体俗赋。俗赋在发生、发展过程中,与其它诸多文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先秦“论辩俗赋”钩沉

对先秦的论辩类俗赋和与之相近的作品进行了钩稽 ,对其文体特征进行了分析。认为当时社会上争奇斗胜风气的盛行导致了客主论辩俗赋的产生 ,韵诵是其主要传播方式 ,文体上整齐和谐的节奏和韵律是这种传播方式的反映。

论《僮约》产生的渊源及对后世的影响

王褒的《僮约》是现存最早的最典型的文人创作的俗赋。《僮约》的产生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也与王褒所生活的时代以及赋本身具有的娱乐性质具有必然的联系。《僮约》以在赋中嵌入实用文体的奇巧构思,描写下层人民生活的独特题材,运用民间俗语的通俗表现方式,诙谐幽默的效果而独辟蹊径,对后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研究《僮约》,可以看到汉赋中通俗一路的实际存在。

杜甫与“小说”——《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阁画太一天尊图文》文体性质考论

《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阁画太一天尊图文》是一篇独特的题画文,风格“古怪”,学术界对其思想内容与文体特点还存在很大争论。此文具有真实的现实社会基础,反映了天宝时期道教兴盛的社会状况与时代特点。就文体性质而言,此文采用了俗赋的手法,类似于“辅教”之小说。这篇“古奥”之文反映了杜甫对道教有相当的了解和一定的兴趣,但其应酬性与虚构性亦表明杜甫并非纯正的道教信仰者,反映出杜甫虚构性文学创作的才能。这种独特的文体试验显示民间文学、宗教文化对杜甫的深刻影响,可惜唐宋转折和相关文化、文学背景的丧失使得后代读者看不到这种影响,并导致对此文思想倾向与文体性质的误解。

杜诗释词六例

本文就杜甫诗中的“数”、“破”、“休无赖”、“恰恰”、“料理”、“好在”六个词语进行考释 ,旨在说明杜诗有俗语 ,读杜诗宜参以俗语解之。

敦煌文学研究的力作——读《敦煌文学文献丛稿(增订本)》

敦煌发现的文学作品数量大、种类多,从先秦到唐代的都有。研究敦煌文学文献,有助于了解唐代文学之原貌,还可为俗赋、变文等寻根溯源。伏俊琏先生2004年出版的《敦煌文学文献丛稿》正是这一研究的结晶。《敦煌文学文献丛稿(增订本)》在原书基础之上补充修订而成,删除了3篇,增加了7篇,共收录论文29篇。除了俗赋校补,还涉及到变文起源、体裁和小说等方面的研究。

抗战时期《盐阜大众》大众化办报实践述论

《盐阜大众》是抗战时期创刊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著名党报。为了使该报大众化,该报在创办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如通过开展“工农通讯运动”,实现了报纸内容的“工农化”;提倡以“写话”的方式写稿,激发工农群众投稿的积极性;提倡用“庄稼话”改写稿件,增强了工农群众对报刊的理解和信任;坚持“四小”的版面编辑原则,迎合群众的阅读心理;坚持“四性”的副刊编辑原则,使副刊内容深受群众欢迎。这些大众化探索体现了党的依靠群众办报的方针,迄今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实践性。

汉字阐释与汉字文化普及——以福字为例

汉字阐释一方面需要学术化,另一方面需要应用普及。汉字文化普及应当在汉字阐释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展开。以福字为例,具体展示汉字阐释与汉字文化普及的过程,首先应从材料出发,从文字学角度详细描写字形、音义、构形理据、字际关系、演变历程,在此基础上结合与其他器型和功能对比,阐释酒与福、鬼神与福之间的文化关系。文章指出网上流行的汉字文化普及存在的问题,并对汉字文化普及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提出建议。

西汉墓出土之《神乌赋》研究三题

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1993年西汉墓室出土的《神乌赋》是20世纪辞赋文学考古的最重大发现。《神乌赋》所包含的意象和思想十分丰富,其主题是多面的。《神乌赋》的发现毫无疑义地证明俗赋在公元前一世纪就已存在,将俗赋的出现提前了数百年至一千年。《神乌赋》反映了中国固有的赞美女性牺牲精神的传统,或者是男性尽在不言中的一厢情愿。其真正不凡的意义在于女性角色可见度远远超过男性,并且对女性赋予强有力的自主能动性。

元杂剧中赋体的运用——以《元刊杂剧三十种》为考察对象

元杂剧的曲文在写景、状物、叙事、抒情等方面大量借鉴了抒情小赋的艺术形式;其戏剧结构、讲唱对话等则受到了俗赋的影响。同时,赋与戏剧所具有的诗性特征和共同的表达方式,又带有文化基因上的传承性和共通性。《元刊杂剧三十种》作为最早的元杂剧刊本,较为完整地体现了元杂剧对赋体的运用和借鉴,以及俗文学在雅文学影响和渗透下的发展轨迹。

论赵长卿词的艺术特色

南宋著名词人赵长卿著有《惜香乐府》十卷,收其词二百六十多首,为宋代词人中作品数量较多之词人。其词雅俗兼善,独具风格。但历代治词史学者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力图从解读作品出发,全面分析其词作的艺术风格,明确其在词史上应有的地位。

新题讽谕乐府诗在中唐兴起的原因探析

本文对新题讽谕乐府诗在中唐兴起的原因作了较为系统的探究。

探析《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赋体的运用

伏俊琏说:"宋元以来,俗赋并未完全消失,它是作为寄生的文体,附着在戏剧、小说等其他通俗文艺上。"《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赋配合故事情节的展开和推进,按照自身的特征,以雅赋和俗赋两种形式参与叙事,为其生存延续争得了一席之地。

傅山画艺暨鉴藏简论

傅山不以绘画见长,但其绘画中表现出的独特风貌与鲜活气息,成为明末清初山水画坛的另类。梳理历史文献及传世画迹,简论其山水、花卉等绘画艺术特色及鉴藏、传播情况,可揭示其在各方面所展现出的超凡才能。多才客观上助推了傅山绘画的传播与底蕴的加深,却也消减了人们对其绘画的深入认识,甚至造成画名为他名所掩的史实。

论陈梦雷的戏曲创作特色及其成因

《元正嘉庆》《八仙庆寿》是陈梦雷仅有的两部戏曲作品,虽属歌颂盛世与贺寿的应酬之作,却呈现出清初戏曲难得一见的雅俗共赏本色。在戏曲的文本中,陈梦雷自称以诗词作曲,实以赋法为基础,呈现出大赋与俗赋并重的赋法特征。这些特征与陈梦雷身处康熙盛世的时代环境、个人经历及其学识素养三方面因素息息相关。

还珠楼主诗赠傅作义

还珠楼主曾任傅作义中文秘书;两人成为莫逆之交。文章对还珠楼主赠送傅作义四首七言律诗的历史背景、引用典故、写作意图、创作手法等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诠释,从中既可见证还珠楼主与傅作义之间友谊之深厚,更可窥见还珠楼主少承庭训的旧学功底和深藏于心的尚武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