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低碳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和污染减排的影响

本文通过构建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创新选择的理论模型,揭示严格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能够同时产生创新补偿效应、遵循成本效应的理论机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创新企业数据库以及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以“十二五”期间政府实施“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为准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对上述理论进行验证。研究发现,“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这一节能低碳政策能够产生较为明显的“波特效应”,在降低企业污染排放的同时倒逼企业技术创新。机制检验表明,创新补偿效应大于遵循成本效应,是节能低碳政策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显示,与高融资约束企业和非资源型城市相比,节能低碳政策在低融资约束企业和资源型城市中更容易产生“波特效应”。拓展分析发现,伴随节能低碳政策强度由低到高,企业技术创新呈“先降—后升—再降”的倒S型特征,即存在一个“最优政策强度”区间。本文为完善节能低碳政策体系提供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理论依据与微观证据。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波特作用”模型为起点,理论分析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并利用2004—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补偿型“波特作用”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在全域和东部地区存在倒“U”型变化趋势,在中西部地区则表现为倒“N”型的非线性变化,均呈现边际递减的趋势;激励型“波特作用”在全国和分域均表现为“N”型非线性变化趋势,且在西部地区更为显著,整体呈现边际递增的趋势。在当前绿色技术创新进入自我革新的探索性阶段,补偿型环境规制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表现为一种短期效应,缺乏持续性,亦存在“搭便车”现象,且无法与绿色技术创新形成协同效应;激励型环境规制在前期能够与绿色技术创新形成良好的协同互动效应,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当绿色技术创新发展进入成熟期时能够替代环境规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

用能权交易制度对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

用能权交易制度是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一项重大举措。能否通过完善用能权交易制度驱动企业低碳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进而发挥科技创新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支撑作用?这是当前亟待检验的问题。该研究以2013—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用能权交易制度试点视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用能权交易制度对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用能权交易制度能显著驱动企业低碳技术创新,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②进一步甄别融资机制发现,用能权交易制度通过加大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缓解市场融资约束以及强化企业研发投入等多方协同的融资模式驱动企业低碳技术创新产出;不同融资机制的驱动效应存在较大差异,市场融资约束的机制效应最为显著,其次为政府补助,企业研发投入和税收优惠的机制效应较小。③异质性分析表明,试点省份对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响应不同,用能权交易制度对浙江省和福建省低碳技术创新发挥显著的驱动作用,而对河南省和四川省的作用效果不明显;用能权交易制度对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因产权性质、行业耗能、企业规模等企业特征的差异而有所区别,对于耗能水平较高的行业、规模较大的国有类型企业,用能权交易制度对低碳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更显著。该研究立足于企业低碳技术创新视角,为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实施效果提供了微观证据,并指出用能权交易制度效能的发挥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的多方协同发力,为完善用能权交易制度体系提供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基于断点回归法分析广东省碳交易试点政策对碳强度的影响

在“双碳”背景下,2021年全国碳市场正式启动。广东省作为首批碳交易试点城市,取得了显著的减排效果,对于全国碳市场和其他试点城市具有较好的示范效果。基于此,采用断点回归方法,基于1878个县的样本,研究了碳交易试点政策对广东省碳强度的影响以及影响机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碳交易试点政策实施以来,广东省的碳强度明显下降。创新性地研究并验证了碳交易试点政策降低碳强度的3个途径——提高电能消费占比、提高电能强度和降低碳排放系数。同时,研究结果并不支持波特假说。综上结果及分析,可以认为广东省碳交易试点发挥作用的基本要素是清洁能源替代、能源结构优化和转型。

环境规制、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长三角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对2013—2018年181家企业环境规制、融资约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地方加强环境规制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融资约束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抑制作用;融资约束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中起到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削弱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融资约束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抑制作用;而对于非国有企业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但调节效应不再显著。根据研究结论,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别从政府、金融机构、企业自身角度提出相关的对策。

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分析———基于“波特假说”视角

以2004—2021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通过考虑知识产权保护异质性,探究其对环境规制和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同时,知识产权保护对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当考虑知识产权保护异质性时,发现较高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正向调节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根据结论提出相适应的政策建议,丰富了"波特假说"相关的实证研究,并为环境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带摆柱门式刚架的稳定性

对单层厂房设有两端铰接柱的门架进行了弹性稳定分析，针对铰接柱的不同布置给出了相应的门架柱计算长度系数计算公式。算例验证，公式具有极好的精度，可供设计坡度较大的门架时参考。

高强度的环境规制真能促进技术创新吗?——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以往研究不论是否支持"波特假说",但一个政策共识都是需要加大环境规制强度,以此促进技术创新。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真是线性关系吗?为此,首先利用我国1992-2009年的面板数据分别从全国与地区层面判断我国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而利用非线性门槛面板模型实证研究我国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地区差异,"波特假说"在较落后的中西部地区难以支持,而在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则得到了很好的支持。这种地区差异主要是受到环境规制强度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和技术创新之间呈现"U"型关系,只有环境规制强度跨越特定门槛值时,"波特假说"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水平则存在双重门槛,GDP跨越的门槛值越高,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显著。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门槛效应能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做出合理的解释。

波特假说的滞后性和最优环境规制强度分析——基于系统GMM及门槛效果的检验

"波特假说"认为合理设置的环境规制政策在长期能够刺激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产生创新补偿效应,从而弥补因规制增加的成本,因此发挥规制的创新效应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关键。文章运用2000～2010年中国29个地区的面板数据,通过系统GMM和门槛回归方法,在低碳视角下检验"波特假说"是否存在及存在的条件并确定最优规制水平。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创新的激励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在当期阻碍技术创新,在滞后期促进创新且在滞后二期促进作用最明显;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三重门槛效应,规制强度较低时规制对创新的影响表现为一种潜动力,不足以引发创新活动的开展,在最优规制水平显著促进创新,强度过高时促进作用减弱。

环境规制、市场势力与企业创新

具有市场势力的企业面临环境规制时可以通过研发创新实现波特效应,也可以通过转嫁合规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本文利用新《环境保护法》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基于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模型系统地评估了环境强监管对具有不同市场势力的上市公司研发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环境保护法》的实施显著促进了企业的研发创新,市场势力本身与企业创新呈现倒“U”型关系,同时市场势力显著抑制了新《环境保护法》的波特效应。

用能权交易制度的波特效应——基于试点区域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

用能权交易制度能否实现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的双赢是亟待检验的实践问题,现有研究缺乏从“企业视角”检验用能权交易制度政策效果的研究成果。文章从能源投入约束条件、投入要素、节能约束条件三方面对DEA模型进行了改进,分别构建了检验“命令-控制”政策和用能权交易制度波特效应的理论模型。以用能权交易制度试点区域114家能源密集型企业为实证研究对象,以资本投入、劳动投入、能源投入为投入变量,以总产值和废气排放量为产出变量,应用改进的DEA模型分别检验了“命令-控制”政策和用能权交易制度在企业层面的波特效应,并对检验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①用能权交易制度下,每年所有企业的平均经济潜力和节能潜力均为正,且企业整体的平均经济潜力比“命令-控制”政策下企业整体的平均经济潜力高出的比例为0.4%,相当于所有企业平均每年的总产值增加120亿元,表明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实施能够在企业整体层面实现波特效应,且相比“命令-控制”政策,实施用能权交易制度能够产生更大的波特效应。②用能权交易制度在企业个体层面的政策效果具有不确定性。各企业的年均节能潜力为正,但部分企业的年均经济潜力出现负值,且86家企业的年均经济潜力低于“命令-控制”政策下企业的年均经济潜力,表明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实施无法在企业个体层面全面实现波特效应,且其政策效果不一定优于“命令-控制”政策。③对实证结果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用能权交易制度下,各企业的波特效应与企业的实际能耗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创新补偿抑或遵循成本？污染光环抑或污染天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双假说的门槛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检验

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新常态下能源需求与资源约束增强的现实要求,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波特假说"与"污染天堂"检验学界仍莫衷一是。在利用SBM模型测得各省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首先在环境规制视角下分析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间接效应;其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波特假说"与"污染天堂假说"进行检验;最后进行空间溢出效应探索。研究结果表明:(1)从全国层面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波特假说"成立而"污染天堂假说"不成立;(2)在中等水平的外商投资省市,环境规制的"污染天堂效应"大于"污染光环效应"。在高水平的外商直接投资省份,环境规制的"污染光环效应"大于"污染天堂效应";(3)在中等水平环境规制下的省市,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大于遵循成本的负效应,验证了"波特假说"。在高水平环境规制省市,"波特假说"不成立;(4)环境规制、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交乘项对周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表明地区污染企业只是转移而不是转型,局部污染改善将会殃及"池鱼"。

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门槛效应

实现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之间"双赢"的关键在于环境规制能否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本文在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技术创新之间构建了数理模型,并基于区域异质性假定检验了我国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关系并确定了环境规制的最优规制水平。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是非线性的。在强度维度上,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符合"U"型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由弱变强,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先降低后提高的影响。环境规制的创新效应还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则存在双门槛,经济发展水平跨越的门槛值越高,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显著。本文政策涵义明显:政府切忌走入盲目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误区,应根据各区域现实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强度和标准,并注重滚动修订,及时调整至最优水平。

绿色信贷政策微观影响效应研究:惩罚还是激励?——对绿色信贷政策波特效应的再检验

本文以2012年原银监会《绿色信贷指引》出台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投融资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政策的出台,重污染企业投资和负债规模均明显下降,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显著提高,说明绿色信贷政策的惩罚效应和波特效应得到了验证。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通过倒逼企业技术创新、降低企业代理成本、提高企业投资效率,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但该项政策提高了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水平,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受到抑制。异质性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所有制和企业规模不同,绿色信贷政策影响效果也存在差异。对于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所有制为国有且规模较大的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指引》的出台对投融资的惩罚效应更加明显,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更显著。

网络组织的治理成本:波特模型的扩展

网络组织的治理成本 ,是指网络组织在运作过程中 ,为保证其有效重构和有序运作所发生的各种成本费用的总和。协调成本、妥协成本、刚性成本、传播成本、整合成本与维护 ,共同构成了网络组织治理成本框架 ,基本涵盖了网络组织运行过程中所涉及的所有成本。

排污权交易政策对不同排污规模企业的影响研究——基于PSM—DID方法的研究

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是我国2007年实行的一项重要的市场化环境管理手段。客观评价其对试点地区不同排污规模企业减排与产出的影响,不仅对于该政策的实施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能够对其他地区控制工业企业的污染排放以及工业经济的发展提供借鉴作用。本文首先在D-S垄断竞争框架下分析了排污权交易对地区减排与不同规模企业产出的影响;然后采用中国30个省份2006—2015年的面板数据,以排污权交易政策正式生效时间2010年为分界点,利用PSM-DID的方法检验排污权交易对试点地区污染减排的有效性,以及该政策对试点地区大型与小型工业企业产出的影响。本文发现,排污权交易政策有效减少了试点地区工业SO2排放,但是降低了试点地区工业GDP。从企业规模角度来看,该政策促进了试点地区大型工业企业的经济增长并降低了小型工业企业的经济增长,仅在大型工业企业提高了减排效率,实现了波特效应。本文的发现为中国在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化学制造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关系研究

选取沪深两市2011年-2014年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88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环境绩效用单位营业收入排污费来衡量,财务绩效用总资产净利率来衡量。考虑到财务绩效的影响因素不仅有环境绩效,所以加入了公司规模等控制变量。分析结果显示,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并不是相互矛盾的关系,环境绩效的改善可以帮助公司获得更多的经济利润,企业可以在生产经营的同时主动地去履行环境保护的责任,实现环境与经济绩效的共赢。

环境规制能够促进创新能力提升吗?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在科技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需要的现实要求下,形成以提高环境保护来促进科技创新的长效机制至关重要。鉴于此,使用2005—2017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对中国地区环境规制和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及其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主要的创新之处在于将空间关联性纳入空间杜宾模型中进行识别,利用计量模型检验波特假说的同时考察了地区创新产出的空间关联关系以及环境规制对创新能力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地区间科技创新本身呈现显著空间正关联性;剥离创新空间关联性后,波特假说在样本中并不成立;临近地区环境规制对本地创新能力表现出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但地理临近和经济水平临近地区影响机制不同,地理临近地区主要通过污染企业跨区移动路径,而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地区则通过协同发展路径来促进本地创新能力的提升。基于研究结论,从充分发挥创新本身的协同发展效益,增强经济体的开放性程度、加大政府对研发的支持力度,在制定环境治理方面的政策时需要特别关注污染的空间溢出现象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门式刚架轻型房屋钢结构设计的几点问题

比较了梁柱轴线取法不同对内力分析结果的影响,对门式刚架稳定性计算的各有关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计算分析,提出了简化计算公式,可供设计人员参考.对内力分析采用一阶和二阶方法产生的差别也进行了讨论.

环境规制与企业治污创新——基于多Agent模型

经济社会是非线性的复杂系统,这意味着旨在促进某一特定方面的政策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基于多Agent主体的模型可以从经济社会中的微观个体出发,通过对其基本特征和相互作用的设定,模拟并观测复杂系统下的演化结果。本文结合基于多主体的代理模型在政策评估中的应用,以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变动为例,探究不同的外部条件如何影响企业自主的污染治理创新与社会污染处理情况。结果显示强制性命令因污染物交易价格的变动而效果有限;市场激励政策强度存在门槛值与最优区间,强度过低则无法达成规制目标;两类规制政策可能会相互干扰产生意外效应:过于苛刻的强制命令会破坏企业创新处理的市场环境,市场激励强度过高又会激励市场产生更多的污染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