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冷战时代中美海权矛盾中的南海问题

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而影响深远的变化。由于安全、经济以及其他因素的变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陆海复合型国家的中国开始缓慢而坚定地释放其海权潜力,并将建设海洋强国作为其战略目标。作为中国周边四大海域中面积最为辽阔的南海是中国发展海权的重点区域。区域外大国美国出于霸权护持、地缘战略以及军事等各方面的考虑,在南海问题上加强了对中国发展海权的制约。鉴于南海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且其重要性与日俱增,其资源、航运价值以及军事价值对中国的发展不可或缺,中国必须对此进行反制。中美南海海权矛盾从根本上来说是霸权国进行控制与新兴大国进行反制之间的矛盾。

中国海权战略选择与战略海疆拓展

冷战结束后,作为地球表面最大的公共空间以及资源的宝库和经济全球化的载体,海洋的战略地位在上升,围绕海洋展开的争夺日趋激烈。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陆海复合型国家,中国开始坚定地释放其海权潜力。中国的战略家为其设计了三种海权战略:无足轻重的海权、辅助性海权以及主导性海权。笔者认为,形势的发展以及国家利益的需要使主导性海权成为中国最为科学合理的海权战略选择。执行该战略,中国有必要拓展其战略海疆。因此,中国必须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诸多方面做好准备,这同时也是建设海洋强国的需要。

冷战后欧洲安全的新特征--安全治理

冷战的结束改变了欧洲的安全结构，它标志着两极格局的瓦解，也标志着欧洲两大阵营军事对峙的结束。然而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欧洲安全问题的解决。与此相反，欧洲面临的是更分散、更无形的安全威胁。安全治理成为应对新时期欧洲安全挑战的一大创举。当前，欧洲安全治理呈现出区域性组织主导、多种行为体参与的特点，欧洲安全的有效治理有赖于欧洲主要区域性组织的合作与协调。

哥本哈根学派安全化理论述评

作为冷战后崛起的欧洲安全研究的一支显赫流派,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建构主义的安全分析方法—安全化理论成为冷战后宽泛安全研究议程中最为重要的创新性概念与理论。安全化理论为传统派、宽泛派和批判派的安全应用提供了理解路径和整合的潜力,也以此主导了近来国际关系与安全研究领域中最富活力和最具争议的辩论。本文回顾了奠定安全化理论基础的思想渊源,从定义、主体间性、权力与语境的地位、安全化政治等方面揭示了安全化理论的概念内涵和要素主体,简要评价了安全化理论的学术意义与实践价值,并对其局限困顿之处进行分析评论。哥本哈根学派由于对当代国际政治中的安全实践分析而招致规范与伦理上的困境,如何走出困境是哥本哈根学派需要认真思考的课题。

中国特色的大国海军外交——基于当代海权思想的视角

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而影响深远的变化。由于安全、经济以及其它因素的变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陆海复合型国家的中国开始坚定而缓慢地释放其海权潜力,并将发展成海洋强国作为其战略目标。在走向海洋强国的过程中,中国对海权的四大功能即军事功能、经济功能、外交功能和经济功能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因此,中国开始重视海军的外交运用,并将其视为大国外交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为更好地实施海军外交,中国海军必须在海军战略、兵力结构以及装备等方面进行变革,更好地为国家利益与外交服务。

大变局时代大国政治格局与演变趋势分析

当今世界处于一种超越传统意识形态、不仅限于军事和经贸领域、合作与冲突并存,以大国政治为基本框架的全方位的竞争态势和秩序格局。全面竞争不是冷战思维,而是秩序观念;不是全面对抗,而是非零博弈;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大势所趋。它不只是发生在中美之间,而是遍布大国政治的各个角落。中美大国战略的摩擦与碰撞,主要受大变局时代背景的变迁、新政治样态的出现、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等内外因素的影响。在竞争中寻找合作、在合作中克制冲突,在冲突中谋求发展,将是未来较长时段内中美最具现实意义的关系模式。只有认清大国竞争的长期性,承认大国博弈的不对等性,保持大国冲突的适度性,维持大国秩序的开放性,倡导大国关系的公平性,中国才能在全面竞争的时代保持和平,稳定和长期的发展。

“后冷战时代”的推测与判定

“后冷战时代”的推测与判定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和难题。“三集团”论的兴起 ,“大国均势”论的推测 ,“文明冲突”论的预言 ,“单极时刻”论的发展 ,“全球村”的理想与现实 ,等等。人们一遍又一遍地试图以新的推测或判定来宣布“后冷战时代”的终结 ,但“后冷战时代”仍在延续。出现这样一种局面的原因在于冷战后世界的变化是如此迅速和深刻 ,人们已经很难再用一种角度或方式来识别她了。

探索后冷战时代东南亚地区的演进之道

进入21世纪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关于东南亚的学术研究和应用研究同时加强,学以致用渐成风气。这主要源于两种动力:一种是政策动力,另一种是学界动力。笔者认为,加强我国的东南亚研究,服务国家对外战略,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当下性,首先需要在宏观层面把握后冷战时代东南亚地区的演进之道和发展大势,大致有如下结论:一是东南亚在后冷战时代出现了整体向好的转折性变化;二是东南亚国家能够更加主动地塑造新的空间观;三是东盟创建了“东盟+”结构,成为新一代地区架构师;四是多种动力互动形成东南亚演进的系统动力学;五是后冷战时代东南亚地区的演进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可以从韧性、创造性、权力结构、联通性等四个方面进行解释;六是东南亚仍然面临巨大的发展困境;七是中国需要改进对东南亚的认知与行动,与东盟共同创造“第三个奇迹”。

后冷战时期东亚非传统安全合作探析

冷战后,东亚地区涌现出大量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东亚地区及东亚各国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自金融危机后,东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合作已有较大的发展,但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以非传统安全的含义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产生的背景为切入点,分析东亚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及合作的现状,对合作前景进行展望。

冷战后澳大利亚的地缘政治思想

澳大利亚的地缘政治研究具有较为久远的思想传统。面对地区安全形势的急剧变化,冷战后澳大利亚地缘政治研究,从维护新世纪澳大利亚生存与发展角度出发,集中关注澳面临的诸多现实或潜在安全挑战。减弱对澳美军事同盟关系的过度依赖、推动塑造新的地区权势秩序、加强对周边和南半球国际事务的影响,是冷战后澳大利亚地缘政治研究者提出的重要观点。冷战后澳大利亚地缘政治研究较为清醒地指出了当前澳对外战略当中存在的问题,但对澳当代对外战略实践发挥的影响较为有限。

后冷战时期马来西亚对美政策评析

后冷战时期,马来西亚与美国展开一连串激烈交锋,两国关系一度非常紧张。马来西亚对美采取强硬政策的原因,包括冷战后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美国东南亚政策的改变,以及金融危机后马来西亚的政治和经济安全面临的严重威胁等。但马美经贸关系继续发展,美国还跃升为马来西亚最大的出口市场和外资来源,这与马来西亚成功的外交谋略不无关系。对美政策有效地捍卫了马来西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提高了马来西亚的国际地位,基本体现了马来西亚当时的国家利益,充分显示了小国外交的智慧。

冷战后马美关系的发展变化

冷战后马美关系的发展主要经历三个阶段:一是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马来西亚围绕着区域经济开放与自由化等问题与美国较量,两国关系日趋紧张;二是金融危机爆发后,马来西亚和美国政要围绕危机爆发原因、是否接受IMF援助,特别是围绕“安瓦尔事件”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两国关系降到冰点;三是布什总统上台后,特别是“9·11事件”后两国在反恐问题上有所合作,关系逐渐缓和。冷战后马来西亚对美国的态度以及马美关系的发展变化,是马来西亚对当时美国亚太政策的做出的反应,马哈蒂尔本人的外交风格使这种反应更为激烈,但并不是马美关系发展变化的决定因素。

后冷战时期美国的新加坡政策及对华影响

后冷战时期美国的新加坡政策,是依据时代的不断变迁,特别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既有的国家利益维护和拓展需求的基础上,在亚太战略布局的大框架下不断进行调整与完善的结果,其最直观、突出且典型的表现形态就是在军事安全领域加强与新加坡的协调与合作,经济贸易领域强化与新加坡的依赖与对接。该政策有明显对中国的防范与围堵意图。

冷战后韩国民族主义对中韩关系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韩国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日渐突显,突出表现在政党的执政理念、政治主张、贸易保护政策、文化保护政策等多个方面。狭隘的民族主义使中韩两国政治互信程度降低、贸易市场扭曲、文化交流受阻,给中韩关系带来了冲击,影响了中韩关系的良性发展。为了防止韩国民族主义给中韩关系带来更多的冲击与负面影响,应将韩国民族主义置于中韩关系的战略大局当中正确认识和处理。根据双边文件的共同精神,有效管控矛盾分歧,夯实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增进人文交流,进一步推进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美国意识形态中的朝鲜:后冷战时代的知觉与议题

围绕核争执,美国对朝鲜的意识形态认知历经了三次转换,即"无赖国家说"、"邪恶轴心说"和"失败国家说"。难以协调的价值认同是美朝关系正常化的结构性障碍。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人权问题和政权问题被进一步"放大",是困扰和迟滞美朝关系发展的症结。相对固化和稳定的意识形态信仰,使美朝之间相互敌视和冲突的认知变量难以发生质变。只有设立共同目标,探讨共同规范,遵守共同规则,最终克服心理错觉,才能实现美朝关系正常化。

冷战后美国对华文化外交政策

通过文化外交对华进行文化渗透一直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方面。冷战结束后,美国更加重视利用学术文化交流、宗教宣传、知识产权保护和互联网等手段对华进行文化渗透,以实现促进中国和平演变,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目标,对我国文化安全和国家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

后冷战时期世界社会党发展与变革考量

冷战结束以来,在世界格局大转折的时代,社会党和社会民主主义也出现了深刻的调整和变化,其曲折历程反映着国际政治思潮博弈的一个缩影。在苏东剧变20年之际,跟踪和分析这种变化对我们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冷战后美国东亚战略利益与目标的三重解析

冷战后,随着东亚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逐渐凸显,美国越来越深地介入这一地区,其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与目标也由此变得错综复杂起来。不过,它还是有脉络可循的,可将其分层为"生死攸关的利益"、"重大利益"和"次要利益"。这三重战略利益与目标框定了冷战后美国东亚战略作为的轻重缓急与优先次序,提供了指导美国东亚战略运行的北极星与基本坐标轴,它们的战略运作皆指向冷战后美国东亚霸权的护持。这不仅有助于澄清这些可识别的冷战后美国东亚战略利益清单之间的利害关系和平衡关系,还有利于我们把握冷战后美国东亚战略的实质与精髓。

论“后冷战”时代经济全球化的异化与中国的对策

经济全球化是商品经济规律发展的结果。“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重新构建的核心问题是“单极化”与“多极化”之争。在“后冷战”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经济全球化已从多个方面异化成为了美国化。此种国际政治经济现实,决定了中国应该采取“把握大势,找准位置”;“立足周边,广交朋友”;“韬光养晦,潜心发展”的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