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基于犯罪科学的未成年人犯罪防控路径研究

后疫情时代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犯罪总量激增、低龄化趋势明显、暴力犯罪占主流、涉电信网络犯罪人数增多等新特点。提出引入犯罪科学理论并结合未成年人犯罪的新特点构建基于天眼系统的未成年人犯罪行为预警机制、基于RCA和ANN的高危未成年人犯罪预测防控平台以及基于数据分层法和犯罪场理论的未成年人网络犯罪风险监控系统,以期实现对未成年人从犯罪行为萌芽到犯罪行为实施全过程的犯罪防控。

盟国审判机制下的国民政府审判“台籍战犯”问题

抗战胜利后对“台籍战犯”进行审判,是中国政府收复国土后,在中国台湾恢复行使国家主权的第一次司法实践。受盟国审判机制及国际法的规约,国民政府始终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对违法战犯坚决进行惩处,二是对违法中国台湾人依据国际法以战犯身份审判。由于相关法规出台迟滞,以及司法群体对法的理解存在差异,对“台籍战犯”的身份存在争议。但作为审判战犯最高决策机构的国民政府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始终坚持以国际法审判“台籍战犯”,部分司法判决也较好地诠释了国际法,一定程度体现了近代以来司法群体对国际法的理解和接受。

后疫情时代网络寻衅滋事行为的规制

后疫情时代,在互联网广泛普及的情境下,网络寻衅滋事行为逐渐成为网络“乱象”的祸源之一。由于我国相关的网络规制法律“缺席”,网络空间中寻衅滋事罪的适用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然而,在现阶段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网络寻衅滋事行为的规制仍存在边界模糊、治标不治本等现象。因此,有必要从自由限度要求与公共场所界定两方面来探究寻衅滋事罪在网络空间中的适用问题,并从犯罪主体与犯罪客观方面入手来考察其适用要件,再进一步结合“乌合之众”心理,着眼于网民群体,采取以实名制为基础的随机轻罚制度来完善现有寻衅滋事罪的规定,进一步净化网络空间。

论我国公职刑法罪名的结构性更新

我国公职刑法罪名体系存在难以规制利益冲突型腐败的结构性障碍,反腐刑事法网的严密性有待加强。借鉴域外利益冲突型腐败犯罪的立法规定以及我国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前置法规定,利益冲突型腐败所侵害的法益应为公职行为的不可徇私性,即在利益冲突下公职人员不得利用职权谋取私人利益。该法益具有刑法保护之必要,应及时推动刑法立法修正,将利益冲突下利用公权获利的行为予以犯罪化,在刑法上增设非法从事营利活动罪、利用职权非法牟利罪以及职后非法获利罪等三个轻罪罪名,以推动公职刑法罪名体系的结构性更新。

当代中国“寻租型”职务犯罪衍生机理与控制对策

寻租型职务犯罪是一种新型的职务犯罪形式,其衍生是多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资源的国家配置体制是其制度基础,经济转轨时期价值观念的异变以及配套教育机制、激励机制的滞后与缺失而导致的公职人员抵御能力的下降是其内在动因,而改革中的一系列制度缺陷而创造的寻租机会使犯罪得以完成。从犯罪预防与控制的角度出发,将这些因素区分为可控因素、不可控因素和可调整因素,运用不同的对策加以抑制,是预防和控制犯罪的关键。

上市公司高管职务经济犯罪与公司治理相关性研究

以1998-2005年间发生高管职务经济犯罪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公司治理因素与公司高管职务经济犯罪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与上市公司高管职务经济犯罪具有显著相关的公司治理因素有:股权结构、监事会规模以及审计意见评价等级等。本文在对这一结果进行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建议。

过失危险犯之提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罪过认定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主观罪过的争议由来已久。理论上大致存在过失说、故意说与混合罪过说等主张,各学说内部又存在不同观点,可谓莫衷一是。故意说无法完全说明本罪的构成要件,应连同其修正一并被否定;混合罪过说背离我国刑事立法与理论,不应坚持这一折衷方案。作为通说的过失说具有优越性,能妥善处理结果要素,符合法定刑设置,且恰当区分关联罪名。化解对过失说的质疑需结合后疫情时期的总体社会特征与法定犯时代罪过判断的结果标准,肯定过失危险犯的法理。这是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罪过理论深入研究的应然归宿。

高职院校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思考

根据高职院校的特点,阐述了高职院校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要着重抓好教育防范、完善制度、强化监督、抓住重点等方面的工作。

预防职务犯罪视角下的医院行政后勤管理干部交流轮岗实践和探索——以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为例

分析了目前我国医院行政后勤轮岗的现状,并从预防职务犯罪视角,分别就近年来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加强医院行政后勤科室负责人轮岗、重点岗位人员轮岗、新职工轮岗等3个方面推进轮岗交流、构建预防职务犯罪长效机制的做法举措进行了总结分析,并指出了推进医院后勤干部交流轮岗工作要注意的问题。

“GONE理论”视角下国企高管侵财型职务犯罪行为模式分析及治理

当前我国对国企高管侵财型职务犯罪行为模式的分析还处于仅以犯罪学的内外因论为理论支撑的经验实证分析阶段。为深入揭示国企高管侵财型职务犯罪行为机理,应引入新的分析工具——"GONE理论"探寻可操作性的治理对策。国企高管侵财型职务犯罪属于在以实现自利最大化为目标的行为理性的驱动下而主动作出的行为选择。依据"GONE理论",国企高管侵财型职务犯罪的"自利理性"表现为贪婪和需要因子,其"实现自利最大化"的条件表现为机会和暴露因子。

论被害人事后承诺的法律效力

刑法学界普遍认为被害人事后承诺无效,但这一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面临诸多挑战:在理论上存在被害人承诺效力时间界分科学性质疑、证成理由充分性质疑以及论域合理性质疑,在实践层面则存在与刑事立法规范、刑事政策精神和司法改革实际相违背的问题。承认被害人事后承诺的法律效力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同时还具有化解矛盾、矫正社会治理过度刑罚化、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完善刑责解决机制等多重价值。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事后承诺主要以犯罪阻却事由和刑罚从宽事由的形式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

财产犯罪事后处置行为的类型化评价

财产犯罪事后处置行为与不可罚的事后行为之间不具有内在关联性。根据不可罚的事后行为的成立要件和法益侵害标准,财产犯罪事后处置行为的性质有三种,即纯事实性质的行为、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和并罚的事后行为。对财产犯罪事后处置行为的客观评价,需要对各种处置行为进行类型化建构,具体包括六大类:持有、占有、携带、运输行为,使用、消费、利用行为,毁坏、损坏行为,销售、转让、赠与行为,制造、加工、提取、伪造、变造、复制、传播行为,勒索、讹诈行为。对各类处置行为的具体评价,应根据处置行为的性质,结合普通物品、特殊物品和违禁物品等不同处置对象所引起的法益侵害之差异性分别予以考察,方能使评价结论客观妥当。

西部大开发中的职务犯罪预防

西部开发中职务犯罪的诱发因素有三 :一是文化冲突的加剧容易促使某些人心理失衡 ;二是权限的扩大促使外在诱惑增多 ;三是立法的欠缺促使犯罪的契机增加。预防职务犯罪的对策 ,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增强自觉抵御犯罪的能力和强化外部控制 ,增强社会对公职人员的约束力两方面入手。

事后不可罚行为研究

事后不可罚行为是指在状态犯的场合,为了确保、利用或处分本罪行为所获不法利益而针对同一法益(即本罪法益)实施的,尽管形式上符合相关犯罪的构成要件,但因未超过原法益侵犯范围和程度而不可罚的行为。法益侵犯说基础上的构成要件解决理论是事后不可罚行为的理论根据。事后不可罚行为是与法条竞合并列的一种本来一罪的类型。只有在正确把握上述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实践中才能正确认定和处理事后不可罚行为及其司法适用问题。

“寻租型”职务犯罪控制机制创新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国家激励的正向功能处于创建与调适的过渡阶段,市场激励的负向功能难以在短时间内彻底消除,为"寻租型"职务犯罪的衍生与泛滥提供了客观基础。

职务侵占罪的处罚困境与解决路径——以利用职务便利盗窃本单位财物行为为例

利用职务便利窃取本单位财物的行为,无论将其认定为盗窃罪还是职务侵占罪都会造成罪刑不相适应。为解决这个问题,应当将职务侵占罪的行为方式纯化为"侵吞"的一种,同时,只要认定为职务侵占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就意味着行为人占有了目标物,在自己占有的情况下盗窃无从谈起,利用职务便利窃取的行为也就没有存在的余地。在主客观不一致的场合下,由于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解释,使得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不能并存,在这种情况下认定为无罪显然是不公平的。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盗窃行为,但由于主客观不一致无法认定为盗窃罪,至少可以成立侵占罪,同时行为人主观上的职务侵占故意也可以评价为侵占故意,故行为人在侵占罪的范围内主客观统一,应当认定为侵占罪。

职务犯罪案件批捕权之现状及应对措施

职务犯罪案件批捕权由上一级检察机关决定,对加强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监督制约,确保检察权特别是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依法正确行使,提高职务犯罪案件办案质量具有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应对的措施主要是:调整自侦部门侦查办案模式;建立自侦案件的报捕证据标准并探索确立职务犯罪案件附条件逮捕制度;规范自侦部门与侦监部门的配合联动机制。

刑法中从业禁止的具体适用

从业禁止是我国刑法典中新规定的一种非刑罚处罚措施。它的司法适用存在不少困惑,因此从利用职务便利、违背职业要求特定义务、适用阶段和具体实施要求三方面出发对其具体适用进行分析具有现实意义。在利用职务便利上,它必须是工作内所具备的主管、管理、经手本单位财物的权利;在违背职业要求特定义务上,它可以带有平等性且必须做狭义界定;在适用阶段和具体实施要求上,它不包括死刑和无期徒刑、终身监禁,且必须确保禁止的是与其利用职务便利或违背职业要求特定义务最密切联系的相关职业。

“吃空饷”的刑法思考

一些国家财政供养人员利用在编不在岗、留职不停薪、死亡不注销、调出不下编、虚报工资表、受刑仍领薪等手段"吃空饷"的现象屡见不鲜,屡禁不绝,甚至有蔓延的趋势。"吃空饷"的行为危害很大,影响也极坏,属于新型的贪腐形式,除了加强制度建设,强化监督管理之外,建议对"吃空饷"的行为运用刑罚手段进行惩治,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情节在司法解释视域展开的泛化与反思

刑法中的情节是中国刑事法律的重要特征之一,其具有界分罪与非罪、轻罪与重罪的功能,是调整刑事法网严密程度与刑罚苛严程度的关键指标。然而,我国司法解释对情节内容的规定既杂乱无章,又充斥着各种问题。在着重探讨了情节内容在司法解释领域严重的泛化问题,如前科劣迹情节定罪量刑价值的泛化、罪后情节的逆向适用、社会影响情节的失当等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反思情节内容在司法解释领域的展开,明确情节内容的合理向度,贯彻落实刑法保护法益与保障人权的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