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码上治理”的机遇、挑战与应对策略

技术的飞速发展催生了数字时代,也成就了以“码上治理”为主要方式的基层治理模式。其积极意义在于既降低了公共行政的成本,又大大提升了治理效能,但仍不可忽视技术的双面性特质带来的无法避免的伦理失范风险。隐私泄露、数字鸿沟、尊严弱化以及技术理性扩张等问题是当前“码上治理”技术面临的最大挑战。应对“码上治理”带来的挑战,需要在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提高从业人员的数据素养、促进技术更新等方面实现制度化、科学化、人性化。

基于深度学习的新型可视耳标识别方法

针对目前主流的耳标识别方式抗环境干扰能力差的问题,结合通信系统中的信源编码,提出了一种耳标轮廓自设计的新型可视耳标,并利用深度学习方法采集识别确定猪只个体号码。系统设计包括耳标样式设计、数据采集、耳标轮廓分割提取、码位复原、译码输出5个部分:耳标样式采用了结合卷积码编码的轮廓编码方式;数据采集部分采用了帧差检测与耳标分类方式;耳标轮廓分割提取部分采用OCRNet−HRNet18语义分割算法,码位复原采用图像处理技术,译码输出部分采用维特比译码,获得耳标号码结果。系统部署至Jetson Xavier NX上,实现了系统落地。研究结果表明,本文方法实现了新型自设计可视耳标的识别,使得耳标识别抗环境干扰能力更强,为智能养殖中的个体监测提供了新思路。

后民法典时代司法解释对立法的因应及其制度完善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通过并正式施行,我国已正式步入以民法典作为规制基础的法典化治理时代。民法典的颁布不但会将散乱的民事单行立法进行系统化、体系化的重新设计,从而引起立法理念和立法技术的重大变革;而且会对相关司法解释的生成机制及其辐射内容产生重大影响,并有效消解司法解释对立法的扩张现象。本文关注的重点是: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司法解释能否有效嵌入相关的制度设计?能否通过精细化的规则设计有效消解司法解释的作用空间?在后民法典时代司法解释如何实现与现有法律的无缝对接?其基本思路是在明确司法解释的地位和权限,并在重新划定司法解释调整范围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凸显指导性案例的作用,明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权与法官的司法能动权之间的分工,减少法官对司法解释的过度依赖。同时通过完善司法解释的对象确立、启动、清理退出、保障和监督机制,以最大限度地消除现行司法解释中存在的僭越立法权问题和选择性抽象解释的问题。

刑法理论因应时代发展需处理好五种关系

从刑法理论的视角审视当下我们所处时代是:以互联网科技为引领的科技时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及其副作用所引发的高风险社会时代;大量新型违法犯罪行为频发及不断进行犯罪化的带来刑事立法立法的活性化时代;犯罪形态在数量变化上由传统的自然犯占绝对优势演变为法定犯占绝对比重的时代;以及以民法典编纂为标志性事件的民法典时代。在此时代背景下,刑法理论如欲因应时代发展,需要处理好五种关系:科技时代传统刑法理论与新问题之间的关系;风险社会时代刑法安全治理与权利保障之间的关系;立法活性化时代刑事立法的"立改"与"废释"之间的关系;法定犯时代法定犯的不断扩容与罪刑法定原则底线坚守之间的关系;民法典时代公法(刑法)与私法(民法)之间融合的关系。刑法学的发展,只有不断寻找时代问题,充分体现时代特征,才能形成富有生命力的时代理论。

“微时代”高频转发下意见领袖的网络失范行为及其治理

人们已经步入微时代,微时代里意见领袖发布或者转发的内容总是容易获得高频转发,使得信息实现网络状传播。然而,高频转发错误虚假信息会加快谣言扩散的速度,扰乱社会秩序;高频转发易引起"无法传通";高频转发与传统价值观相悖的不良信息,会影响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高频转发恶搞信息,会削弱受众的创新及思考能力;高频转发容易造成版权侵犯。因此不仅需要意见领袖加强自我修养,进行自律,还需要外界施力对意见领袖进行他律,从而规范意见领袖的行为。

信息时代图书馆服务方式初探

分析了图书馆用户在信息需求上的变化,进一步探讨了信息时代图书馆服务内容和方式发生的变化.

民法典时代的个人信息控制权

在以信息为标识的民法典时代,个人信息控制权现有基础理论研究不成熟使得目前我国个人信息立法在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构建方面缺乏实质性推进和有用性规范。对个人信息控制权的生成逻辑、实现困境以及塑造维度进行全面梳理和科学探索涉及整个民法典时代个人信息控制权观念的革新问题。现代信息社会风险下的理念增生、传统权利惯性下的概念创设、诸多学说争议下的属性定位,以及新兴权利语境下的范畴认知共同构筑了个人信息控制权的生成逻辑。个人信息控制权在实现过程中存在权利混淆、权利冲突、权利被侵犯、权利被滥用的现实困境。客体厘定、利益调和、实质保障、合理限制是个人信息控制权得以规范塑造的基本维度。

清江影像浓缩的历史沧桑——试析长篇小说《红玉菲》的内在蕴涵

长篇小说《红玉菲》在继承诗集《鄂西倒影》现实凝望与游走的地域抒写基础上,将社会历史符码、人物命运沉浮、民歌、民俗文化嵌入文本,着眼于时代更迭与还原再现的写法,为小说设置背景与刻画氛围,具有浓郁的巴土文化特色和民间文化审美趣味。

基于“二维码”的民国文献数字化模式研究

以二维码技术与云服务平台为技术支撑,提出基于"二维码"的民国文献数字化模式。同时围绕民国文献服务创新,提出民国文献同类推荐服务、标识定位服务、语音文件传递服务、数字化阅读推广服务等新思路。

新谍战剧:“后革命”时代的影像奇观

新世纪中国谍战剧融合了革命化历史审美、传奇化影像审美与日常化生活审美等多重审美话语形态,呈现出意涵丰富、形式开放的多元话语交织的文化审美生态。将新谍战剧置于"后革命"的时代氛围下考察,剖析文本的审美呈现及价值内涵,指出新谍战剧作为"后革命"时代革命书写方式的一种,承载着民族历史记忆中的传奇故事,展现了革命英雄的创世寓言,是当代中国人现代意识的一种集体心理回归。

论近二十年来中国民法学研究方法之流变

近二十年来,中国民法学研究方法呈现出多元性、合目的性的基本特征。中国民法学法典化任务决定了民法学研究方法的合目的性。中国民法学研究范围之广决定了民法学研究方法的多元性,以规范分析方法、价值分析方法和社会分析方法最为典型。规范分析方法在民法学恒定发展,体系导向明确且注重比较法研究。价值分析方法在民法学后来居上,且重视问题导向。社会分析方法在民法学渐受重视,强调对民间习惯等事实的调查和分析。各种民法研究方法各有优劣,但又可以相互补充和促进。未来要注重各种研究方法之间的协调配合,要顺应交叉学科研究的发展趋势,最终促进民法学研究在后民法典时代的发展。

时代符码·家国同构·民族精神——纪录片《我们的四十年》的传播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四十年》作为中央电视台出品的社会人文纪录片,通过现代性转变的人物编码和超越个体的美学形象建构,从40位小人物的视角来管窥时代迁衍;运用交融性与交叉性的家国叙事与伦理泛情化的情感叙事手法,讲述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故事;通过改革开放精神的跨域传播将奋斗精神诗性弘扬,以文化手段传达新时代的中国梦,并运用人文化的镜语描绘出独特的中国面貌,展现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史诗巨变。

深入推进医保经办数字化转型的思考

中国医保经办数字化转型既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效——进入"码时代",更有深入推进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主体工程建设顺利完成,并已在部分地区落地应用,但发展不均衡。随着国家医保信息平台的建成,全国医保信息平台建设已进入以地方平台建设为主的新阶段,面临诸多难点和挑战。深入推进医保经办数字化转型是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大势的要求,"十四五"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关键五年,亟待从提高政治站位、明确转型的方向和目标、加强专业化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快转型步伐。

民法典时代经济法规制理念的创新

作为市民社会的基本法,《民法典》的出台必然会给其所在的法律系统及受法律规制的社会带来全方位的影响,包括民法调整领域的基本确定、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调和以及私人权利对政府权力的约束等。这对以市场经济为规制对象、以政府为规制主体、坚持社会本位的经济法规制提出了新的理论要求。《民法典》形塑的“民法国家“”社会本位”和“市场主体”观念,蕴含着协同规制、服务规制和有限规制的理念,这要求经济法规制应当以保障新型协同关系为价值准星,以服务社会契约法益为终极追求,以克制政府权力滥用为“底线道德”。为应对规制目标、价值取向和规制原则上的新要求,经济法规制首先要在规制理念上有所创新,树立起在风险社会中多元主体共担责任、共同治理,但又各负其责且有一套理性构建的法律制度为保证的规制理念。如此,经济法规制才能在民法典时代更好地促进经济法宗旨的实现,从而使社会契约法益最大化。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民事立法语言的规范及思考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当中,民事法律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当前,国家正在编纂民法典,民法典的编纂对于构建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民事法律具有重要意义。而民事立法语言的规范是民法典编纂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民事立法语言在词语使用、句子成分的构成、句子组配、篇章结构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规范现象。对民事立法语言进行规范,目的在于提高民事立法语言的"可读性",使民事立法语言能更有效地服务社会,这对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乃至建设"法治中国"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民法典》时代涉外收养制度的优化

《民法典》已于2021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包括《收养法》在内的多部法律已全部废止,收养的法律关系适用《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民法典》对收养的相关条款进行了实质性修改,一方面符合我国的相关政策,另一方面也更加注重对被收养人权益的保护。然而,就《民法典》对涉外收养的规定来看,还存在空白之处。在《民法典》时代,通过对涉外收养的国际最新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与归纳,在结合我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以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为出发点,对我国的涉外收养制度进行完善。

后民法典时代国际条约在中国的适用

在后民法典时代,国际条约在中国的适用框架得到了明确规定与指导。国际条约作为法律文件,优先适用于国内法,具有约束力。立法机关在法律文件中明确规定了国际条约的适用条件和原则,为法院在具体案件中的适用提供了依据。法院在适用国际条约时,尊重当事人选择,并综合考虑国际惯例作为法律补充规则的适用,以确保法律适用的合理性和公正性。

后《民法典》时代中国国际私法的优化

《民法典》的成功编纂统一了我国民事实体性规范,废止了载有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规范的一系列民事单行法,消除了不同法律之间的矛盾、冲突,对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结构、内容的完善产生了积极影响。从立法技术层面,对后《民法典》时代中国国际私法的修法时机以及整合、优化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应关注的若干制度问题应进行对策研究。

民法典时代的教学与研究初探

伴随着《民法典》的颁行,民法典时代已经来临。《民法典》颁布以后,要尽快构建中国民法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为此需要在继承中彰显民族性,在内容上永葆实践性,在发展中彰显时代性,在借鉴中彰显包容性。在进入民法典时代后,需要树立法典化的思维方式。调整研究重心,服务《民法典》实施和民商事法律制度的完善,同时应该以《民法典》为基准,推进课程改革和教材体系建设,将《民法典》所体现的核心价值观贯穿于民法教学之中,注重案例教学,做到学以致用。需要掌握民法研习的各种方法,以准确把握《民法典》的新理念、新制度,并将其运用于实践,解决实际问题。

论民法典时代我国法院直接适用条约的法律指引模式之革新

《民法典》生效后,《民法通则》第142条关于条约适用的指引规定自动失效,从而给我国直接适用条约的司法实践带来了一定的困扰。目前,我国法院直接适用条约的法律指引模式主要由司法解释和特定通知、法律法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与指导性案例构成。然而,上述指引模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无法适应《民法典》时代对我国法院精准地直接适用条约的更高要求。在上述背景下,我国应当在理论层面以重要的国际法原则作为指导,确立真正意义上直接适用条约的理论来革新我国法院直接适用条约的法律指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