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人国家认同的演变——从开埠到李光耀政府时期

1819年是新加坡历史的转折点,英国人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并将此开埠为自由贸易港。英殖民政府一开始就鼓励各方移民迁入新加坡,这吸引了大批来自中国华南地区劳工移民。独立建国之前的新加坡,华侨国家认同的偏好更加倾向于中国而非新加坡,移民以“侨居”心态居于此。20世纪50年代是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期,随着国内国际环境的激烈变化,动摇了新加坡华人认同的根基,产生了转向的迹象。李光耀带领下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致力于树立一个健全的国家意识,使全体国民都认同于新加坡,国民以作为新加坡人为荣,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

论冷战国际环境中的中国与新加坡关系

从1965年新加坡宣布独立到1990年中新两国正式建交为止,中新关系经历了从最初隐晦疏远到最后自如密切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新加坡从各自政治经济关系的对比差异、冷战国际环境变迁中新加坡大国平衡战略对中新关系的积极意义,以及新加坡在海峡两岸的关系等方面,对双边关系进行了务实性调整和适应。正是冷战国际环境中这种务实性的中新关系,为冷战结束后中国与新加坡关系全面而迅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政治家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治理——以新加坡李光耀为例

国家层面语言治理的规划者通常由政治家、语言学家和政策专家等人员构成,其中政治家往往是语言治理的核心人物。采用民族志方法以新加坡开国元首李光耀为例,发现政治家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治理之间存在密切互动关系。政治家的语言生活或语言实践是形成、加强或改变他们语言意识形态的基础,而政治家的语言意识形态是他们做出语言治理决定的根本。语言生活通过语言意识形态间接或无形地影响着政治家的语言治理,而语言治理又直接影响或引导着政治家的语言生活。

李光耀与新加坡的刑事政策

李光耀对新加坡法治的影响深远,在他的倡导下新加坡整个刑事政策的设置很重视刑罚的威慑作用,如废除陪审团制、保留鞭刑、强力反腐等等。要研究新加坡的政治法律制度,就离不开对李光耀的研究。

独裁政体何以会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李光耀命题的理论论证与实践检验

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概括,李光耀命题断定:自由和民主权利阻碍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分析表明,李光耀命题是一个能够自圆其说和具有经济学依据的命题,并被新加坡的成功经验所证实。但对缅甸案例的分析表明,李光耀命题也是一个具有严格假定条件的命题。命题成立的条件性提醒我们追问:独裁政府在决定限制人们的自由和权利时是否有严格的制度,像新加坡那样,以保证其英明。

试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地位的确立与巩固

人民行动党执政地位确立并巩固的过程可分四个阶段:1955年大选使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政治舞台上首次亮相,李光耀等三位人民行动党党员当选为立法议员后,成为议会中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李光耀担任反对党领袖,人民行动党从此正式开始了争取掌握政权的斗争。1955年至1959年,是人民行动党努力实现由在野到执政地位跃迁的时期,这一时期正是人民行动党和新加坡发展极为重要的时期。1959年至1968年,人民行动党利用其执政地位和英国殖民统治的余威,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阵线进行打压,逐渐取得了对社阵的胜利,人民行动党执政地位在风雨飘摇中经受住了考验。1968年,人民行动党第一次赢得国会全部的议席,从而开创了"一党独大"的局面,标志着"一党独大"政党体制的最终形成。此后,新加坡"一党独大"政党体制进入平稳运行期。人民行动党利用其执政地位,通过政治、经济、社会控制等各种途径对这种政党体制进行巩固和强化。

艾滋病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艾滋病每日每时都在威胁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全球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对全球造成的经济损失是惊人的。该病对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加严峻，将加速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崩溃，是造成直接、间接经济损失及苦难的主要原因。本文概要地论述了艾滋病对经济发展。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的社会生态研究

人民行动党自身的成功和对新加坡治理的成功,原因就在于它适应了新加坡的社会生态环境。与其他政党的执政环境相比,人民行动党与其执政环境的关系又显现出了执政环境的相对性与被动性,即作为现代新加坡的缔造者,人民行动党的执政环境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人民行动党自己创设的,所以,人民行动党与其执政环境之间就较少地存在不和谐因素。人民行动党通过议会选举来取得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其首领被任命为政府首脑,几乎垄断了新加坡所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人民行动党执政以后,致力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经过40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人民行动党执政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人民行动党在执政之后面临着复杂的社会环境。不管是夺取和维持执政地位,还是推行自己的政策,达到执政目标,都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对于新加坡而言,其自然生态是其政党制度形成与维持的基本物质条件之一,其独特的自然生态也是人民行动党执政的一个最具现实作用的基础。虽然新加坡是一个合法的独立国家,而且繁荣昌盛,同时却仍然十分脆弱,不大能够自由行事,不管是地区范围的国际环境,还是全球范围的国际环境,都对人民行动党的执政产生了巨大影响。

双向互动:林德宪制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关系初探

林德宪制是新加坡自治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人民行动党则是战后新加坡政坛上最为重要的政治力量。这两者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首先,人民行动党的成员及其他政治力量对于民族国家的追求促成了林德宪制的形成;其次,林德宪制催化了人民行动党的诞生并影响了它的组织结构;第三,林德宪制不是一个理想的宪法,人民行动党对其抱有较多的保留;最后,林德宪制的架构和内容对于后来人民行动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李光耀的文化认同与新加坡现代化的文化选择

董淮平先生的《李光耀在新加坡现代化初期的文化认同》一文,认为在新加坡现代化初期即60-70年代,贯穿于李光耀思想中的文化认同,与他近年在国际论坛上阐述的“亚洲价值观”的文化内涵是极为不同的,意即李光耀对新加坡现代化初期与后期的文化认同是不一样的。本文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并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李光耀的文化认同是一贯性而非断裂性。

华人历史、国族认同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合谋——以新加坡贺岁电视剧《信约》三部曲为分析对象

《信约》三部曲是新加坡新传媒公司为迎接新加坡建国五十周年所拍摄,三部曲分为"唐山到南洋"、"动荡的年代"和"我们的家园"三个系列,内容跨越新加坡百年历史,包括英殖民地马来亚时代、新加坡自治时期、新马分家之初、新加坡建国初期四个时代,讲述了新加坡华人百年奋斗史。从官方的角度看,这是一部相当成功的"贺(五十周年)年片"。在整个三部曲拍摄、播放以及IP产业链的多重合力推动下,三部曲完成了对五十年来新加坡华人国族认同的整体建构,更重要的是在三部曲中,文学故事与历史真实相互建构、文学形象与历史人物之间互文影射,展示了丰富多彩的新加坡自1965年脱离联邦、独立建国以来的历史。从官方历史和民间历史的缝隙中还原新加坡国族认同的建构过程,进而讨论新加坡人精英和草根两大阶层分离之后的社会认同的差异,据此重审当代新加坡华人文化的历史构成和特点,从而形成对新加坡官方意识形态对新加坡华人国族认同的干预与合谋过程的变化阐释。

东方的法治主义——新加坡法治模式及其启示

新加坡法治模式具有限制自由,严刑峻法,重视秩序,平等执行等特点,新加坡因地制宜的法治模式与西方法治有着相当的区别,但仍然保有了法治的核心理念,是一个东方的法治国家。新加坡法治的推行有赖于领导人李光耀的洁身自好,高效廉洁的公务员队伍以及良好的施政绩效。新加坡的法治模式与其推行手段都对中国的法治建设具有相当的启示作用。

二十世纪中期新加坡民族国家建构理念析论

民族国家建构在一定程度上是要解决“谁的国家”的问题。新加坡的民族国家建构理念可以追溯至新马合并时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新马分离后,新加坡并不急于将各族群整合成一个民族,而是努力构建个人和族群对国家的认同。新加坡对华人宗乡社团进行改造、取代,将华人还原成个体的公民直接与之接触。新加坡将英语作为工作语言,力图为各族打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同时将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确立为具有官方地位的语言,为各族表达差异、发展文化留下了空间。新加坡还着眼于提升落后的马来人的竞争力,在一定时间内优待马来人,肯定少数族群的文化,将国家建成保护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的政治屋顶。

李光耀政治传播思想初探

原新加坡李光耀总理是当代最具影响的政治家之一。其政治生涯的成功与其对传播的认识和利用是分不开的。政治传播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光耀的政治传播思想立足于国家利益和社会治理需求的基础之上,主要包括媒介观、传播功能观、传播自由观以及新闻舆论观。这些思想来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理论,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威权(集权)主义政治思想的影响,从而实现了与新加坡这个岛国政治实践的完美契合。

“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政策发展展望

2015年,建国之父李光耀病逝,新加坡正式进入了"后李光耀时代"。随着李光耀之子李显龙的再次组阁成功,人们开始思考面对新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形势,以及日益关注的民生问题,新加坡未来政策的走向将会如何?本文以新加坡政治历程中首次出现三位统筹部长的管辖范围以及被统筹部门的最新施政目录为观察视角,尝试解读其安全、经济和民生政策的走向。从国家安全政策来看,李显龙仍会延续之前的做法,通过外交手段来争取国际生存空间的同时,加强自身的国防力量和国内安保措施。李显龙政府更多的变化将会出现在经济政策上。本届政府将会大力进行改革以推动经济转型,加速向创值型和投资型经济发展。在民生问题上,新一届政府也将会花更多的精力发展"智慧国家"计划,加快医疗、交通、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

试论李光耀的儒家思想文化观

本文通过对李光耀治国方针所蕴藏的儒学成分进行剖析述评 ,从而揭示李光耀的儒家思想文化观 ,进而通过对李光耀治国的成功经验来探索传统儒学对我国现代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所起的借鉴作用。

论李光耀的实用主义高等教育观

作为新加坡的开国元勋,李光耀及其实用主义高等教育观对新加坡的高等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李光耀的个性特点和新加坡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使李光耀逐渐形成了他的实用主义高等教育观。李光耀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审视高等教育,重视高校专门人才、国际化人才和实用型人才的培养。李光耀同时为新加坡引进了大量人才,建立了两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推动了新加坡高校的国际合作,也构建了新加坡独具特色的高等教育制度和职业教育制度。在国土面积狭小,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新加坡的高等教育能够迅速发展起来,离不开李光耀实用主义高等教育思想的影响。

论李光耀的人才思想

本文针对新加坡建国４０多年来的建设成就，以《李光耀四十年政论选》为依据，对李光耀在培养和利用人才方面的主要思想进行归纳和分析，以得出其人才思想的精髓。

中国知识分子观念中的李光耀图谱

在亚洲以及西方的许多人看来,新加坡与李光耀不可分割,甚至将两者等同。这种观念是否同样流行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本文所关注的自1963年至2013年有关于李光耀和新加坡的学术文章给出了否定答案。这些学术文本是中新关系领域活跃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对于李光耀的观念的载体。对它们的定量统计结果和具体内容解析显示:中国学者对于李光耀的解读并不必然固囿于新加坡的国家框架内,在他们的认知中,李光耀和新加坡的非重合部分呈现出远为丰富和重要的意义。中国知识分子观念中的李光耀图谱不仅勾画了李光耀和新加坡的故事,更折射出中国自身发展的变迁和其精英阶层思考的演进。

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微型政党的发展

2015年新加坡国会大选被视为新加坡政治发展具有风向标意义的事件,因为2015年新加坡开国之父李光耀离世,"后65世代"的年轻化选民首次成为选民主体,这些都为新加坡微型政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实际上,选举结果体现出李光耀光环效应还在延续,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李光耀效应的淡化,处于有限民主调试期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也许会因合法性需要而迎合青年选民,逐渐为微型政党"松绑"。因此,步入后李光耀时代的微型政党,特别是工人党,在克服自身弱点的过程中有望成为名副其实的反对党,改变新加坡的政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