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山海经补注》及其考据学成就

就古代《山海经》研究史而言,清人之考据成果最为丰硕。然清代之考据,实由明人奠其基、肇其端。杨慎生当正嘉间,于空疏浮泛的学术氛围中尚博崇实、钩隐抉微,撰成《山海经补注》。作为继郭璞后首部最具影响力的注本,该著以博征精究、求实考据之法,开启明清《山海经》考证训释之风气,并为清代《山海经》考据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石。

《四库全书总目》编选“小说家类”的文体观

小说在我国古代是一种兼有诸多文体类别的综合性文类,它包含的文体类别相当庞杂。《四库全书总目》作为清代官修书目,对“小说家类”的文体录入有一套较为详细的入选规则。从四库馆臣的编选观念来看,追求“惟其词之是”的文辞,推崇魏晋六朝的语体风格,对于语言鄙俗、过度伪饰、怒骂叫嚣的文章则一概否用;在小说的叙事方面,提倡“约而该”的叙述方法,对“敷衍成章”的文章则不予入编;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文章之用应“以资考证”。四库馆臣的著录态度与当时乾嘉考据学的兴起及其所追求的文风相关。

新中国成立以来本草文献语言研究述评

本草文献是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历史上本草文献的语言研究成果丰富。新中国成立以来,本草文献语言研究的材料日益丰富,研究基本理论与方法得以确立,并开展了本草文献今注今译、本草文献数据库建设、本草词汇名实关系考辨、本草别名工具书编撰、本草药名规范整理、本草名物训诂等工作。未来本草文献语言研究可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推进本草文献注译工作,深入开展本草文献疑难字考释、用字研究、词汇学等语言学专题研究,关注海外本草文献等。

祁彪佳寓园造园意匠探究

寓园是绍兴明代文人名园的代表之一,其建设凝结了园主祁彪佳及众多当地文人名匠的造园智慧,现已不存。文章通过考据学、图像学等方法,结合史料及相关研究成果推导园林平面复原图并分析造园意匠,总结出其“巧于因借,统筹全园”“咫尺千里,多样统一”“文以载道,景面文心”的核心意匠特征。

英汉语篇对比与中国的文章之学

80年代以来语篇研究的兴起是西方传统语言学的一场革命,也是促使我们重新认知中国传统语言研究的一面镜子。本文从对比语言学理论出发,提出了从中国传统概念出发的对比研究新思路,并首次对中国传统的文章学作了梳理和介绍,为这一对比提供了基础。

乾嘉学派的经世致用思想及其表达方式

乾嘉时期学者对"经世致用"的诉求依然强烈,只是迫于当时的文化高压,采取了迂回曲折方式,进行了别样表达:以积极的姿态,寻找出当时最可行、合"法"的"考据"治学方式;循着稽古—通经—明道—救世的治学路径,探寻经典本义,实现其学术"经世"的终极目的;通过对"汉学"旗帜的高扬和对"宗""源"的强调,迂回表达出他们对清庭"非正统"统治的不满和揶揄,折射出意识形态上的抗争。

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建设新形态

从"回到马克思"到"发展马克思"是当代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的新呼吁和新要求,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自身要求。"文本学"与"出场学"的理论形态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上的一场方法论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建设在本质上是一种方法论创新,旨在不以任何新的哲学理论形态(本体论)而是以哲学新范式、新方法"重新理解马克思"。这场革命是与当代哲学的理论形态进化相平行,又是与时代的历史进程相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建设新形态的"学术化形态"和"现实化形态"的统一。

20世纪中国古籍版本学史研究综述

就版本学的起源、历史分期、各阶段的版本学成就 ,版本学家及其流派等四个方面 ,对 2 0世纪中国古籍版本学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合述评 ,指出了其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

创体思维与通变意识——焦循“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文学史观阐析

清代朴学家焦循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论对中国文学史研究有着重大影响。但研究者对焦氏此说的内涵以及焦氏如何提出这一著名的论点,论之未尽。本文从创体与通变的角度阐析了焦氏"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文学史观的内涵,并深入分析了焦氏此论的学术思想背景。

宋人版本鉴定方法考略

宋代是中国古籍版本学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以版本鉴定为例,宋人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方法 体系,具有开创之功。本文从内容鉴定和形式鉴定两大方面,对宋人版本鉴定方法进行了总结和评价。

马克思文本学研究的历史脉络与现实考量

马克思文本学研究在改革开放后所取得的进展,使中国学界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束缚以及对其的依赖。虽然这推进了中国学者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理解与把握,但是由于大部分学者都是从哲学的层面去研究马克思的文本,从政治经济学的层面对马克思文本进行解读的研究比较缺乏,因此可以说,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的缺失是马克思文本学研究存在的核心问题。这一研究缺陷解决的关键是要打破传统的哲学与经济学的学科分类方式,从综合性和总体性学术史思想史的角度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哲学方法进行发生学的考察以揭示和提炼出其基本的理论范式,进而以此为基础思考当代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创新的诸多问题。

图像视域与宋史研究

尽管宋代在图像视域留下了足资利用的丰裕资料,而宋史学者出于宋代传世文献对研究已具自给自足性,也相对缺乏有关专业学养,在图像视域则明显缺位。为深化研究,拓展视野,宋史学界亟须涉入图像视域,在社会经济与生活风俗、政治思想与制度礼仪等诸多领域充分发掘图像资料的独特价值,绵密梳理文献史料为图像史料补充历史细节,有效借助图像史料为文献史料呈现真实具象,积极推进图像史料与文献史料的互动、互补与互证,以期收获相得益彰的学术成果。在美术史界为宋史学界提供更多的成果与方便的同时,宋史学界尤其应该强化参与意识,与美术史界亲密互动,培植图像研究的自身学养,注重图像视域里历史文本学的自我训练,努力开拓宋史研究的新生面。

清代学术思潮对中医脉学的影响

通过对清代学术思潮演变历程中主要历史时期学术特点的考察 ,研究清代学术思潮对中医脉学的影响。认为清代“考据学”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 ,对中医脉学文献的整理研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俞樾楚辞训诂的方法与特色

俞樾是近代前期以朴学方法研究楚辞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运用因声求义与因形求义的方法发现误字,寻求本词,广引书证并结合文法与句法,训释楚辞原文,考辨周翔,论说有据。在"原本经典"、反对穿凿附会的同时能大胆质疑,得出了较有价值的结论。这种"求是"与"存疑"的研究方法在更深层次上统一于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这对还原著作原貌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受到现当代楚辞学者的重视与传承。

魏晋南北朝版本学成就管窥

分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版本学孕育、发展的历史背景,从五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版本学的成就进行了总结,明确了其在版本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西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乾嘉考据学——以钱大昕为例

西学对于清代乾嘉考据学的发展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一直是一个重要而引人思索的历史问题,争议颇多。钱大昕是乾嘉考据学的代表人物,以他为个案进行细致分析,是推动研究深入的重要一步。在西学的刺激下,钱大昕刻苦钻研中西天文学、数学,认识到西学有超过中学的地方,主张"能用西学",反对"为西人所用",号召士人研究自然科学;他致力于发掘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数学遗产,希望人们能继绝学而奋起,以与西学抗衡;他还以天文历算学知识订经考史,解决了很多经史之书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此可以看到,西学对乾嘉考据学的影响主要在如何看待西学、在西学刺激下发掘中学以及用自然科学知识考史等层面,至于以钱大昕为代表的乾嘉考据学者所固有的传统文化品格和治学格调,并未受到西学影响,他们研究学问的价值体系依然是"中式"的。

章学诚“文人不可与修志”的内在逻辑

章学诚的"文人不可与修志"是其学术内在逻辑的必然推导。在章氏的学术建构中,六经皆史乃其学理基础,史乃"经之源",亦是"文之宗"。章氏强烈反对文人修史,而方志乃史体,自从文史分途,文人不解"史家法度",也不解"文亦明道"之经世致用,文人修志,自乱体例与大义,不符合专家著述之学。

郑板桥书法之怪与清代考据之学

在中国书法史上,郑板桥因其一反常态的独特言论和书画风格而被世人称为"怪",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把各种书体有机地组合在一起而构成一件书法作品。对于这种现象的解读,如果放到思想史视野就能迎刃而解,即清代考据之学在郑板桥书法创作中的体现。

“称人之善,唯恐不及”:朱筠学术交游与清代乾嘉朴学风气的形成

朱筠是清代乾隆时期著名学者,曾任安徽学政,刊刻《说文》,奏请从《永乐大典》中辑录逸书,一生以倡导朴学为己任。他性情宽容,结交众多,善于奖掖人才。清代著名学者汪中、章学诚、黄景仁等人都曾得到过朱筠的帮助。可以说,清代朴学风气的形成,与朱筠这类善于宏讲风流的士大夫是分不开的。

清代考据学与篆刻艺术的复兴

学界皆知,清代考据学曾在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场复古主义思潮,其影响至深且广。然而学界一般仅停留在这个认识水准,至于如何至深且广,则很少有人去探索。有鉴于此,笔者本文拟对当时的篆刻艺术界进行微观研究,通过阐述和剖析篆刻艺术在清代的发展状况及其特点,藉以揭开和凸显考据学对篆刻艺术影响的全部具体细节,从而深化人们对考据学的认识和理解,推动清代文化史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