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艺术家》中人的生存困境探析

《人体艺术家》不仅是一部以爱、死亡和丧失为主题的小说,还表达了唐·德里罗对现代人主体性困境的担忧。目前国内外学界普遍认为雷的死亡、塔特尔的出现打开了劳伦自我封闭的入口,帮助劳伦完成自我的重构,因而雷、塔特尔的存在具有强烈的伦理意义。实则不然,通过分析《人体艺术家》中空洞、流浪、空白的人的生存困境,发现劳伦与雷、塔特尔和房东的情感历程是她暂时摆脱孤独的方式,这是她以放弃独立本体的存在为代价的。并进一步指出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源是自我感的丧失等社会历史和文化心理的原因。

“破”与“立”——后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的解构与重建

面对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的过度弘扬所陷入的理论困境,以及主体性原则在实践中的无度发挥所招致的灾难性后果,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体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致力于解构作为现代主义深层本质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解构现代主体性的同时,又努力在现代主义的"废墟"上重建自己的后现代主体性。

心理学的历史编纂学:后现代主义的挑战

后现代主义思潮深刻影响了心理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传统的心理学历史编纂学接受真理的符合论,认为心理学的发展史是一维的和历时的。它习惯于在心理学的发展史中寻找某些"中心"或"标志",并假定了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心理学所面对的是同一主题。但是后现代主义的心理学历史编纂学强调了历史的社会建构特性,认为心理学史叙述的并非一种"客观实在",而是史学家的一种话语建构。后现代主义的心理学历史编纂学使得心理学史家更明确的意识到历史知识的主观性,有助于心理学史家认识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和意识形态问题,正视文化视角造成的认识差异,因而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无意义的意义之躯——后现代荒诞美学对意义的重构

荒诞美学是贯穿现代、后现代时期重要的美学形态。在主体性衰落的后现代主义时期,荒诞美学存在的合法性产生了危机。但是主体性的式微也意味着另类意义的解放,解构化的时代也彰显更自由的审美建构。荒诞在审美范畴上的否定性与客观性,审美表征上的"悖论"、"戏仿"与"不确定性",美学形态上的平面化以及美学价值上的自由超越性产生了丰富的意义内涵。荒诞是对传统美学的反抗,更促使后现代美学历史的转型。

浮萍:抒情话语下的漂流经验与后现代主体重构——以《她们的名字叫红》为例

选取电影《她们的名字叫红》做深度文本解读,原因在于这部电影对于探讨中国后现代主体性问题具有极大的启发性和阐释空间。为此,提出浮萍概念,侧重于挖掘它在后现代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之间的协调性功能。浮萍与根茎一样强调后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和运动特征,却在中国抒情话语的层面上开出新路。它在重视运动过程的同时,保留了对静止的肯定和对源头的敬意。它在现代物理学空-时观与中国古代神话体系的双重观照下,显示出时间的非线性与多维度特征如何介入到后现代主体的情感世界。

后现代管理的理论论域及价值评判

后现代管理发轫于后现代主义哲学与社会理论,其理论旨趣是对现代管理进行基础性反思与批判。后现代管理批判现代管理中的理性霸权,倡导非理性解放;反对管理的中心性主体,倡导主体离心化;批判管理中的普遍主义,强调差异性与偶然性;反对管理研究中的价值无涉,倡导价值介入;批判逻辑实证主义在管理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倡导多元话语分析;反对现代组织的机械隐喻,倡导后现代组织形态。后现代管理的真正价值不在于解构而在于重建现代管理理论。研究后现代管理,并不是要摒弃一切现代管理理论,而是应该寻求现代管理与后现代管理两者之间的整合路径以进行优势互补。

交互主体性:后现代翻译研究的出路

单一主体性思维模式已使后现代翻译研究陷入困境。交互主体性转向的崛起深化了翻译研究的层次,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为翻译研究走出后现代的困境开辟一条新通道。在交互主体性理论的视角下,翻译活动不再被视为主体对客体的征服,而是一个涉及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群体主体活动,是各个主体之间的相互认同和相互尊重,是主体与主体的平等对话与交往。

探索文明的进路——西方媒介社会学的历史、现状与趋势

为更好地讨论和发展媒介社会学,赋予其更广阔的理论与实践内涵,文章为媒介社会学划定了一个大致的学科领域范围。并在此基础上梳理了西方媒介社会学的理论渊源和十大理论成果,认为媒介社会学的发展应该超越单纯的传播学分支学科概念,成为理解传播现象和推进社会理论的潜在范式。同时指出,对于媒介符号充斥的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以及社会组织方式的研究是媒介社会学的关注焦点,也引领着其未来发展趋势。

论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认同观

晚近以来,传统的认同形式在主体身份破碎、流离的境况下逐渐被消解,人们开始面临各种"认同的危机"。英国著名学者斯图亚特·霍尔以文化研究的视角开展对认同的研究,他指出,文化认同是动态的,永远处于过程当中,就像一件随时都在生产,但是永远都没有完成、也不会完成的产品。因此,对文化认同的思考应该由传统的"我是谁""我来自何方"转变为"我将会是什么样的""我将要到何方"。这一转变对研究现代性流散、混杂的社会主体的文化认同具有较为深远的意义,也是我们探索现代性社会主体"文化认同"的一条重要路径。

后现代社会建构论对主客思维的超越

主客思维是现代文化的重要特征 ,但主客对立只是作为自明的预设 ,不耐深究。从休谟、康德到罗蒂 ,主客关系不断遭遇合法性危机 ,后现代社会建构论实现了对它的彻底解构。社会建构论对主客思维的超越表现为以社会建构认识论取代主客符合论 ,以建构本体取代物质或精神本体 ,以“关系的人”取代“本质的人”。

符号表征与主客同位景观: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的一种后现代性——以“彝人古镇”为例

以旅游空间生产为主要特点的模拟的民族文化主题公园和人造景观是后现代旅游的一种典型代表。本文以云南"彝人古镇"为例,从空间生产角度对民族文化旅游所体现的后现代性特征及其社会效应进行探讨,认为"符号表征"与"主客同位景观"分别是民族文化旅游空间客体生产与主体生产的标志性特征。民族文化主题公园成就了存在主义原真性旅游体验,在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后现代主义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困境及对策

后现代主义是西方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化反思与批判的产物。其合理价值主张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具有积极影响;其消极价值观念也使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面临困境。这是由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认识混同、解构权威与自我盲目膨胀的意识突出以及游戏人生与人生理想本末倒置等因素所致。夯实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实现理论彻底性;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主体性,实现主体自我规范;以主流价值观引领,实现主体价值自觉,是摆脱困境的有效路径。

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兼论女性主体的研究

论文旨在讨论后现代主义给女性主义理论带来的巨大冲击和由此而形成的困境,指出后现代女性主义自身无法解决的两个悼论:女性主体的消解和政治目标的缺失。这使建立在性别基础之上、以政治目标为特征的女性主义滑落进主体缺席的延搁或游戏中。文章对于当下所谓“策略性本质”的提法持谨慎的态度,认为这并不能完全解决上述两个悖论。笔者提议将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和理论资源放进女性主义原有的政治规划,在理论的互动中构建当代女性主义文学理论。

从工具到主体的转变: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语言特征

后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心消解、主体消失之后,昔日作为媒介和工具的语言一跃成为本体和中心。后现代主义者试图通过语言自治的方式使作品成为一个独立的"自身指涉"和完全自足的语言体系,文学创作因而成为话语试验或语言游戏,而这种创作本身又是以自己的独创手法来否定语言,否定形式,否定艺术。

后现代主义的主体悖论:福柯的“陷阱”与德里达的“替补”

后现代主义在主体理论(即人学)上面临着悖论,就是主体的自由既受各种外部权力的压制,同时又依赖于他们。福柯最初关注"非理性"与"受压制者",但德里达发现,我们根本无法做到对它们的完美阐述。于是福柯转而研究了阐述者和接受者——主体——被建构的历史,以谱系学的视角观察主体及其知识被权力建构的过程,以及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受压制者"是怎样被权力排除掉的。然而主体似乎没有了出路,身处权力之中使它在"存在"和"言说"两方面都不可能,这就是福柯终身面临的陷阱,也是后现代主义面临的悖论。因此,福柯在晚年又一次转向,试图从古希腊寻找一种个人修身和生活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并不通向某种权力强制;而德里达的思想继续充当了批评者的角色,从语言的层面批判理性对替补物的宰制。

从“戴着脚镣跳舞”到“自为的存在”——关于译者主体地位演进的哲学思考

从哲学层面对西方翻译的历史进行回顾与反思,指出西方传统翻译观的形而上学本质,以及后现代语境下传统译论解构的必然性。这种解构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译者主体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从长期遭受压制、屈服于各种外部权力话语,跃升至与作者和原文本平起平坐乃至超越后者的地位。西方翻译研究的这一发展趋势,与哲学思潮的演进有着密切的关联。

主客二分及其生态环境

西方后现代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伦理学鉴于现代社会全球性生态危机等事实,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并试图加以消解或超越。从唯物史观与生态哲学的角度审视这一观点,主客二分不但不能简单地消解或超越,而且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

西方童年研究的后现代转向及其教育学反思

在反对童年的现代性观念的过程中,后现代话语进入到西方童年研究领域,产生出有关“童年是什么”的诸多新理解。如反对童年本质的普遍论,主张童年差异的本体论;解构童年研究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强调童年作为异质性集合,以“生成-儿童”来解构童年与成年的对立;以童年来消解现代性主体、重构后现代主体等。后现代童年研究将为教育领域带来一些积极的影响,如关注教育中儿童的差异而非统一抽象的地图、去除教育中的成人中心、重视教育中新的儿童主体形式建构等;与此同时,也将为教育学带来不少的挑战,如对童年的本质和好教育的追问备受质疑、由童年的消解所带来的教育存在根基的动摇、流动和变化的儿童主体形象建构所带来的教育意义缺失等。由此得出,当教育学向后现代的童年话语敞开之时,其蕴含的承诺与危险也将一并进入教育学领域中。

主体的命运:由凯旋走向黄昏

"主体"是西方文化的中心范畴和重要发展线索。随着古希腊文明的不断发展,沉没于自然之中的主体意识开始萌芽和逐渐凸显。近代哲学通过对人的理性的弘扬,确定了人的主体地位,使"人"取代与颠覆了中世纪神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权威。然而,随着人的主体性的不断强化和无限膨胀,主体不断暴露出的缺失与弊端造成了人类生存的现实困境,为人的主体地位的丧失埋下了危机的祸根。现代主体的困境成为后现代哲学的生长点,在后现代哲学的批判、匡正和消解中,主体失去了往日的权威和地位,由凯旋走向黄昏。

现代性之隐忧与多样性方案

当今时兴的"现代性"话题实际上是在"后现代"的语境中被提问与阐释的。现代性的论述者对现代性的隐忧进行了多方面的质疑,"谁的现代性"这种提问再次提出了文化中心主义问题,把对现代性的质疑转变为一个现代性的多样化方案思考。这一思考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思想界。现代性的多样化方案有两种取向值得重视,其一是查尔斯·泰勒试图从社区主义那里寻找资源,以文化差异性来建构非中心化的世界图景;另一种是设想从传统主义那里找到新的依据。在中国,现代性处于一项未完成的事业,但传统主义的影响依然深厚,即使是较大限度可以接受西方现代性基本理念的论说者,也设想依靠传统主义来建构中国的现代性思想文化基础。论文认为,超出简单的中心／边缘,同质化／多样性的对立,回到个体"本真性"的基础,建构一种"主体最小值"的思想文化,可能是适合当代中国文化语境的一种设想,它可以作为新的起点,在保持现代性基本价值理念的前提下,通向更具开放活力的后现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