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地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反贫困效果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农村地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医疗保障反贫困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从收入贫困和能力贫困多维度探讨农村地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反贫困效果。实证研究发现,农村地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反贫困效果显著,但反贫困效果呈下降趋势;大病保险进一步增强了反贫困效果,且反贫困效果呈上升趋势。因此,应提高农村地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强化农村三重医疗保障制度反贫困的综合保障能力,并进一步提高大病保险的保障力度。

低收入人口疾病返贫风险与医疗保障现状研究--基于Z县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西南地区Z县的实证分析,揭示了低收入人口的实际医疗费用支出及保障效果。研究发现,尽管三重保障在减轻低收入患者医疗负担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大病患者仍面临较高返贫风险。Z县医疗支出数据表明,低收入大病患者的名义报销比例处于较高水平,但实际报销比例相对较低,自付费用较高;另外,大病保险报销具有“雨露均沾”倾向,未能集中将有限资源向重特大病患者倾斜,难以减轻患者大额医疗费用支出负担。建议扩大城乡居民基本医保报销目录,降低患者政策报销范围外的支出压力;完善大病保险机制,增强精准保障能力,优化报销结构;构建多元保障体系,进一步降低大病患者的返贫风险。通过上述措施的优化,或可在共同富裕背景下有效提升低收入人口的医疗保障水平,促进健康公平。

基于贫困脆弱性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防贫效应研究

本研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6年、2018年、2020年三期平衡面板数据,采用贫困脆弱性指标识别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群体因病致贫返贫的相对贫困状态,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和固定效应模型评估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的防贫效应。研究发现:(1)在当前我国城乡居民高贫困脆弱性的现实状况下,大病保险制度整体上能够降低城乡居民的贫困脆弱性水平,但对贫困脆弱性发生率的缓解效应仍有提升空间;(2)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的防贫效应存在显著群体差异,中高收入群体优于低收入群体,非重大疾病患者优于重大疾病患者,加剧了“逆向再分配”现象。因此,为充分发挥制度的防贫效能,应建立针对贫困脆弱性群体的动态监测识别机制,优化大病保险制度设计,完善相应配套政策。

大病保险对克服农村中老年群体多维贫困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的:从多维贫困角度考察大病保险对农村中老年群体的减贫效果。方法: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期面板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大病保险对农村中老年居民多维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第一,大病保险使农村中老年群体的多维贫困指数显著降低了0.022,对样本多维贫困有明显抑制作用。第二,在中年、低收入群体和东部地区,大病保险产生的减贫效应更强。第三,削弱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发生强度是大病保险减轻农村中老年人群多维贫困的主要路径。结论:大病保险有效减轻了农村中老年人群的多维贫困,但要进一步增强减贫效应,还需要从健全筹资机制、优化制度设计、加强政企合作、做好制度衔接等方面进行改进。

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因病致贫对象界定方法研究——基于湖北省M市实证

目的:验证基于重特大疾病相对费用理论,以灾难性和致贫性卫生支出方法为核心的因病致贫对象界定思路的效果。方法:通过实证分析灾难性和致贫性卫生支出的改进方法与理论方法之间的差异,同时将界定出的因病致贫对象与实际救助情况比较分析界定效果。结果:调查地区住院患者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比例约20%,并呈现出低收入和高收入人群聚集性。致贫性卫生支出发生比例约12%,主要聚集在贫困线边缘家庭。而实际上基于灾难性和致贫性卫生支出方法界定的因病致贫家庭中有70%并未得到医疗救助。结论:基于重特大疾病相对费用理论和灾难性、致贫性卫生支出方法的因病致贫对象界定方法对于我国重特大疾病因病致贫医疗救助对象的界定具有重要价值。通过分组改进方法在保证界定效果的前提下有效提高了因病致贫界定方法的可操作性。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背景下城乡居民因病致贫发生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探索陕西省城乡居民发生因病致贫的影响因素,为健康扶贫工作提供实证依据。方法基于陕西省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数据,计算因病致贫发生率,使用logistic回归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参加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家庭中有老年人、家庭为低贫户、家庭遭受了灾难性卫生支出等增加了发生因病致贫的风险;处于关中地区、家庭人口数大于1人、家庭有儿童降低了风险。结论政府应继续重视因病致贫问题,在提高基本医疗保障水平、推行多种补助政策的同时,关注低贫户、老年人口、独居人口和慢性病患病人群。

农村医疗支出型贫困人群门诊就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调查

目的了解农村医疗支出型贫困人群的门诊就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法,选择四川省米易县、河北省邢台县、江苏省滨海县作为调查地区,按收入水平进行分层后,在四川省米易县选择6个乡镇、在河北省邢台县选择6个乡镇、在江苏省滨海县选择3个乡镇,在每个乡镇随机选择4~6个行政村,由村委干部协助获得医疗支出型贫困人群为调查对象。于2013年7—8月,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开展入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患者的基本情况、患病后的门诊就医行为、家庭情况等。3个县共获得有效问卷453份,其中米易县209份、邢台县166份、滨海县78份。结果 453人中,患病后治疗方式为自我治疗、先自我治疗再就医、直接就医、不治疗的人数分别为15人（占3.3%）、230人（占50.8%）、136人（占30.0%）、72人（占15.9%）;首诊机构为私人诊所、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县级及以上医院的人数分别为47人（占10.7%）、107人（占24.4%）、163人（占37.2%）、121人（占27.7%）。米易县、邢台县、滨海县人群的治疗方式、首诊机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龄、婚姻状况、与户主关系、学历、健康自评情况、人均住房面积、人均耕地、人均资产、家庭年人均支出、医疗支出占家庭支出的比例、门诊例均费用、门诊费用主要支付方式、从家到最近医疗机构距离、从家到最近医疗机构时间的患者患病后的治疗方式、首诊机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农村医疗支出型贫困人群的门诊就医行为呈现就医趋高性的特点,影响其患病后门诊就医行为的主要因素有患者的基本情况、家庭经济状况、医疗经济负担及机构可及性。

农村医疗支出型贫困人群住院机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研究农村医疗支出型贫困人口住院机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相关救助政策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四川米易县、江苏滨海县、河北邢台县对453户医疗支出型贫困家庭住院患者进行入户调查。结果调查人群就医趋高性明显,对住院机构的选择受疾病严重程度、医疗机构的技术水平、优势医疗资源的可及性、周边人群就医偏好、家庭经济水平、医疗费用及其支付方式等因素的影响。结论就医可及性提升将使人群潜在趋高就医需求得以释放,应在提升县域内医疗机构的服务水平基础上,建设人群有序就医及分级支付等配套制度,同时逐步扩大社会救助范畴,提升对农村医疗支出型贫困人群的保障水平和保障效果。

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能否消除因病致贫

该文界定了因病致贫概念,提出了因病致贫的描述方法和指标,研制了消除因病致贫所需筹资的计算公式,并得出了以下结论:消除因病致贫所需筹资不多,富裕地区仅为人均25.5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现有筹资水平完全能够满足。

“灾难性卫生支出”能解释农村“因病致贫”吗?——中国式标准的提出

目的:将"因病致贫"从绝对概念推广至相对概念,立足于"灾难性卫生支出"指标,探索"灾难性卫生支出"指标与"因病致贫"最佳匹配模式,最终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灾难性卫生支出"指标的计算方式和阈值。方法:运用统计模拟方法,基于国际卫生经济学使用的三种"灾难性卫生支出"计算指标,分别将其与"因病致贫"指标相匹配,寻找10%～80%阈值内的最佳匹配率。结果:以"可支付能力"作为分母的匹配效果最差,以"可支配支出"作为分母的效果次之,二者的匹配效果都低于50%;以收入作为分母的"灾难性卫生支出"指标匹配效果最好,在2011年和2013年样本中分别达65. 92%和72. 57%。结论:在中国的国情下,中国式"灾难性卫生支出"指标应以"收入作为分母,12%～17%左右作为阈值"为宜。

精准扶贫的成效分析——基于安徽省12县(区)调研数据的分析

在安徽省12县（区）调研发现,政府部门针对贫困户的扶贫项目种类很多,但是以＂输血＂为主、＂造血＂为辅。贫困户的致贫原因主要包括疾病、伤残、缺少劳动力、子女上学等。其中,病残致贫率占到72%,是导致农村贫困的首要因素。扶贫工作中面临着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缺乏保障、贫困村人情往来费用较高、贫困农户不愿＂摘帽＂等问题,金融扶贫、产业扶贫成效较差。深入推进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需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医疗体制,鼓励地方企业为贫困户创造就业机会,提高金融扶贫项目的效果,对生活水平提高的贫困户进行＂摘帽＂再观察等。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反贫困效应及完善策略——基于江西省的实证研究

贫困是我国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反贫困工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新农合不仅能够提高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而且能有效降低农村的贫困发生率。当前,我国新农合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限制了其反贫困功能的发挥,主要表现在农村居民大病医疗支出负担较重,部分居民面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方面。今后,应进一步完善新农合,以推进反贫困工作的顺利进行:一是要实施"医保靶向瞄准扶贫",重点瞄准农村老年人群和重特大疾病人群。二是要完善报销比例,确保医疗保险资金向重大疾病倾斜,逐渐扩大药品报销范围。三是完善补偿方式和结算机制。

互助医疗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缓解“因病致贫”的效果比较

目的:比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互助医疗2种医疗保障制度在缓解卫生服务利用人群"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方面的效果。方法:资料来源于2005年11月对陕西省镇安县高峰镇和铁厂镇的入户调查数据和样本人群医疗服务利用报表数据,贫困测量指标选用贫困发生率、贫困距指数、收入差距比率、森的贫困指数、补偿资金的使用效率和供给率。结果:农村互助医疗制度缓解卫生服务利用人群"因病致贫"的效果好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议: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取消门诊个人账户,对住院和门诊服务利用均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偿。

致贫性卫生支出视角下“因病致贫”对象界定方法及标准探究

目的:探索致贫性卫生支出的测量方法及其标准,为我国因病致贫家庭界定的实践操作提供理论基础和方法思路。方法:通过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随机抽取湖北省M市3个乡镇12个村共600户住院家庭进行入户调查。利用文献研究归纳致贫性卫生支出测量方法及核心特征,并通过实证探索不同测量方法的标准及效果。结果:贫困线是致贫性卫生支出测量过程中的核心变量,常用制定方法有相对比例法、恩格尔系数法和生存需要法,M市对应的贫困线分别为3892元、2825元和4226元。其中,恩格尔系数法具有较好的敏感性、区分度和便捷性。结论:在后扶贫时代从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变的背景下,贫困线作为致贫性卫生支出测量的核心变量需要各地从相对视角下动态制定和调整。通过分组方法降低对于个体家庭经济收支能力的过度依赖,从而提高致贫性卫生支出方法在因病致贫对象界定中的可操作性。致贫性卫生支出界定方法对贫困边缘人群敏感,有利于防范当前医保扶贫及医疗救助等实施中的福利悬崖问题。

新形势下破解因病致贫返贫问题的社会价值与现实困境

本研究立足新形势和精准扶贫新要求,指出摆脱贫困是国际社会的共同使命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更是决胜精准扶贫工作的重点。研究认为,导致农村"因病致贫"问题的四大根本因素是当前破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的现实困境与难点所在,包括制度建设相对完善,但保障落实相对不足;帮扶资源分散、程序繁琐、职责不清、协调不足;贫困地区基本医疗服务可及性差;末梢治理,补救不及等。

农户因病致贫的动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2009年和2011年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双变量Biprobit模型,分析了中国农村家庭因病致贫的动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因病致贫并非暂时性冲击,而是对家庭未来贫困具有显著的动态影响,因病致贫农户在未来两年内陷入贫困的概率至少是非贫困农户陷入贫困的2.2倍;农户脱贫主要依赖农民收入的获取能力及家庭资源,外出打工、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家庭男性劳动力比例对农户脱贫具有显著影响,农户家庭规模越大越容易陷入贫困;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对农户贫困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农村医疗支出型贫困患者自主出院影响因素的抽样调查

医疗支出型贫困人群,按目前通用的贫困测量标准（收入角度）不属于贫困人群。他们一旦遭遇疾病支出风险则陷入贫困,表现为不去就诊或者“因病致贫、返贫”。个人现金卫生支出使得贫困人口更加贫困,而对富裕人群影响不大。发达国家较早意识到对医疗支出型贫困人群的外部有效资金帮助将具有更高的成本收益。

吕梁山区贫困县新农合大病患者住院医疗费用负担分析

目的:了解吕梁山区4个国家级贫困县大病患者的住院医疗费用负担,为制定合理的大病救助政策,减轻个人医疗费用负担提供依据。方法:收集4个贫困县2015年42 532位患者、70 011份新农合住院报销明细,分析项目地区参合住院患者年人均住院医疗费用负担、大病患者大病住院医疗费用负担和大病患者总住院医疗费用负担。结果:住院大病患者人数占参合住院患者的48.30%;大病患者年人均住院总医疗费用负担(14 194.55元)高于所有参合患者年人均住院总费用负担(9 963.86元);大病患者年人均住院总医疗费用负担比仅大病所致住院费用负担高约1倍。结论:项目地区新农合大病患者比例高、多合并其他疾病、医疗费用负担重。

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农村居民医疗费用个人负担分析

对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农村居民医疗费用支出状况,及其对居民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程度和居民的经济负担严重程度进行分析,认为:凉城县农村居民卫生服务公平性有待改善;居民现金卫生支出比重过高,导致凉城县居民"看病贵、看病难"问题。提出降低居民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健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完善医疗救助制度等政策建议。

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的减贫效果模拟——基于CFPS数据的分析

支出型贫困提供了一种从家庭收入和支出两个维度看待贫困的新型视角。因病支出型贫困是支出型贫困的核心内容,直接影响着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论文基于因病致贫研究、支出型贫困研究以及各地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文件,提出了4种因病支出型贫困的界定方法;并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计算了不同界定方法下,中国因病支出型贫困的发生率及其家庭特征。结果发现,在当前主流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的界定方法下,我国因病支出型贫困发生率和致贫率较高。因病支出型贫困户主要是收入低、自付医疗费用高、存款少、欠债多、家庭资产少且面临较多困难的家庭,需要公共政策的支持。论文模拟测算显示,因病支出型贫困生活救助效果优于医疗救助效果,不设救助起付线的救助效果优于设置救助起付线的救助效果。但是,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对救助资金需求极高,超出了当前社会救助制度的筹资能力。论文建议,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应定位于保大病,以医疗救助为主体,并设置一定的起付线;应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为主体化解因病支出型贫困风险,应多渠道筹集资金;应提高低保制度瞄准效率以更高效、公平地利用社会救助资金化解因病支出型贫困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