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学科治理中的权力运行:现实困境与机制超越

权力运行是大学学科治理的核心议题,其中,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相互混淆、渗透问题被长期关切,然而治理效果有限。以博弈论为基础构建以“局中人-策略-利益”为核心要素的分析框架,尝试新思路求解老问题。研究发现,权力双方通过收益和成本的评估差值而作出自利最大化策略,欠缺对大学学科治理整体利益考量,因而导致利益争夺的局中人困境、决策变更的策略困境、格局失衡的利益困境。为更好突破困境,引导权力良序运行,需要构建基于利益共同体的共生机制破解局中人困境,构建基于小数据矩阵的理性决策机制破解策略困境,强化目标管理通过调适决策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破解利益困境。

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权的实施困境及纾解——兼论检察侦查权改革

自行补充侦查权是中国语境下检察侦查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定位下具有独特的诉讼价值与制度功能。但是,立法的缺失和现实的掣肘导致自行补充侦查权在实践中未能实现其应有的价值。激活这一休眠的检察侦查权,不仅是检察监督本位之思考,还是检察工作现代化之所需。从强化检察侦查权监督性的视角出发,分析自行补充侦查权的实施困境及成因,应当着力从规范化设计、侦查能力建设、协作与制约双向模式三方面探索自行补充侦查权的改革进路与完善路径。

跨级区域协同立法的现实困境与纾解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跨级区域协同立法作为区域协同立法的特殊形态,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而推动国家重要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跨级区域协同立法具有巨大的现实需求,2023年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三条为区域协同立法制度提供了明确法律依据,但在实践中,由于跨级区域协同立法的各立法主体间存在层级差异与权限差异,在立法合法性、立法权限、立法主体平等性、立法程序方面仍然存在问题,阻碍区域协同立法制度的发展。可以通过法律解释方法、遵循地方立法权的“最大公约数原则”、建立健全跨级区域协同立法的特殊备案与生效机制来纾解跨级区域协同立法的现实困境,完善区域协同立法运行与保障机制,有效适应新时代区域高质量发展要求。

体系制衡、威胁认知与陆海复合型大国的崛起困境

关于陆海复合型大国能否摆脱崛起困境的议题探究经久不衰,从阿尔弗雷德·马汉到科林·格雷都进行了丰富的著述。既有的新古典现实主义主要聚焦于外交政策,本文则将其与地缘政治和大战略视野结合,体现了新古典现实主义对战略决策复杂性分析的增益效果。对崛起困境的考察包括战略环境研判、国内政治过滤、威胁研判、风险偏好的目标设定、战略选择及其战略效果等,囊括了完整的战略行为模式。体系制衡压力的大小作为自变量,经过进攻性或防御性威胁认知的中介变量过滤,导致窗口预期下的战略选择及衍生的战略透支风险。其中,体系制衡压力主要受体系位置和体系身份合法化清晰度的影响。威胁认知的攻防性质受到领导人意象、国内政治博弈、国内社会压力和战略文化的系统塑造。战略透支风险具有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是一种非线性的因果机制,并不意味着战略透支后果和难以逆转的崛起困境。如若崛起国不及时止损以规避风险,则会陷入崛起困境。相反,及时修正战略路径则会跨越“奥古斯都门槛”。通过对德意志第二帝国发动一战陷入崛起困境的案例分析并进行过程追踪,以验证分析框架的合理性,为崛起国营造安全盈余的外部战略环境与审慎的海陆战略决策提供历史教义。

权力感对公共物品博弈中合作行为的影响:共情的调节作用

为探讨权力感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及其边界条件,以236名在校大学生为被试,采用故事回忆法操纵被试的权力感水平,并测量其共情水平及在公共物品博弈中的合作行为。结果发现,高权力感者比低权力感者表现出更少的合作行为;高共情者比低共情者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共情调节权力感与合作行为的关系:高共情缓冲高权力感对合作行为的负面影响。该发现深化了对权力感和共情在社会互动中作用的理解,凸显了个体特质在行为塑造中的重要性。

困境与纾解:中国草根体育组织高质量发展研究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基于体育强国等相关政策背景对中国草根体育组织在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主要困境、发展机遇进行探析,针对草根体育组织的特点进行深层次的研究,提出纾解问题、高质量发展的策略建议。研究发现:草根体育组织作为中国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丰富基层体育组织内容、增强人民群众身心健康、促进社会全面发展与建设、传承民间传统体育文化、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现阶段,草根体育组织存在身份困惑与冲突、活动组织相对缺乏集中性从而导致无法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基础设施与体育配套服务相对不完善、相对缺乏专业指导与管理人员、相关部门对草根体育组织的重视程度存在提升空间等系列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体育在增强社会凝聚力的作用更加突出。围绕社会对草根体育组织发展的需求,针对现阶段困境的根源,提出具有可行性的纾解建议,旨在为中国草根体育组织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学校体育助力体育强国建设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推进路径

运用文献资料法等,理清学校体育助力体育强国建设的内在逻辑,剖析现实困境,明确推进路径。学校体育助力体育强国建设的内在逻辑: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为体育强国建设夯实基础;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为体育强国建设蓄积力量;丰富体育文化建设;为体育强国建设提供精神引领;带动体育产业的发展,为体育强国建设提供发展动能;构建体育对外交流新格局,为体育强国建设塑造强国形象。审视现实学校体育,在制度体系、教学体系、资源保障体系、评价体系以及竞赛体系还仍有不足之处,对此,提出新时期学校体育助力体育强国的推进路径:以顶层设计为指引,细化政策内容,建立反馈机制;以教学体系为基础,改革教材体系,提高教学质量;以资源配置为保障,整合多方资源,形成资源合力;以评价体系为支撑,围绕核心素养,建立科学评价体系;以竞赛体系为动力,转变竞赛理念,提高人才培养效率。

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促进教育公平的价值指向与可能路径

当前,教育强国建设已经成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大战略布署。教育强国建设与促进教育公平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公平的教育不仅是支撑教育强国建设的必要条件,也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并作为一种“结果”构成了评测教育强国建设成效的重要衡量指标。对标教育强国建设目标任务,当前我国教育仍面临着资源差距、制度困境,以及不同处境中的个体发展之可能的公平困境。针对上述困境,立足整体性和系统性强化顶层设计,立足现实性和未来性强化均衡发展,立足群体性和差异性强化托底扶优,为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促进教育公平提供了可能路径。

数字经济赋能贵州乡村体育旅游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现实困境、动力机制与优化路径

随着全球数字化转型的浪潮愈发汹涌,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基于数字经济赋能贵州乡村体育旅游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探讨贵州乡村体育旅游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现实困境,探寻贵州乡村体育旅游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提出贵州乡村体育旅游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优化路径,进而为贵州乡村体育旅游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技术革新和模式创新,更为贵州乡村体育旅游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全球科技治理的权力结构、困境及政策含义

全球科技治理是在国际层面上干预、规制科学技术发展的制度和规则体系,反映了全球化时代科技创新的新特点和新环境。全球科技治理的内容可分为两方面:科技全球化的国际规则和基于全球问题的科技治理。国家政府、市场(跨国公司)和公民社会是全球科技治理中最重要的行动者,它们的行为中渗透着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冲突。三类主体在两对冲突中的行为组合,导致当代全球治理中的工具理性和国家主义,并进而导致了全球科技治理中的诸多困境。最后就如何提高中国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能力,提出了四点政策建议。

公权力尴尬:维稳与维权之间的价值迷失——基于群体性事件中公权力价值取向的研究视角

现实社会中,公权力既须增进公共利益,也须增进私人利益,既须维护社会稳定即维稳,也须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即维权。在群体性事件持续高发的形势下,维稳已成为公权力的重要职能,同时与维权发生着某种关联。在维稳与维权的关联中,当公权力代理人的自然属性与其私利性相遇并结合在一起时,公权力代理人必然迫使公权力做出利己的价值选择,于是形成了公权力尴尬现象。公权力尴尬与群体性事件高度相关,且是群体性事件持续高发的重要推手。在公权力尴尬日益严峻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坚持"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公权力价值取向。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消解公权力尴尬,进而化解群体性事件多发的难题。

我国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困境分析与发展对策研究

近年来我国政府频繁出台关于推进分布式光伏发电发展的利好政策,但是市场反应并不强烈。很多专家甚至预测分布式光伏发电在我国发展速度将会降低,并且前景堪忧。但是无论是从我国的能源战略高度还是从挽救光伏产业角度来看,分布式光伏发电在我国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故此,文章通过对分布式光伏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后发现,较长的投资周期、对政策持续性的怀疑以及相关政策落实不到位这3个问题已经成为阻碍我国分布式光伏发展的三座大山,故此提出了增加融资渠道,做好产业引导以及提高行政效率的建议。

过渡治理情境下的中国社会服务困境 基于Z市社会工作服务的研究

社会工作近十年来在创新社会治理的推动下发展迅速。本文将重点关注于社会服务组织的服务供给过程及其导致的社会服务困境。通过对治理情境的拓展分析,引入过渡治理情境概念,分析我国社会服务供给。在此情境下,本文以Z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为例,围绕自由裁量权这一概念讨论社会服务组织的服务供给策略及其所导致的服务困境。在过渡治理情境中,消极的自由裁量权与社会工作的半专业化发展结合在一起,社会服务组织选择了"活动化"和"指标化"的服务供给,令社会服务处于创新和碎片化之间,而导致社会服务陷入困境。社会服务困境根源的解决在于建立合作的治理情境、强化本土化社工专业力量以及充分发挥第三方的社会服务供给效力。

我国大学发展中“唯帽子”现象的权力困境与化解

人才项目政策是一项择优才而育之的重点培育政策,却在学术权力、行政权力与统筹权力的变通运作中衍生出"唯帽子"现象。由于同行评议制度难以完全依赖学术权力独立运行,学术人员大多需要通过竞争"帽子"头衔获取体制认可,学术权力陷入生存之困;过多的外部规制使大学在"帽子"符号的等价逻辑中面临两难选择,行政权力陷入运作之困;地方政府对人才工作的政绩工程化诠释引发公平悖论,统筹权力陷入运作之困。实现政府治理范式的法治化转型是化解"唯帽子"现象的前提,在此基础上还需增强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公信力,弱化利益驱动的评价导向,强化行政权力的制度规范,通过约束性政策完善针对地方政府的问责机制。

自治立法的宪政困境及路径选择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自治权的充分行使,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良好运行的基础和前提,然而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自治立法权行使得不尽人意。导致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现实宪政体制下集权的政治理念和行政化的分权体制,因此,必须树立地方自治理念,将行政化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模式转变为立法化的中央与地方分权模式,进一步明确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限,完善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健全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解决机制。

“脆弱”的君权——春秋战国君主退位研究

春秋战国之际,各国君主普遍呈现君位不稳、异常退位率高的特点,君权稳定性与政治结构以及权力集中程度之间的关系凸显出来。当时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血缘为纽带的分封制解体、以非血缘为特征的郡县制建立,在此过程中,君主权力受到极大挑战,出现结构性失权和功能性失权。在诸侯争霸过程中,原有的多元利益共存的空间政治格局向单一的定于一尊的平面政治格局转变。战国时郡县制、官僚制逐渐建立,虽然君主控制力出现暂时性增强,但是由集权而带来的权力悖论(权力越集中越脆弱)却是君权无法摆脱的困境。

合作治理视域下的高校治理现代化研究

适逢加速"双一流"建设的时代背景,完善高校治理结构、优化高校治理,已经成为发展高等教育和确保教育质量的重要命题。该文在理清促进高校治理现代化的战略价值,以及审视高校治理实践情况的基础上,总结了当前高校面临的以治理结构亟待完善为核心特征的治理困局。进而通过对高校治理权力现状的深度剖析,直接指出:治理权力有失均衡是导致高校治理困局的主要病因,既表现为高校行政管理权力的相对强劲,以及学术指导权力存在的失控风险,也表现为学生参与权力的整体弱小和社会监管权力的明显缺位。为此,应该承认和明确多元治理主体角色,并通过科学分配高校治理资源、发挥学生群体参与作用和推进高校治理的监督评估等途径,以合作治理机制促进高校治理现代化。

精英教育的现代意蕴

精英教育核心在于质的规定性,基础在于量的拓展性。精英教育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落寞,在现代环境下,精英教育更是实现强国之梦的有效途径。精英教育面临着现实困境: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冲突,精英教育中规模层次与分类发展的矛盾,精英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等同。为了破解困境,对精英教育理念进行了尝试性的建构,包括理想建构:培育精英是亘古未变的理想;内涵建构:使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是永恒主旨;课程建构: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相得益彰;价值建构:个人发展不忘服务国家。

中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电力行业在中国基础产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电力体制的运行稳定和监管方式的革新能促进和保障国民经济的发展。自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电力监管体制已初步完善,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步确定下来。但是,面对生态环境治理的新形势和经济新常态,中国电力监管体制陷入了协调等困境之中,需要抓住电力体制改革重启的契机,实现由单一政府主导的电力监管体制向社会主体多元参与的电力治理体系的转变。

权力感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基于CNI模型的分析

采用道德困境判断的CNI(consequence,norm,inaction)模型,通过两个实验考察权力感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实验1探讨个人权力感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结果显示高个人权力感显著增加被试对规则的敏感,促使个体做出道义论的道德判断。实验2考察回忆任务启动的权力感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发现相对于低权力感启动的被试,高权力感启动的被试在进行判断时更关注行为的结果,对规则更不敏感,这说明启动的权力感促进功利主义的道德判断,抑制道义论的道德判断。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权力感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