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之厘清

依据既有规范、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原理和环境公共利益的特殊性,可推导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需满足的四条标准:履职行为成熟、违法且损害环境公共利益、法院具备司法审查的能力、符合经济性。以上四条标准可将实务中出现的上级未督促下级、提供环境公共服务、尚在履职中的行为、单纯不回复或不采纳检察建议等四类行为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行政行为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中,不应该纳入受案范围的有应发许可而不发、给相对人施加的负担高于法定额度、施加财产给付类行为和申诫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中的履职行为;应该纳入受案范围的有违法颁发许可、施加资格罚、行为罚和责令改正。

认真对待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

我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有其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必要性,在推进中国式程序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替代立法型、突破立法型、权力争夺型、限制诉权型与自我减压型司法解释。作为裁判规则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需要严格以法律为依据,不得违反和超越法律规定。治理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乱象”需要综合施策,当前需要建立司法解释自我监督的常态化清理机制;强化权力机关监督备案审查的效力,建立权力机关对司法解释的硬约束;构建权利主体监督的司法解释附带审查机制,通过个案审理监督司法解释,逐步形成司法解释权的自我监督、权力监督和权利监督体系。

行政协议非诉执行司法审查规则的检视与重构

在单向诉讼结构下,行政非诉执行成为行政机关诉请行政相对人按照协议履行约定的唯一救济方式。但行政协议非诉执行司法审查过程中却存在非诉执行主体与行政协议主体不对应、执行对象与审查标的不同一、各地审查强度参差不齐和制度的控权功能与司法实效耦合度低四大问题。究其原因,主要集中于法律进程滞后于社会治理发展的客观窒碍、行政协议自愿性与非诉执行强制性的正面对撞及现有具体规则无法满足行政协议非诉执行审查需求三个方面。为此,建议围绕启动要件、审查程序和裁判规则三个审查节点,构建区别于一般非诉执行、适合行政协议非诉执行案件的司法审查规则。

论专利确权司法审查权与行政权的冲突及解决

我国专利确权制度因严格遵循行政、司法职权的绝对分立,产生了一系列实践难题,社会各界对此提出了质疑和批评。早期的理论认为行政行为带有主权性质而否定它有受司法审查的效力,行政行为效力的绝对性带有王权的色彩。现代行政理论正从崇尚权威转向强调服务社会职能,即行政行为必须实现它所服务的社会目的,因而行政行为的内容是可以变更的。基于效力性、专业性和对外法治建设的需要,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应具有审查专利效力的权力。为了避免平行诉讼中与行政权的过度冲突,法院只能在必要的情况下有限地审查专利效力,并且这种确权权力是相对的,效力仅限于个案。作为协同的制度,现有技术抗辩应限定于等同侵权领域。同时,在审查效力的认知标准、证据适用标准等方面,专利确权和专利侵权诉讼中的效力审查的标准应趋于统一。

行政协议司法审查规则探究

行政协议司法审查模式存在“行为说”与“合同说”两种观点,致使实务中行政协议司法审查体系失序。行政协议兼具行政性与协议性的特征,决定了行政协议司法审查体系的构建应兼容行政与民事两种司法审查规则。行政司法审查能够有效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维护公共利益;民事司法审查在保障行政机关合法权益的同时又利于相对人权益之救济。在对行政协议进行司法审查过程中,要允许同时适用民事与行政法律规范,并对行政协议争议缘由进行类型化总结:当行政机关或相对人在无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违背协议约定时,对于争议内容的审理应直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但要引入一定的行政诉讼程序规则;当行政机关以行政优益权为由违背协议约定时,宜回归行政诉讼审理模式,确保行政协议司法审查的规范化。

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判决制度研究述评与展望

判决制度在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研究主题中较为冷门,但在历经漫长的理论嬗变和实践摸索后自成体系,形成判决类型、判决的司法实践以及判决效力三条思考进路,对既有成果进行梳理是有益于完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体系的。判决类型方面,我国经历了由模仿传统行政诉讼判决到在诉讼类型视角下进行重构与设想的思维转变;判决的司法实践方面,法定判决方式的整体适用情况得到了观察,其中的确认判决和履行判决则被重点剖析;判决效力方面,既判力的主观范围扩张已成为共识。尽管如此,该专题仍有不少基础性的问题亟待解决,未来的研究需在方法论、研究视野和知识结构上有所改变。

论行政诉讼中的人权保障

法律对人权的保障是人权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诉讼作为一种对人权的法律救济,在人权的法律保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行政诉讼当中,公民权利对抗行政权力是行政诉讼的发起与动因,司法权力制约行政权力是行政诉讼的过程与性质,司法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是行政诉讼的结局与目的。要使行政诉讼中的人权保障走向实然,必然赋予公民更大更充分的诉权,提升司法权的地位与实力,以及确立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为行政诉讼的唯一目的。行政诉讼对于我国宪政完善和人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配置与运行:论刑事诉讼中的权力关系

在宪政视野下,刑事司法权力基于相互制衡的原理。普遍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具体表现为通过令状实现审判权对侦控权的科学干预,防止侦控行为对个人合法权利的侵害。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理论和实务界关于刑事诉讼中侦查权和检察权的性质和功能存在分歧,审判权对侦控权的制衡乏力,导致侵权现象时有发生。因此,有必要以宪政原理为基点,科学配置我国刑事司法权力,建立中国特色的司法审查、非法证据排除等制度。

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定位之我见──以行政诉讼为视角

司法权的行使具有极为被动的特征，而行政权则具有主动性和扩张性，由此产生建立行政诉讼制度的必要，诉讼中，行政权与司法权既有基于法律规定的相互渗透，也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超越。对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进行定位分析还涉及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审理根据等问题。

司法政策论要——基于行政诉讼的考察

司法政策作为国家处理司法问题的一种导向或立场、态度,是司法机关所制定的对司法活动进行指引和规范的规则,体现了司法机关对司法活动以及司法机关的角色所表达的基本观点和态度。法院审理案件的过程实际上是徘徊在法律与司法政策、政府与民众、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进行利益衡量、价值衡量的过程。司法政策内在本质上兼具了政治性与司法性的特质,外在表现为灵活性、平衡性、统一性、开放性、动态性。司法政策具有指引、补充、协调、创制、试验等功能。由于缺乏稳定、成熟的司法哲学作为支撑,过于强调或突出司法政策对司法实践的作用,会影响法律的权威地位,易对法治建设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制定与实施司法政策的核心命题就是要处理法律与司法政策的关系,目前已形成司法政策代替法律、司法政策改变法律、司法政策补充法律这三种模式。

行政案件司法审查适时性问题研究

行政案件起诉审查制度是司法权与行政权的联结点,对当事人的起诉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受理时,必须遵循司法审查适时性三原则,即初审权原则、穷尽行政救济原则和成熟原则,妥当处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以规范权力行为,保障公民权利。司法审查适时性问题的实质是协调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关系,实现行政法制监督法律关系中这两种国家权力行为的规范化。司法审查的时机是否适宜,对行政诉讼中司法权与行政权这一基本关系具有深刻的影响,与公民权利的保障直接相关,解决这一问题,必将推动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健康发展。

高校学位授予权:本源、性质与司法审查

当前关于高校学位授予权的本源大概有三种观点即法赋权力、国赋权力和天赋权利,与此论相对应,存在行政权说、高校自主权说和双重性质说三种性质定位。这些观点虽已触及了高校学位授予权的外在属性和实质内容,但还存在定位片面单一或研究视角高度不够的问题。从教育宪法视角探究,学位授予权的最终来源是公民的受教育权和学术自由权,具有为受教育权而设的行政权力和为学术自由权而设的学术权力的双重属性。相应地,司法审查的双轮驱动是:对行政权性质的学位授予权主要进行合法性审查;对学术权力性质的学位授予权则区别对待,对学术评价权应以正当程序原则为主进行审查而予以尊重,对制定学术标准的权力应以合理性原则和比例原则为主进行审查。

我国教育行政争议及其解决的回顾与前瞻——以“推动教育法治进程十大行政争议案件”为例

《行政诉讼法》颁行三十年以来,教育行政纠纷呈现出类型多样化、主体多元化、案情复杂化等特点。相应地,包括校内申诉、校外申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在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也初步形成,这也渗透着教育行政争议调处的法治化需求。同时,司法实践逐步明确了正当程序原则、比例原则、自主办学原则、权益保护原则,彰显出难得而可贵的司法能动主义立场,有力地推动了教育法治的建设进程。但是,与多样化法律纠纷和多元化权利诉求相比,相关制度设计和司法实践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集中表现为纠纷解决方式实效性和衔接性薄弱、正当程序原则缺乏实定法依据支撑、司法审查范围相对狭窄且强度相对较弱,等等。欲有效预防和妥善化解教育行政争议,实现教育领域的良法善治,应该提升行政过程的正当性与可接受度,建立基于知识理性的学术评审机制,尊重教育规律以及不同学科的本体特点,促使学术评价回归学术逻辑,并加强教育领域的行政程序立法工作,规范教育行政管理行为。同时,必须对不同的教育行政纠纷解决机制进行有效整合,厘清学校自治与司法审查的边界,使权利诉求能够通过制度化渠道正常表达,进而妥善地化解矛盾纠纷。

试论比例原则及其在我国行政诉讼中的适用

比例原则是德国首创的行政法原则,有不少国家予以运用。它包括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相称性原则。该原则的价值在于从权利的基本性质和法治国的实质精神出发,对行政权进行有效控制,体现出法的正义。在我国行政诉讼中将其作为司法审查的标准,可以缩小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提高审判的可操作性和司法权威性,有助于我国行政法治的发展。

论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目前,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框架已经搭建起来,但无论是具体方式的适用上,还是诉讼与非诉讼方式的衔接上,都存在制度完善的空间。应从司法权力的合理配置、法院的调审分立及进一步优化司法职能等方面完善诉讼制度;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的重点是健全人民调解组织的网络布局、提高调解人员的业务素质、规范调解工作程序、扩大人民调解的组织基础和工作范围;仲裁制度的完善主要包括细化仲裁主体、确立仲裁员身份制度、实现仲裁的去行政化、建立仲裁协会等;协商和解方式的完善主要是解决协议效力认定问题;行政裁决制度的完善应从赋予行政裁决主体独立地位、扩大行政裁决适用范围、规范行政裁决程序入手。此外,还必须关注诉讼与非诉讼方式的衔接问题。

滥用裁量权与行政行为显失公正之逻辑关系——兼论司法审查的广度与深度

滥用行政裁量权即滥用职权,应属于司法审查的范畴。滥用裁量权与行政行为显失公正或者是一果多因关系,或者是一因多果关系。既然滥用裁量权作为违法形态可被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则没有必要再将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行为单独列出来作为司法审查的对象,更没有必要以司法机关的"变更判决"替代行政机关份内的决定。

论行政紧急权力的宪政基础及其规制——从“巴黎骚乱事件”说起

行政紧急权力是国家紧急权力中的重要部分,是紧急状态法制的核心问题。为了更好地进行紧急状态立法,需要对行政紧急权力的宪政基础、宪法规范、宪法性质及宪政规制做深入研究。行政紧急权力在宪政上是必要的,但其性质不应具有“超宪性”,其宪法规范依据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对行政紧急权力需要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宪政规制,特别是来自司法审查的制约。

论高校学籍管理行为的司法审查

学籍是学生身份的象征,学籍的注销或开除意味着学生身份的丧失。因此,学籍问题与公民的受教育权紧密相连,关系到公民受教育权利的实现。高校的学籍管理的内容非常广泛,其中学籍的剥夺行为对学生权利影响巨大,超出学校自主权的范围,应当将其纳入法院的司法审查范围之内。《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规定学生对学校的退学或开除学籍的处理决定不服可以向学校或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申诉,但不应将申诉作为提起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同时,法院在审查高校的学籍管理行为时,应主要审查其作出行为的依据、程序等是否合法。

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的程序协调及相关问题之解构——以苹果公司诉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及其关联案件为例

苹果公司诉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及其关联案件涉及到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及其司法审查、确认不侵权诉讼三种程序之间的衔接和协调,具有梳理程序设计内在机理的重要案例价值。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与侵权诉讼程序的协调应遵循诉讼优先、先立则斥原则。行政裁决应对侵权诉讼程序保持充分的谦抑性,体现诉讼优先原则;而行政裁决的司法审查应充分关注其相对简易性和快捷性,在监督其合法性同时保持充分的谦抑性;构建两者之间途径相异而心定归一的和谐关系。针对同一的专利侵权争议,侵权救济程序与确认不侵权诉讼之间应以一事不再理为原则,以两者的合并审理为例外。

论工伤认定“循环诉讼”的症结突破

我国工伤认定领域存在行政认定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循环往复的现象,不仅浪费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还无法及时保障劳动者权益,易激化社会矛盾。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表面上看是行政认定与司法审查的标准不统一,实质上源于工伤认定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冲突。破解这一困境可以采取渐进性的策略:在维持行政机关行使工伤认定权的现状下,确立法院对工伤认定的司法变更权,对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进行适当的限定,保障工伤认定行政程序与司法审查程序相一致、相连贯;从长远来看,要确立适度改良的工伤认定一元模式,即赋予司法机关对工伤认定的最终决定权,提高工伤认定的效率和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