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IS的景村协同特征与机制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本研究以河南省为研究案例区,运用空间数量关系和空间质量关系模型定量分析A级景区与特色村镇空间关系,并基于交通通达度、运用核密度分析、缓冲区分析等方法,对河南省A级景区与特色村镇协同发展特征与机制进行探讨.主要结论如下:在数量关系上,河南省特色村镇与A级景区之间的数量空间关系整体较为显著;在质量空间关系上,特色村镇与A级景区质量空间协调度处于基本协调水平,二者质量空间耦合关系处于良好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在协同发展关系上,交通通达度、旅游经济、河流等对特色村镇与A级景区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正向影响.

福建省泉州市乡镇中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知识、态度与自我管理行为的相关研究

目的了解福建省泉州市乡镇中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在知识、态度与自我管理行为的特点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方便取样法选择2022年6月至2023年6月南安市医院随访的中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182例,采用基本资料,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知识、态度、行为评价简化量表进行调查。结果福建省乡镇中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知识、态度与自我管理行为水平良好,总体得分为(89.34±8.58)分,态度和自我管理行为方面水平为良比例仅占44.51%和47.25%。主要受基本人口学因素、生活状态因素、疾病相关因素三个方面的影响。结论福建省乡镇中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知识、态度与自我管理行为水平上呈现良好趋势,但在态度和自我管理行为方面表现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应重视从基本人口学因素、生活状态因素、疾病相关因素入手,分类对糖尿病患者态度和自我管理行为上的监督和干预。

基于企业流的县域村镇体系规划研究——以重庆市涪陵区为例

县域村镇作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基本单元,构建合理的村镇体系结构是推动县域村镇发展的关键手段之一。而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城乡发展要素的加快流动无疑会引起村镇体系的重构。基于此,本文以重庆市涪陵区村镇为例,基于村镇企业投资关系构建涪陵区村镇体系网络,从“点—线—面”三个层次构建网络指标,分析企业投资关系下涪陵区村镇体系的重构。研究结果表明:(1)村镇体系呈现出水平化与垂直化的特征;(2)村镇功能组团呈现出空间上分散但功能上相互联系的现象;(3)依据结果提出从网络化的角度来明确村镇节点的层级、职能的规划思路,并基于此构建企业流下的涪陵区村镇体系。

自治行政化: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后的乡村治理趋势——基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产权改革的研究

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近30多年的集体产权改革重塑了乡村治理。研究发现,在乡镇与村庄不同治理能力、治理资源作用下,乡村治理不是静态格局,在实践中随着农村改革工作以及乡、村使用的变通策略、调适行为而动态调整。珠江三角洲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后,地方政府导入规范化、城市管理体制,造成基层治理行政化、格式化,行政村“小政府”化后果,村民自治逐渐丧失弹性机制,乡镇和行政村的治理能力双层弱化。在土地开发利益急增影响下,被产权改革高度组织起来的基层利益群体,影响了乡村治理关系的具体实践形态。

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模式:推行效果、影响机制及优化路径——基于H村的扶贫案例研究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村级组织“一肩挑”治理模式是优化当前乡村治理体系的有效实践。结合行政过程理论框架,基于江西赣州H村“一肩挑”模式实践的调研,旨在对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模式的推行效果与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语境下,“一肩挑”模式简化了镇-村关系,在权力集中的同时提高了决策和执行效率。为了进一步维持“一肩挑”模式在决策和执行环节的优势,一是需要两委协调配合,提高交叉选任比例。二是提高村民参与度,调整选举机制。对于当前“一肩挑”模式带来的监督压力问题,建立新型镇-村关系是探索保障“一肩挑”模式稳定运行的可行路径。

村镇污水处理系统设计与工程实践

针对我国村镇经济发展特点及村镇污水处理特点,将我国村镇污水处理系统分为户级、村级和镇级3种集中程度不同的污水处理系统,并分别对户级、村级和镇级污水处理的工艺技术路线进行设计,提出适合中国村镇污水处理的系统解决方案。最后,通过村镇污水处理工程实践,为我国村镇污水处理系统提供案例参考。

基于社会网络的黄土丘陵沟壑区镇村体系认识--以延安市延长县安沟乡为例

镇村体系的研究是进行农村社区规划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以安沟乡为例,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黄土丘陵沟壑区镇村之间的人际联系强度与趋向进行分析,根据人际联系强度的空间特征并结合地形、道路、流域情况,得到安沟乡镇村体系的空间分布情况。研究发现,安沟乡的行政村分属五个镇村体系,并且在黄土丘陵沟壑区的镇村体系与乡(镇)域范围不一定吻合。研究为后续的迁村并点及农村社区单元的划分提供了理论指导。

清代苏州地区的村庙和镇庙:从民间信仰透视城乡关系

本文对清代苏州地区镇庙与村庙的关系作了多层次的探讨 ,透过镇城隍庙和“解钱粮”习俗的出现 ,审视了民间信仰在农村与市镇交往中的某些图像。研究表明 ,民间信仰中呈现的上下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与城乡的等级差别基本吻合 ,但是不少位于大镇之间的市集甚至村落有时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中国乡村关系的现状及对策

在“乡政村治”格局中 ,乡政权 (乡镇党政机构是其主要组织形态 )与村治权 (村民委员会是其主要组织载体 )之间的冲突或矛盾关系是制约乡村治理的深层因素。作者在分析乡村关系冲突的主要表现的基础上 ,提出了健全乡政村治制度体系 ,实现乡政与村治的法治化 ;将村委会与乡镇人大衔接起来 ;改革乡政政绩考核指标制定制度 ,规范乡政行为 ;明确村委会与村党支部各自的职责权限 ;有条件地逐步推行乡镇长直选等若干对策建议。

软信息·核心竞争优势与私法关系型借贷——以村镇银行为例

针对村镇银行的发展问题,通过引入私法关系型借贷的理论概念,论证了软信息的作用、村镇银行搜集软信息的渠道以及在中国农村社区重情轻理的人文环境下村镇银行的私法关系型借贷机制。并根据核心竞争优势的识别标准,从理论上推导出村镇银行的核心竞争优势是私法关系型借贷:首先,村镇银行这类中小型社区银行开展私法关系型借贷具有比较优势;其次,村镇银行基于软信息的私法关系型借贷业务更受中小客户青睐;最后,村镇银行的私法关系型借贷实现了范围经济。进而剖析了村镇银行没有发挥出核心竞争优势的原因:一是村镇银行自身未能发现其核心竞争优势是私法关系型借贷;二是村镇银行建立私法关系型借贷的内在动力不足;三是村镇银行发展私法关系型借贷业务的准备不足。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转变理念,积极发展私法关系型借贷;加强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强化监管,防止从业人员的违规行为;借鉴经验,完善村镇银行私法关系型借贷机制。

农村公共政策执行中监督强化的底层逻辑

村镇两级是政策执行的直接推动者,也是政策效果自下而上反馈的第一个环节,这一反馈的真实性直接影响到政策监督的有效性。在发达地区富人治村的背景下,村干部对体制及体制资源的依赖性减弱,镇村两级的干部从偏闭合型关系向非闭合型关系转变。此外,基层政权深度嵌入村庄:以联村干部等为主的基层组织建设作为组织基础,在镇村之间有效化解信息不对称等的难题;通过对联村干部进行目标责任考核,增加其推动政策落实的压力和动力。从而形成以基层政权深度嵌入村庄为基础的非闭合型乡村关系,这种乡村关系构成了政策监督强化的底层逻辑。

村镇视角的新型城镇化再认识

过去30年我国城镇化以城市发展和工业发展为重点,农村发展和农业现代化长期得不到重视。城市规划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也侧重于大城市和城市群地区,村镇的规划与建设处于薄弱地位。新型城镇化研究要以客观认识城乡关系为基础,加强农村和农业现代化的研究,特别要重视小城镇的发展,加强城镇化的基层空间建设。

人民调解何以成为维稳最前沿--基于贵州桐乡的法律人类学考察

基层群众自治原本是人民调解制度的设计初衷,但在运作实践中却被裹挟进国家的维稳治理格局中。基于贵州省桐乡的实地研究和文献研究发现,人民调解是这样被逐步推向维稳最前沿的:首先,国家通过"一票否决式"的淘汰赛机制将乡镇政权"吸纳"到维稳中,赋予其维稳的职责、目标和任务;接着,乡镇政权通过再造"因事而定的"乡村关系,把维稳任务分解、下沉,将村庄拉进维稳治理中;最后,乡镇政权通过制度设计(即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和技术保障(即依附于村干部身份的调解员)来最终实现人民调解与维稳的"焊接"。

基于生活实践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构建——西藏夏乌村案例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地理学的核心话题。以西藏夏乌村为研究案例地,基于半结构化访谈、参与式观察等质性方法,从日常生活实践视角,透视地方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剖析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何以构建。经研究发现:①藏族村民与青稞(Hordeum vulgarevar.coeleste)、耕牛互动时,借助物质、情感、空间以及身份转型等多重生活实践策略与后者联结,经由人的自然化实践,建构起表征型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此时,青稞和耕牛作为工具化的自然,是村民的身体表征,在人类行动者缺场或受限时,扮演为日常生活叙事的角色。②藏族村民与虫草(Cordyceps)、猕猴(Macaca)互动时,借助意义、制度、空间协商等生活实践策略与后者建立联系,经由自然的人化实践,建构起链接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此时,虫草和猕猴作为对象化的自然,被社会所建构,并赋予社会生命,逐渐嵌入日常生活。

美丽村镇建设理论的探索与实践

20世纪2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开始系统研究美丽村镇建设,从研究成果看,主要是针对村镇布局、地域、空间组合、周边环境的影响等多个方面进行探讨;提出了美丽村镇建设的田园城市理论、二元结构理论、自然生态设计理论、人居环境科学理论等主要理论,探索出美丽村镇建设的产业、旅游、生态、文化、环境等主导模式;我国对美丽村镇建设也做了多种有益尝试。

乡村关系对村民权利约束问题探讨——以行政化和放任型乡村关系为例

相对健康型的乡村关系而言,行政化和放任型的乡村关系属于非典型性的乡村关系,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行政化和放任型的乡村关系制约了村民的政治民主权利、经济自主权利和其它权利。要充分实现村民的各项权利必须转行政化和放任型的乡村关系为健康协调的乡村关系,其主要对策是完善法制、深化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执政方式、提高农村干群的思想观念及素质。

云南旅游小镇建设与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发展互动关系研究——以新平县戛洒镇与大槟榔园村为例

旅游小镇是城乡互动发展的重要结合点,对其周边具有资源优势的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发展形成强大的辐射作用。同时,少数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也对旅游小镇建设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关系协调

乡村关系冲突是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乡村关系冲突从根本上主要是由乡镇政府在我国权力体制中的特殊地位、村委会在利益角色上的双重性和乡镇政府在利益上的自利性、乡村关系在法律规范上的制度供给短缺造成的。建设新农村,必须通过转变理念、创新体制和完善法治对其加以改进与完善。

村民自治背景下的乡村关系问题与对策——基于海南部分市县的调查

海南自实施村民自治制度以来,乡(镇)村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为进一步了解海南乡村关系的现状,笔者对海南部分市县进行了调查研究,认为现阶段必须在坚持村民自治制度的基础上,调整和规范乡村政治关系,并提出了改革乡镇治理结构,提升村民自治能力和加强农村自治组织建设,规范农村两委的工作等三方面的建议。

县乡关系与农村基层选举——以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为例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培育社会民主政治的奠基石。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尤其是作为其实现形式的农村基层选举受到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但是县乡治理体制以及由此形成的压力型体制模式对于农村基层选举的影响经常为人们所忽视,而良好的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规范化离不开县乡关系权力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