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权威到民主——简析二战后韩国政治变迁

韩国于1948年5月5日建国,并于同年8月15日建立了李承晚政府。由于李承晚政府统治腐败,引发了1961年5月16日的军人政变,从此韩国开始了军人权威统治。在朴正熙军人集团统治期间,韩国经济高速发展。经济的进步推动了社会全面进步,同时也动摇了权威统治的基础。在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的推动下,韩国实现了由权威统治向民主的过渡。1992年底金泳三当选总统,标志着韩国民主化进程的完成。

辽太祖与元太祖侍卫亲军比较分析

辽太祖的腹心部(皮室军)和元太祖的怯薛军在契丹政权和蒙古政权形成及其帝国发展中的重要性是草原侍卫亲军所共有的特质。由于职掌差异、侍卫高官与君主不同的主仆从属关系导致两者于君于国的重要性渐有不同,职能亦异;在帝国形成和发展中的不同作用直接影响到皮室军和怯薛军的发展道路和吸纳精英能力。最终皮室军逐渐退出权力核心成为比较纯粹的军事组织,怯薛成为政治活动中的中枢组织。

普力夺与反普力夺的现实共存——中国当前政治生态何以优越?

秩序是政治的首要追求,但过于严整的秩序可能抑止社会活力。中国政治的首要特征是对普力夺状态的排斥,即对高度秩序的优先追求。但中国社会不只是高度一元的,而且是一元多样和充满活力的。中国当前政治生态的优越性就在于它对秩序与活力的兼顾,从而超越了普力夺或反普力夺的两极化政治学思维,为政治学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权威主义起源的经济学解释——以韩国为个案

本文以韩国为例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探讨权威主义的起源。经济发展理论认为,一个经济发展取向的、能够提供政治稳定的、以理性和效率为诉求的硬政权是欠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要前提。权威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发展型国家、普力夺主义和压制性发展特征满足了这些要求.这成为它得以上台的根本原因。

单中心评估除颤阈值对全皮下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放电事件的预测价值

目的探讨全皮下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S-ICD)植入术中除颤阈值(DFT)测试对后期放电事件的预测价值。方法选择2017年1月至2021年6月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植入S-ICD并至少随访3个月的患者,按照术中有无DFT测试及PRAETORIAN评分分为DFT测试组、DFT未测试组,PRAETORIAN评分≤45分组、>45分组。回顾性收集患者一般资料并分析其临床特点、放电事件和并发症等。初步探讨DFT测试对后期放电事件的预测价值,以及复律失败风险极低患者的不恰当放电概率是否随PRAETORIAN评分的增高而增大。结果研究纳入41例患者,其中男31例,年龄(54.9±15.0)岁,年龄范围18~85岁。所有患者均未出现术后并发症。中位随访4个月内,10例患者发生37次放电事件。DFT测试组与DFT未测试组不恰当放电患者数(1对1,P=1.000)及不恰当放电总次数(10对1,P=0.06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RAETORIAN评分≤45分组与>45分组不恰当放电患者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0对2,P=0.133),不恰当放电总次数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0对11,P<0.001)。结论S-ICD植入术中DFT测试对患者后期放电事件影响较小。复律失败风险极低患者的PRAETORIAN评分越高,不恰当放电可能性越大,该结论有待扩大样本量加以确认。

近卫军与罗马68—69年内战

68—69年内战为罗马帝国历史上第一场大规模内战。短短一年时间里,三次燃起战火,四位皇帝(包括尼禄)被杀。罗马、意大利以外的行省军团纷纷拥立自己的将领为帝,为争夺王权与近卫军展开厮杀。此间,近卫军既是内战的始作俑者,也是积极参与者,每每充当“主角”,为内战发生、发展推波助澜。近卫军参与内战,加剧了内战对国家、社会的破坏烈度,进一步提升了近卫军的地位并在日后的历史上一再得到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