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量境、日常境看王阳明诗歌的禅宗美学境界

众所周知,王阳明在建立心学思想时,吸收和利用了佛禅。不仅如此,其诗歌创作也体现出这个特点,纵览阳明的诗歌,不难发现其融汇诗、禅的努力。从禅宗美学境界上看,触目菩提的现量境、饥参困眠的日常境在阳明的诗歌中比比皆是。相较而言,阳明诗句出现量境最多,这与阳明对山林生活的热爱有关。其次,具有日常境的诗句也较多,这是阳明随处皆真、随缘任运的禅学精神的体现。

“比兴”和“现量”——王夫之的道统观与比兴诗学的文化意义

儒家风雅诗学之复兴和变异为清代前中期文学发展的一条清晰线索。儒家诗学复兴从清初开始,而王夫之为重要代表。王夫之以维护道统、延续文统为己任,以儒学传统为依托,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和诗学体系。王夫之严格区分诗与其他文体样式,强调诗的抒情性,将比兴视为诗之根本。比兴不仅为情感自然真实的表达方式,又为避免匿情、伪情的有效手段,更为使诗中之情超越一己私情之关键,为通过个人审美体验实现对人类普遍价值关怀之途径。

探求知识的三种方式——现、比二量,亲、闻、说三知与笛卡尔的双重途径

因明中的现、比二量,墨家的亲、闻、说三知,笛卡儿的经验与演绎,分别是古印度、中国与西方逻辑中探求知识的方式。这三种方式的共同点是:把探求知识的途径分为直接(直观)与间接两种,都强调直接感受的重要性;以演绎作为探求新知的主要推演方法;其研究对象都类同于自相与共相。这三种方式的差异是:对推演内容真实与形式正确的要求不同;对“真知”的强调程度不同。

论法称之“现量”观——由《释量论略解》观之

现量的认识对象是世界的真实存在。现量的认识主体是能够认识世界之真实存在的有觉生命。现量的认识活动是能够认识世界之真实存在者认识世界之真实存在 ,以成就有觉生命。

船山现量说的审美意蕴

船山在其诗论中用现量来解释审美经验,佛学现量由此而形成审美范畴。现量作为审美直觉,当下、直接地经验情景,天人互动中的相通相感,从而通向幽微灿烂的生命之境,是其主要的审美意蕴。而如此理解的现量,对佛学现量的本意已经有所偏离。

王夫之“现量说”的诗学内涵

“现量”是王夫之诗学中的重要范畴,指人的感性知识,以及由人的意识参与了的可以洞察事物本质的直觉能力。“现量说”强调艺术构思中的直接审美感兴,关注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统一,并且在继承“以禅喻诗”传统基础上有所超越,其思辨性和科学性都达到了中国文论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

王夫之“现量说”思想意义的谱系

王夫之以相宗的“八识”、“三性”来解释“现量”的含义,他着力阐发“现量”之“现”,使“现量”成为一个含义更为丰富的术语,并把它运用在诗学评论,这是对相宗思想的发挥,其做法有相宗本身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缘,用西学理解出的“直观”可与之相印证。

识的“他证”与“自证”——康德与萨迦班智达认识论的同与异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将认识归为是物自体给予人的印象和人的先验能力共同使然的结果,这与萨迦班智达在《量理宝藏论》中对认识来源的分析具有相同之处。萨班认为通过对"境"的直观产生现量,通过认识主体意识的作用产生比量,现量和比量共同形成认识。但是康德认识论与萨班认识论最终导向的结论却并不相同:前者因此杜绝了对本体进行认识的僭越行为,使作为先验统觉的自我意识成为不可知之物;后者却给出了朝向唯识学方向而认识本体的可能性。造成这种差异结果的原因在于康德将进行认识的主体之"识"规定为他证性,而萨班则承许识具有"如是觉许觉,即成觉自证"的自证性。

王夫之“现量”说的时空化思维特征

受中国传统诗学精神中虚空要素的影响,王夫之诗论的重要范畴"现量",体现出鲜明的时空化的思维特征。"现量"的思想本源于"道"之体用的沉淀和发挥。"现量"之于构思,标举"心目即会",通过突破眼前之景、心中之限的约限,以及主体情感在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弥散,体现了时空化的构思方式;"现量"之于创作,则强调"通天尽人之怀",实现以宇宙时空整体为依据的生命化创作方式。

船山诗学再研究:从“现量”说到“兴观群怨”说

王船山之诗学思考从未脱离于其社会政治思考而独立开展。以往从纯艺术角度解释"现量",固然把握到了概念的主要内涵,然而其通向社会层面的意义,却也因而被掩盖。将《夕堂永日绪论内编》所提及之"现量"理解为源于"禅宗"而非泛然的"佛教",或许是进一步研寻"现量"说之诗学内涵较为稳当的方式。《楞伽经》所说"现量"有自觉、觉他二义,为禅宗所尤重,船山借用之,遂将社会层面的指向引入于诗学之"写真论"。其本意在诗人可无意而成诗,在读者则可兴、可观、可群、可怨。因此,"现量"说实为船山"兴观群怨"说之根本理据。以"现量"说为核心的船山诗学实际上构成了王船山社会政治思考的一个环节。其主张实现诗之社会功能,既为传统的写真论注入新义,又成为彼时诗文论中崇尚真实的思想最全面、深刻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