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冲突论视域下先秦冲突的军事考古学观察

科塞功能冲突论可为以古代军事遗存及行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军事考古学研究,提供不同的视角和思路。在简要梳理其主要观点的基础上,从先秦冲突的原因、影响和调控诸方面切入,探讨其对军事考古学研究的启示,以期深化古史研究及认识当今面临的问题。先秦冲突爆发的原因可主要分为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两大类,其中物质性原因主要与各方对资源占有和(或)使用的规则存在异议有关,不同的异议可能会影响冲突的模式和新规则的制定,神权因素在早期社会和国家形态的冲突中也占有重要位置。先秦时期冲突和角逐对华夏文化圈、早期文化共同体以及早期国家的形成和初步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有着较显著的激发作用,但其形式上的暴力性、残酷性和复杂性也在日益增长,春秋战国以降尤其如此。冲突双方的会盟誓诅、和亲、质物交换等敌意替代、转移或释放机制可一定程度地调控冲突,但往往因未彻底解决核心矛盾难以取得稳定长效,特别在神权和王权逐渐淡出盟誓核心后。而一些对外冲突的原因中,不排除存在因统治者不愿或不敢直面自身内部矛盾,试图将敌对情绪转移至外部的可能,属于激进极端的敌意替代举措,未及矛盾根本。在军事考古学研究中,应始终坚持和平导向,以史为鉴,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学科支持。

三峡考古涉“巫”之内涵释

“巫”的本义是古代从事祈祷、卜筮、星占,并兼用药物为人求福、却灾、治病的人,在先秦文献中也频繁出现。三峡考古证明,该地区从史前到三代,聚落林立,原始巫术发达。反映巫师的权威和形象的遗迹及遗物充分体现在公共仪式、祭祀灰坑、奠基仪式、祭祀建筑、高级官邸、公共工程、人殉葬式、人形雕塑及甲骨占卜上。三峡地区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及其文明进程表明这里是探究中国远古人类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地区,而“巫咸”“巫臷”不排除是巫师建立的早期国家。文献和考古的双重证据,将进一步赋予《山海经》中“群巫”以新内涵。

中条山地区先秦冶铜遗址调查与初步认识

晋南中条山富含铜矿,是先秦时期中原重要的铜产地。自本世纪初以来数家考古单位合作,在中条山地区进行了多次规模不等的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出18处先秦冶铜遗址,其中多数属于夏到早商时期,只有少数几处可能存在两周时期的冶铜遗存。本文对每处遗址的概况和冶铜遗存的发现情况作了介绍,并简要分析了本地区先秦冶铜活动的兴衰演变过程和原因。这些资料的发表和初步的认识,将有助于学界了解青铜时代中原王朝崛起与晋南铜矿资源之间的重要关系。

古代城市“以中为尊”整体空间特征源流综述——基于唐代以前城市考古遗址的发现与研究

中国古代城市以中为尊、左右对称、错落有序的空间格局特征是其传统文化内涵的关键因素之一,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治理需求。本文通过文明探源、考古学等方面的综合研究成果客观看待《考工记》等文献记载,追溯其思想源流和实践落地的实际情形。针对传统城市空间营造“以中为尊”的规划思想落实在城市规划的实践情况,梳理了中原地区为主的既往城市史研究成果特别是唐代以前聚落考古、城市考古的研究成果,提出三个几何特征和组合关系作为合理的判定要素,将几何判定标准与既有考古实证材料进行比对,阐述居中规划思想的源流及其对唐代以前城市空间格局规划营造的影响和演进总体过程,以推动北京中轴线的价值内涵比较研究,深化对传统城市轴线与传统古建筑群营造特征的认识。

武汉部分先秦遗址考古土壤中的植硅石组合及其环境意义

运用植硅石分析新方法对武汉周边先秦遗址考古土壤进行分析研究 ,发现其中植硅石含量丰富 ,且具有一定的组合分带性 ,结合考古年代与文化期研究 ,揭示出武汉地区新石器中晚期 ( 50 0 0 - 2 70 0 a BP)气候环境变化信息 ,即先后经历了温湿期、温凉期、干冷期、暖湿期、温湿期。气候环境的演变于区域上具有可比性 。

从考古发现看先秦的博戏

博戏盛行于秦汉时期,然于先秦墓葬中亦偶有博具之发现。通过对先秦博具的考察及与秦汉博具的比较,可以发现先秦博具在博戏发展初期的特点:形制多样;组成较为单一;有些博具与占卜有关。

考古学所见长江三峡夏商周时期的渔业生产

本文通过对考古发现的长江三峡渔具和鱼类遗骸的统计分析,将该区域内夏商周时期的渔业生产分为东、西两大区域,并对两区的鱼具及鱼类进行归纳、分析和比较,指出研究先秦渔业,对认识三峡古代文化、中国渔业史和鱼类生态,具有重要的意义。

考古发现反映出的成都平原先秦社会经济文化发展

综合分析近数十年来发现的大量考古资料,广泛参证相关文献资料,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在原始社会末期,成都平原的土著先民已经创造出较为发达而具有文明因素的“宝墩村文化”,建立了以渔猎经济为主的父系氏族社会;夏、商至西周,从汉水上游迁徙而来的巴蜀人兴建了虽然仍以渔猎经济为主、但农业经济比重日益增大的古蜀王国,创造出由“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所反映的文明相当发达的“早期蜀文化”;东周时,楚人鳖灵取代蜀王杜宇建立开明王朝,兴农开国而致使蜀国成为以农业经济为主、渔猎经济为辅的富裕国家,致使“晚期蜀文化”成为楚、蜀糅合、多元一体的混融型文化。历秦入汉,基本上华夏化并且体现出华夏文化发展趋向的蜀文化,也就很快消融在汉文化的统一体中了。

论情境分析法在医学考古学中的应用——以先秦时期为例

在医学考古学研究中,古代实物资料的医学遗存认知无疑是最基础和重要的环节。而情境分析法可作为判定医学遗存的有益途径。本文尝试分析情境分析法在先秦医学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认为先秦的工具并未严格分化,而同式器物可能具有不同的用途,充分考虑遗存所在的特定历史情境,并与情境内各种因素关联进行分析,从而使碎片化的遗存得以整合变得系统化。鉴于先秦时期巫师在当时驱除病魔活动中的特殊地位,判定墓葬中的医学遗存时,除了关注遗存的形态特征并结合史料予以考证外,考察墓主是否为巫师或类似身份,为值得重视的要素。具有相同或相近自然环境和文化系统的区域,通常拥有相似的典型医具。将情境分析理念融入考古发掘与研究过程,有助于实现对出土物性质的科学判断。

先秦地震考古研究的新进展及其对龙门山地区史前地震考古的启示

近年来国内史前及商周地震考古工作取得系列新发现与新认识,为龙门山地区这个多断裂带和地震多发区的史前地震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方法基础和参考样本。龙门山地区史前地震考古研究应避免"两张皮"的困境,田野工作与整合研究均需要考古学、地质学等多学科的共同参与、有机融合。龙门山地区史前先民在定居地点选址方面的科学智慧值得今人学习和借鉴。

技术与社会：环珠江口先秦手工业史的综合考察

从沿海考古和科技史研究的角度讨论了环珠江口先秦手工业史研究的必要性;通过对前人相关研究述评,指出现有研究存在注重技术史分析却轻视技术与社会互动考察的局限性,提出要运用多学科交叉整合的研究方法,对其先秦手工业史进行"技术—经济—社会"的综合考察。

用“三重证据法”进行先秦古史“新证”研究——以《史记》为例

古代史书对先秦时代史事的记载存在诸多问题。有些是由于年代久远,记载失真;有些是由于立场不同,后世记录者利用话语权对前代历史的故意隐瞒或歪曲。《史记》是司马迁对当时所见先秦史料的集大成性著作,具有重要价值,但同样存在上述问题。传统的局限于传世文献范围内的考证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史料可信性的问题,造成史事众说纷纭。清末以来,甲骨文等大量先秦出土文献面世。随着20世纪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三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献、考古文物和传世典籍相互印证的古史"新证"成为先秦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也为订正《史记》记载的失误、发掘其研究价值提供了新条件。

先秦养生观念发展的医学考古学解读

健康与长寿是人类追求的永恒主题,先秦时期是传统养生发展的肇端。结合考古发现及相关文献材料,从运动、饮食、环境卫生与个人卫生三个方面,简要梳理先秦时期与养生有关或具有一定养生意义的行为和现象。以医学考古学的视角进行长时段考察,先秦养生观念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史前时期、夏商西周时期和东周时期三个阶段,主要表现为由无意识逐渐到有意识、由单纯的经验积累阶段上升到了对理论的探索总结。此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医学和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等方面紧密相关,而这也是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积淀凝聚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和发展规律。医学考古学视角下先秦时期养生观念发展的认识,对现今人们了解养生起源及其早期发展,正确看待康养,提高健康养生的观念,推动良好生活方式的养成,以及促进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等有重要启示和参考价值。

先秦时代的中国职业教育——一种基于发生学视角的探究

本文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出发,结合恩格斯关于人类历史三次大分工的科学论述,使用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材料,论证了中国古代的职业教育在先秦时期的萌芽及发展情况,对中国职业教育研究具有较高价值。

重庆奉节先秦时期考古的主要收获——来自长江三峡库区的两个考古学个案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前,重庆市奉节县的考古工作基本上属于空白。近十年来,配合三峡工程建设,考古工作者对该县三峡水库淹没区地下文物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其中先秦时期的重要考古收获主要有二:一是通过对三个遗址的调查和发掘,辨识出了五种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第一次建立了奉节县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坐标,也为整个重庆三峡库区的先秦考古研究提供了一把可供比照的标尺。二是找到并确认了川东地区的第一个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老关庙下层文化,这一发现不仅填补了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空白,而且为进一步研究整个重庆三峡库区的新石器文化搭建了一个认识和讨论问题的平台。

先秦漆器的重要考古发现 Ⅰ夏商至西周时期

夏、商、周三代是漆器艺术的成长时期。夏代至先商时期考古发现的漆器不多,出土的漆器有漆觚、豆、匣、盒、盘、钵、匕、勺、鼓和漆棺等。夏家店文化墓葬出现的嵌贝漆器和薄木胎漆器可谓这一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至西周,漆器手工业发展,彩绘、嵌贝、雕饰等髹漆技术基本成熟,髹漆工艺应用领域日渐扩大,出土漆器的数量渐增,分布地域渐宽,地点亦多,漆器款式趋向多样化。器形有觚、簋、壶、罍、豆、碗、杯、盘、尊、盒、俎、案以及漆盾等等。嵌贝漆器的兴起,是西周漆器手工业发展的杰出成就。

先秦时期古琴演奏方式探论

从文字训诂、文献典籍及考古音乐史的角度谈先秦时期古琴的演奏方式。与古琴相配的主要动词鼓、搏、拊(抚)、弹、揳、戛、轹(栎、擽)等在与乐器搭配时均可释为“击”,而未见有释为“拨弄”义。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资料没有关于古琴演奏方式的详细记录,更不见有古琴为拨弦乐器的说法。从考古出土的古琴实物看,战国之前的古琴因其形制原因,并不适宜于用拨弦方式演奏。考察的结果显示,战国之前古琴的演奏方式应以击弦为主,而非一般以为的拨弦方式。

先秦史研究中运用考古学资料相关问题论略

先秦史研究中对考古学资料的运用方式,在历史研究中较为典型。在先秦史研究中,使用的考古学基本材料包括文字资料、图像资料、遗物与遗迹现象,以及经考古学研究梳理得出的遗存时空发展序列。先秦史研究中运用考古学基本材料时,需要对考古学材料的编排方式有所了解。在使用考古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时,更需要对其形成过程进行考察,避免受考古学自身局限性的影响,对先秦史研究造成不必要的干扰。

“考古类型学”与先秦毛笔制作工艺演进

毛笔产生于何时?各种造笔说纷纭,莫衷一是。从考古文物来看,先秦时期我国出土了一些古笔,但数量较少,均系“孤品”,共存关系链条缺失,其形制、结构发生较大演变,学术界对其“历史时期”划分模糊不清。因此,基于古笔遗存,借鉴古笔文献,对古笔形制、结构、特点进行比较分析,并选择性地采用“考古类型学”方法,有助于更好厘清先秦毛笔制作工艺演进脉络。

先秦中山国史研究综述

河北平山中山王墓葬群的成功发掘为先秦中山国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出土古文字的考释、考古实物的定性以及相关传世文献的重新解读成为学界一时之盛事。中山国的族属、相邦司马赒的身份、中山伐燕回师的时间等问题曾引发热烈的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