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任务群大单元教学初探——以统编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上册)第二单元为例

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学习任务群选取先秦诸子散文,引导学生加深对中华文化的理解。教师在教学时应多角度、多层面地确定单元主要任务,通过交流和专题研讨活动实现单元教学目标。本文以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上册第二单元为例进行大单元教学设计,以学生为主体落实单元任务,使学生在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过程中促进学科核心素养的提升。

钱穆关于先秦诸子起源的论述及意义

先秦诸子起源是关系诸子学近代转型的关键性问题之一。在这一问题的讨论上,钱穆既不完全否定传统的“诸子出于王官”论,又不完全赞同胡适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而是认为“王官之学衰而诸子兴”。其中,开诸子之先者为儒家,而“儒家起于艺士”;继之而起的是墨家,而“墨家起于工人集团”。此后,“其他诸家,皆从儒墨生”。这些观点在当时学界引起了较大关注,可以说进一步澄清了诸子起源的真相。当然,钱穆的观点不能成为定论,但其着眼于社会生活流品的思路,无疑开启了诸子起源研究的新方向。而其说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进一步彰显了诸子学的平民精神。

司马迁与先秦士人关系研究的力作——评王长顺《先秦士人与司马迁》

《先秦士人与司马迁》是司马迁与先秦士人关系研究的一部力作,其理论视野宏阔,论证分析纵横捭阖,在深入分析先秦士人对司马迁影响的同时,全面观照思想史、文化史,探究司马迁对先秦士人精神的接受与传承;对研究论题追根溯源,系统梳理,深入分析,多有创见;继承传统,革故鼎新,落脚现实,将司马迁《史记》研究深入推进,许多观点和创新点对学术研究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先秦诸子音乐美学思想

先秦诸子围绕“礼乐”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儒家肯定“礼乐”,墨、道、法三家则否定“礼乐”。孔孟提倡“礼乐”,实质是想恢复“周礼”,实施仁政。荀子借鉴了道家“天乐”美学思想,吕不韦吸收了阴阳五行说,强调了音乐“审音知政”功能。墨子从功利的角度“非乐”,老子从愚民的立场否定“礼乐”,商鞅、韩非子为推行法治否定“礼乐”,均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庄子则从养生的角度否定“礼乐”。正反双方音乐美学思想虽有较大差异,各方内部代表人物的音乐美学思想也有不同,但重视音乐的政治伦理属性和审美属性却是一致的。通过争论与碰撞,先秦诸子们共同推进了音乐的这两大属性。

先秦诸子“海洋”观的多维意蕴研究

先秦诸子的海洋观是我国海洋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首先,在先秦诸子的著作里,无论是在空间层面,还是在时间层面,海洋都体现出无穷无尽和无始无终的特征,因此被看作形成宇宙的基础。其次,先秦诸子的海洋观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它代表了宽容、谦卑、宁静、刚健、有恒等美好品质。再次,海洋对先秦诸子而言也意味着对世俗认识、世俗价值和世俗生活的超越,以及对理想生活和精神家园的追寻。最后,海洋也成为先秦诸子言说形上之道的现实喻体。

先秦诸子“愚民”论考辨

先秦时期"愚民"的主要内涵,涉及知识、性情两个方面。就知识方面的"愚民"而言,先秦诸子普遍认为社会大众在是非辨别、利害判断方面存在愚昧无知的不足。"民愚"判断既是先秦诸子政教思想的社会基础,又是一种最早的国民性批判。性情方面的"愚民"则是先秦诸子理想社会状态中的民风民俗,蕴涵着先秦诸子对现实"狡诈奸猾"社会风气的强烈批判意识,不能简单地认为先秦诸子在具体政策措施层面提倡"愚民"、"反智"。探讨先秦诸子,尤其是几乎已成学界公论的法家"愚民"思想,应对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和前提预设作一具体分析,反思"愚民"论的相对性和历史性。先秦诸子"愚民"论的话题,不仅关涉对先秦诸子思想内涵的重新认识,而且对于提升当代中国对于传统文化的自信心亦不无裨益。

楚、秦的“士”与社会发展

春秋战国时代 ,士阶层处于急剧壮大和急剧变化之中 ,并且对社会发展起着巨大作用。由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的分析比较可知 ,楚、秦两国都在春秋初年形成了较完备的阶级结构并出现了士阶层 ,但因两国的地理条件、人文生态和发展路线等诸多不同 ,两国士阶层的人员构成、人口数量、经济状况、文化素质也有别 ,对本国乃至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作用也大不一样。楚士人多才高、用于晋而事于秦 ,为楚国经济文化的繁荣、秦王朝的统一和统一而稳固、强盛而昌明的汉帝国的创建 。

先秦诸子平均思想研究

平均或均平, 是中国古代社会思想、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中的基本范畴。先秦诸子, 关于平均思想有丰富的论述, 是中国古代平均思想的源头。研究先秦诸子的平均思想, 对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具有启发意义。先秦诸子的平均思想, 主要表现在主张经济平均、政治平均和社会平均三个方面。社会平均的核心是社会公平。先秦诸子在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上, 分为不同的学派, 但在平均思想上却没有明确的思想分野, 这是一种文化共生现象; 它更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

秦帝国的文化格局与稷下学的历史命运

战国时期形成辉煌创获和深远影响的稷下学因秦的统一面对新的历史形势。在方士与儒生身份混一的情况下,曾经以稷下学为标志的齐学曾经受到执政集团热诚然而有限度的尊重。当时滨海地方的学术主流与帝国政治曾经彼此有所妥协。焚书坑儒极端举措并没有宣布稷下学的终结。稷下学者仍顽强坚持自己的学术风格。汉初出现有利于多学派复苏的学术气候。至于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时代,稷下学风依然受到司马迁这样的学者的高度肯定。在儒学全面占据社会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之后,《汉书》卷三〇《艺文志》设定的思想史框架,将稷下学论著拆分入"道""阴阳""名"等家。这时得到主流学界认可的"杂家"名号,或许可以看作稷下学学术史乐章的终止符。所谓"杂家"在学术思想史上取代了以往以"稷下"为符号的文化存在。稷下学人及其继承者的学术成就于是以另一种表述形式记录于历史。"稷下"虽已成为遥远的学术纪念,其精神内核却仍然长久地发生着历史影响。

先秦诸子的地域文化特性

西周末年“天子失官 ,学在四夷” ,私学之兴及诸侯“养士”的需要 ,使“士”阶层迅速崛起 ,诸子之学逐渐生成。王国维注意到诸子有南北之别的地域文化特性 ,孔、墨和老、庄可分别作为北、南代表。春秋以来的政治家渐走出蒙昧主义 ,孔子更树立起理性精神 ,墨子虽讲鬼神、天志 ,却有以之制约统治者之旨 ,老、庄多关注自然天道 ,与孔、墨的实用理性不同 ,其他各家也可以作瞩目于人生或自然的大概划分 ,诸子确有南北之别。孔、墨、孟、荀、韩等儒、墨、法诸家文风不同 ,却都主于实用 ,他们所代表的北方派可以用一“实”字概括 ,而以庄、列为代表的道家和阴阳家驺衍等南方派 ,则富于想象 ,可用一“虚”字概括 。

拒斥·卫道·好辩——论孟子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批评

孟子对先秦诸子批评的对象主要是道家杨朱学派和墨家的"兼爱"、"节葬"、"非命"等观点,而其批评的锋芒还涉及纵横家、农家、法家、阴阳家、杂家、小说家以及所谓"兵家"。孟子对于道家杨朱学派的批评虽抓住了杨朱思想中最重要的主张,且切中了其可能产生的流弊,但未能"同情"地理解杨朱学说的立论目的和宗旨,存在强人从己的偏颇。孟子对墨家"兼爱"、"节葬"、"非命"等观点的批评,既可见出其儒家思想与墨家的歧异和对立,也反映出其明显的独断论倾向。而孟子对纵横家、农家、法家、阴阳家、杂家、小说家以及"兵家"的批评,也并非对它们进行全面的分析评判,而多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他。孟子先秦诸子批评的特点,既与其以儒家卫道士自居的立场有关,同时也是当时学术发展的现实情形使然。

语录体形成刍议

有关语录体的产生,至今仍然存在着盲点或误区,且多将诸子语录、禅宗语录和宋儒语录混淆。实际上,三种语录的出现原因各不相同:春秋末期私学兴起,受巫史记录传统和"述而不作"观念影响,孔门弟子遂将教学内容形诸文本,是为《论语》;唐代禅宗沿袭印度佛教教学方法,以语言文字为方便法门,故而模仿结集,采用散文、韵文相间的佛经体裁以总结禅师生平言说;宋代理学家受禅宗启发,兴建书院以论道,再仿照诸子语录而记录师徒问答。语录体乃中印文化传统既分头独立发展、又最终撞击融合的结晶,体现出中印不同的语言文字观念。

先秦诸子说尧

疑古大师顾颉刚先生认为:"尧舜这两个人,是周人想象洪水以前的情形而造出来的;大约起初是民间底传说,后来那班学者便利用这两个假人托古改制。"此说得到胡适、郭沫若等的赞同,尧、舜、禹作为传说人物,便几乎成为定论。因此,对于尧在内的古帝,如何看待他们的历史真实存在以及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仍然有继续探讨的必要。本文仅就先秦诸子对尧的记载进行梳理及其简要的评说,以期对关注此问题的同仁有所帮助。同时,我们认为:1.先秦诸子之观点无论如何的歧义,但都承认尧为伟大的古帝之一,从他们的谈论中可以看出尧在我国历史文化中具有崇高的地位。2.尧作为传说中的历史人物,在后来的传播过程中,尽管人们因各种原因在细节方面对尧进行了添枝加叶的重塑,或拔高了其地位,或成为了自己立论的依据,这都可以看作是后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尧的创造性阐释,而不能认为尧这个人物是捏造的。3.从诸子说尧受到的启发是,尧及其尧文化是一个永远谈论不完的话题。

展开人文学之“返本创造论”——杨义教授治学答问

一、还原诸子的五条脉络;二、蕴藏在文献功夫和田野调查中的文化哲学;三、"文学地图"的学术史意义;四、"创造与建设并重"的人文学;五、民族能力应该与时俱进。

墨家与诸子十说

从出身与源流上看,以墨子为核心的墨家学派很可能是一个流亡的贵族集团。孔子与墨子的分歧在于"礼与食孰重",即政治文明重要,还是物质文明重要;孟子与墨子的分歧在于"君主的正业是什么",即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生产重要,还是使人民成为懂文明、讲礼貌的人重要;荀子与墨子的分歧在于"是劳动重要,还是学习重要",即直接创造财富的生产环节重要,还是分配生活资料的政治制度建设更重要;韩非子与墨子的不同在于"心系百姓,还是只关心最高统治者";老子与墨子的根本区别在于"非儒,还是反文明";庄子与墨子的根本区别在于"实用主义,还是审美主义";杨朱与墨子的区别在于"腓无胈,胫无毛",还是"一毛不拔"。墨家学派是指导侠客进行社会实践的理论基础。墨家与农家在中国农业文明结构中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论《吕氏春秋》对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术批评

《吕氏春秋》一书,自《汉志》以来即隶之杂家。尽管对其主导思想,历来有属于儒家、道家、阴阳家及杂家等多说,但仍当以《汉志》所谓"兼儒、墨,合名、法"之"杂家"为准。《吕氏春秋》除论乐诸篇对儒家《乐论》思想的吸取之外,对儒家源于孔子的仁、义、忠、信等观念和思孟学派的"五行"学说及荀子"明分使群"、隆礼重法的思想,也都有明显的继承和发展;《吕氏春秋》对墨家思想的批评和扬弃,主要集中于《振乱》《禁塞》《大乐》等篇对墨家"非攻""偃兵""非乐"等观点的批判和继承上。《吕氏春秋》对于名家和法家的学术批评,也是一方面分别对名家和法家的学术思想进行了继承和扬弃,另一方面又将名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的相关内容互相补充、加以整合。另外,《吕氏春秋》对纵横家、农家和小说家言也有所批评和继承。

探索前期中国的精神和观念——“新子学”刍议

论文分别从诸子普遍性的"道"的观念、儒学之经学与子学关系的重新审视以及庄子学的个案等不同角度重新探赜诸子学与现时代的内在关联。孙少华认为,中国文化精神之所以历经几千年而绵延不绝,主要是中国古代哲人学说中蕴含着对宇宙、人生、社会的普遍性认知,可以为不同时代提供相同或相近的思想指导。就诸子所提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道"而言,这应该是共通的,是历代都需要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适应历史发展和社会需求的"新传统",并建立"新经典"。刘思禾认为,子学是"国际"竞争与时代转型的产物,诸子学派的发展与诸侯的支撑密切相关,都涉及政治秩序和思想秩序的高度统一。可以把春秋战国直至隋唐称为早期中国,把唐宋之后称作晚期中国。前者可以说是中国思想的自身发展时期,其基本冲突主要集中在经子之间,经学和子学共享着基本的共识,其区别于晚期者在于以社会控制为思考面向,注重公共秩序。而中国晚期思想的根本在于本土与外来的对抗,所以宋儒的正统—异端意识特别强烈。随着中国意识的觉醒,诸子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的观念逐渐生长。在现代学术语境下,诸子学是有第四期发展空间的。孙以昭认为,"新子学"的"新",应该是全方位的"新",而不是某一方面的"新"。也就是说,要做到"三新一全":观念新、视角新、方法新、数据全。它涉及传统选题的深化与突破、传统方法的改善与突破、传统观念的更新与突破。写出新的子学著作同样极为重要,我们既需要传统的校勘注疏大家,也需要更为全面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史专家。

“新子学”与跨学科、多学科学术研究

论文分别从诸子普遍性的"道"的观念、儒学之经学与子学关系的重新审视以及庄子学的个案等不同角度重新探赜诸子学与现时代的内在关联。孙少华认为,中国文化精神之所以历经几千年而绵延不绝,主要是中国古代哲人学说中蕴含着对宇宙、人生、社会的普遍性认知,可以为不同时代提供相同或相近的思想指导。就诸子所提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道"而言,这应该是共通的,是历代都需要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适应历史发展和社会需求的"新传统",并建立"新经典"。刘思禾认为,子学是"国际"竞争与时代转型的产物,诸子学派的发展与诸侯的支撑密切相关,都涉及政治秩序和思想秩序的高度统一。可以把春秋战国直至隋唐称为早期中国,把唐宋之后称作晚期中国。前者可以说是中国思想的自身发展时期,其基本冲突主要集中在经子之间,经学和子学共享着基本的共识,其区别于晚期者在于以社会控制为思考面向,注重公共秩序。而中国晚期思想的根本在于本土与外来的对抗,所以宋儒的正统—异端意识特别强烈。随着中国意识的觉醒,诸子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的观念逐渐生长。在现代学术语境下,诸子学是有第四期发展空间的。孙以昭认为,"新子学"的"新",应该是全方位的"新",而不是某一方面的"新"。也就是说,要做到"三新一全":观念新、视角新、方法新、数据全。它涉及传统选题的深化与突破、传统方法的改善与突破、传统观念的更新与突破。写出新的子学著作同样极为重要,我们既需要传统的校勘注疏大家,也需要更为全面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史专家。

刘邦废太子事件发微

《史记》中有多处文字涉及汉高祖刘邦废太子事件,从字里行间可以窥见事件的始末和真正原因。刘邦废太子之举,并不是为了江山社稷,而只是纯粹的爱屋及乌,是情感的选择,最终放弃废太子则是看清形势后理智战胜情感的决定。实质上,能够阻止刘邦废太子的主要力量是吕氏家族和以张良等为代表的功臣集团",商山四皓"只是他们为显示实力打出来给刘邦看的招牌。

在讽谏与娱乐之间:“文人趣味”生成的历史轨迹

"士大夫"与"文人"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两大基本身份。萌芽于春秋战国之际,成熟于汉魏之间的"文人趣味"是中国古代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等文艺形式最主要的主体心理依据与价值取向。从"贵族趣味"到"士大夫趣味"再到"文人趣味"是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对于这一过程我们可以从"琴"这一古老乐器功能演变的角度进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