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神游书写的文化隐义

先秦文学中有丰富的神游书写,其所涉及山水客体内隐着丰富的文化要义。时间流逝伴随着神游主体记忆的消亡,时间永恒引发的理想诉求,有无相生,动机效果关系,凡此种种,体现了古人对于山水的哲学思辨。神游主体之于山水客体的美丑感受,神游书写展示出的雄伟、缥缈、轻盈、朦胧、谲怪、奇诡等审美意象,开发了中国古典美学多种审美范式。神游中的山水与神仙的结盟,固化为一种“仙山”理念,开创了中国本土宗教中仙道文化的先河。这些文化隐义对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神仙赋、游仙诗、玄言诗、梦境文学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秦百家典籍中德育基因的类型与现代转化

现代德育应当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资源,以促进德育的中国化。先秦百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在其典籍中都存在可为当代德育所借鉴的思想精神。先秦百家典籍中的德育思想内容可以根据个人与社会关系划分为公德和私德,其中也蕴含了职业道德的内容。先秦典籍中蕴含的诸子德育思想受制于时代发展的局限,存在一些不合时宜的思想内容。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下,利用“抽象继承法”可以对先秦典籍中蕴含的诸子德育思想进行“取精去粕”。先秦典籍中蕴含的诸子德育思想多以零碎和具象的方式存在,缺乏抽象层面的系统整合,应加强利用类型化的方法推动其体系性建构,实现先秦百家典籍中德育思想的现代性转化。

辩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探赜

“飞鸟之景,未尝动也”是先秦名家的重要辩题之一,记载于《庄子·天下》篇。目前学界对该辩题的内涵、学派、性质等问题的研究存在歧见。辩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是对当时名实之辩的理论回应,其中蕴含的“以名举实”的理论关怀体现了对儒、墨、道、法等主流学派“以名制实”思想的发展;它讨论了物影的同一性、改换和运动的差异性问题,符合科学、逻辑规律与公孙龙“唯乎其彼此”的思想,并不能称为诡辩;它重视概念分析的特征,反映了当时中国哲学思辨理性的发展程度,体现了中国哲学的巨大包容性。

“鸟影命题”的经验证据与哲学争论

在常人眼里,鸟在空中飞行,它的影子在地上移动,乃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可辩者偏要说“飞鸟之影未尝动也”。如果认为这是诡辩,那么难道“飞鸟之影恒动”就是不容置疑的真知灼见吗?拨开历史的迷雾,遵循超越常识追求真知的求实精神,我们将发现,“飞鸟之影”的动、静问题,的确是一个关联较广,而又引人入胜的论题。

“百家”何以融合——以睡虎地秦墓竹简为例

睡虎地秦墓竹简并非法家思想一家独大,而是儒家、道家、墨家各有体现,这表明诸子百家并存的思想逻辑存在于先民的思想意识深处,这里既有殷周时期天命观的遗留,又有人治作为共同底色的人文观念,还有战国后期精英知识分子对于“经”与“权”的认识。用五行相生解释“命”,五行相克解释“运”的先秦解释系统是百家融合的哲学基础。该文聚焦于睡虎地秦墓竹简,着重关注简牍所反映的哲学观念,主要选取《秦律十八种》《为吏之道》《语书》《日说》等篇目阐释竹简体现的百家思想融合趋势,旨在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秦始皇的皇帝理论及其政治伦理思想

秦始皇的皇帝理论继往开来,既继承了先秦诸子理论遗产,将先秦诸子政治理想表述与政治制度体系建构的努力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形成了皇帝理论,也开辟了秦汉以后政治理想表述的新路径,奠定了两千余年皇帝制度体系的核心政治理想。秦始皇的皇帝理论在政治伦理主题上集中表现为圣人救世,它在内容上既表现为圣王崇拜,也表现为轻贱黔首。先秦诸子的圣人救世话语经过秦始皇的过渡性创造后,转换成了一套实践性的制度体系及其观念支撑。

中西方古代公正思想差异性研究——基于先秦诸子公正观和古希腊正义观的分析

从社会公正、个体公正两个方面对先秦主要学派的公正观进行了梳理,同时,对古希腊三位伟大的思想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展开了分析,最后从存在基础、最高德性的体现以及公正思想的探究方向三个方面对中西古代公正思想的差异性进行了研究,为审视中西古代公正思想的差异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正名”以“立言”--先秦政治哲学论证分析

从已有资料看,西晋鲁胜《墨辩注·叙》可算是第一篇先秦名学史的论文。文中准确地概括了先秦名学的特征,即名学有“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教之准绳”四大特征。“别同异”“明是非”是从名学内容来说的,即正名;后二是讲名学的作用,即通过“正名”以“立言”。先秦诸子“别同异”各有偏向,“明是非”是他们说辩的目标,呈现先秦名学“道义之门”“政教之准绳”的双重作用,即先秦名学既是先秦诸子政治哲学论证的工具,又是先秦诸子政治哲学的内容。

先秦诸子道德教育观比较

先秦诸子的道德教育观各有千秋。在教育目的上,儒家以培养仁智合一的“贤人”、“君子”为己任;墨家主张培养“贤士”、“兼士”;道家追求天人合一、自然归真的独立人格;法家的培养目标是“名成于前,德成于后”的“耿介之士”。在教育内容方面,儒家道德教育的核心是“仁”、“智”、“勇”;墨家是“兼爱”;道家是法自无为的“道”;法家则是“法”、“术”、“势”相结合。在教与学的关系上,儒家持性善论,主张教师言传身教;墨家认为“有道者劝以教人”;道家则主张民主平等的交流;法家因信人性本恶,故力主以法为师。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儒家主张“学”、“行”、“思”的结合;墨子主张“学”、“行”统一,以“行”为本;道家主张后发起人,自化自正;法家主张“以力致功”。

先秦的“圣人崇拜”与诸子之称“经”——兼论中国文化主流为人文信仰

中国上古宗教是由天子、诸侯、宗子垄断祭祀权力的身份性宗教。处在这一宗教体系圈子中的人不可能发展宗教思想学说。而无缘进入这种宗教体系圈子中的人也不愿冒着"僭越"的巨大风险,去发展与其相关的宗教思想学说。为此,孔子及先秦诸子另辟蹊径倡导"圣人崇拜"。在先秦文献中,"圣人"概念包括掌握国家政治、军事权力的君王和大臣(如武王、周公),也包括那种以其思想学说救世的布衣之士。出现这种将"圣人"范围扩大到民间无身份人士的现象,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这种进步绕开了那些垄断宗教资源的天子、诸侯、宗子们,而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的方向寻求突破,来实现他们"救世"的宏伟目标。始于春秋末期的"圣人崇拜"思潮正是中国经学孕育的温床。

诸子百家对中国古代体育人才认知及现代启示

采用文献资料法等,分析先秦诸子百家主要学派对于体育人才的评价与社会定位。主要结论: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从各自的学说出发,对当时体育人才的认识各不相同。儒家重德轻力,力士社会地位较低;法家重法轻德,能者被视为无益之民;兵家、墨家以劳殿赏,重视军事体育人才,其总体呈现出时代性、实用性与局限性的特点。对现代启示:体育功能与时俱进;体育人才发展多元化;建立全面的体育人才认知意识。

先秦“诗言志”说的绵延及其不同层面的含义

本文认为,"诗言志"是中国古代第一个诗歌本体论,应当从这一性质来认识其重要意义。文章从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的成熟、古代政教制度建立、伦理体系的确立三方面来探讨这一诗歌本体论产生的历史条件。论文认为"诗言志"作为一种古老的经典理论,为春秋时代的士大夫赋诗行为所继承,并被诸子论诗所引述与发展。在与其他经典并存的体系中,"志"成为《诗》的经典属性。论文还对由"诗言志"到《周礼·春官》的六种"乐语"、"六诗"、《毛诗大序》的"六义"这一对"言志"方法的展开历史做了探讨,并指出了《乐记》对"诗言志"说的发展。

从“道”观念看先秦子学思想的转向

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诸子之学整体上发生了由重视道体、道本身到日渐强调道用的重大转向。道家之"道"出现了从形上超越性向世俗性、功利性的转进;儒家之"道"逐渐由推阐王道转变为渐次强调权、时、术;黄老帛书之"道"则日渐重视"德""法"等次级概念,开始彰显对社会制度与政治治理方面的价值诉求。诸子之学在先秦时期所发生的这种重大转向与变化影响了秦汉及其以后思想文化的发展。

连珠源于先秦子书考

关于连珠的起源,历来意见不一。事实上,连珠所具有的文体特征在先秦子书中已见端倪。论说推理的理论不但在先秦子书中已经成熟,一些论说片断在形体特征上与连珠也极为相似,这种现象正说明了连珠源于以论说为特征的先秦子书。韩非子的内、外《储说》中,类似连珠的论说相对集中,则直接启发了扬雄有意作连珠的尝试。

先秦诸子哲学对宗教传统的继承与转化

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着重指出了人类精神的觉醒是在希腊、印度和中国这三个地区同时发生的。由于这种觉醒,三个地区的文化以精神自由的原则取代了古代文明的实体性原则,形成了哲学的突破。先秦诸子哲学与希腊、印度哲学起源于宗教的情况相同,都是一种源与流的关系。不同之处在于:希腊哲学重在求知,印度哲学重在人的精神的解脱,而诸子哲学的核心问题则是在天命秩序瓦解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寻求失去的"道"。

探索前期中国的精神和观念——“新子学”刍议

论文分别从诸子普遍性的"道"的观念、儒学之经学与子学关系的重新审视以及庄子学的个案等不同角度重新探赜诸子学与现时代的内在关联。孙少华认为,中国文化精神之所以历经几千年而绵延不绝,主要是中国古代哲人学说中蕴含着对宇宙、人生、社会的普遍性认知,可以为不同时代提供相同或相近的思想指导。就诸子所提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道"而言,这应该是共通的,是历代都需要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适应历史发展和社会需求的"新传统",并建立"新经典"。刘思禾认为,子学是"国际"竞争与时代转型的产物,诸子学派的发展与诸侯的支撑密切相关,都涉及政治秩序和思想秩序的高度统一。可以把春秋战国直至隋唐称为早期中国,把唐宋之后称作晚期中国。前者可以说是中国思想的自身发展时期,其基本冲突主要集中在经子之间,经学和子学共享着基本的共识,其区别于晚期者在于以社会控制为思考面向,注重公共秩序。而中国晚期思想的根本在于本土与外来的对抗,所以宋儒的正统—异端意识特别强烈。随着中国意识的觉醒,诸子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的观念逐渐生长。在现代学术语境下,诸子学是有第四期发展空间的。孙以昭认为,"新子学"的"新",应该是全方位的"新",而不是某一方面的"新"。也就是说,要做到"三新一全":观念新、视角新、方法新、数据全。它涉及传统选题的深化与突破、传统方法的改善与突破、传统观念的更新与突破。写出新的子学著作同样极为重要,我们既需要传统的校勘注疏大家,也需要更为全面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史专家。

“新子学”与跨学科、多学科学术研究

论文分别从诸子普遍性的"道"的观念、儒学之经学与子学关系的重新审视以及庄子学的个案等不同角度重新探赜诸子学与现时代的内在关联。孙少华认为,中国文化精神之所以历经几千年而绵延不绝,主要是中国古代哲人学说中蕴含着对宇宙、人生、社会的普遍性认知,可以为不同时代提供相同或相近的思想指导。就诸子所提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道"而言,这应该是共通的,是历代都需要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适应历史发展和社会需求的"新传统",并建立"新经典"。刘思禾认为,子学是"国际"竞争与时代转型的产物,诸子学派的发展与诸侯的支撑密切相关,都涉及政治秩序和思想秩序的高度统一。可以把春秋战国直至隋唐称为早期中国,把唐宋之后称作晚期中国。前者可以说是中国思想的自身发展时期,其基本冲突主要集中在经子之间,经学和子学共享着基本的共识,其区别于晚期者在于以社会控制为思考面向,注重公共秩序。而中国晚期思想的根本在于本土与外来的对抗,所以宋儒的正统—异端意识特别强烈。随着中国意识的觉醒,诸子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的观念逐渐生长。在现代学术语境下,诸子学是有第四期发展空间的。孙以昭认为,"新子学"的"新",应该是全方位的"新",而不是某一方面的"新"。也就是说,要做到"三新一全":观念新、视角新、方法新、数据全。它涉及传统选题的深化与突破、传统方法的改善与突破、传统观念的更新与突破。写出新的子学著作同样极为重要,我们既需要传统的校勘注疏大家,也需要更为全面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史专家。

中国先秦时期的“哲学突破”及其文化精神

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先秦时期,发生了两次大的"哲学突破"。经由这两次承前启后的"哲学突破",逐渐形成了以疑天惟人、因革变易、德刑相合、保民惠民为主要内涵的中国文化精神,这一文化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之魂和赖以生存发展的不竭精神动力。

先秦时期小说观念刍论

先秦时期的庄子、荀子等人都有关于"小说"或"小家珍说"的论述,这些言论所针对的虽还不是文体意义上的小说,但却是后世小说观念的源头,故梳理它们的所指及其所暗含的态度是非常必要的。在相关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庄子所谓的小说是指与大道相同的小道,所指向的是道家之外的其他家学说,也就是认为包括儒家在内的其他各家学说均是小说;而子夏、荀子等儒家诸子则认为除儒家学说之外的其他派别都是"小道"、"小家珍说"、"邪说"或"异说"。可见,先秦诸子在论及小说时都指向的是自己所信奉的学说之外的其他各家学说。故先秦时期所谓的小说,是在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所形成的,是各家互相批判和攻击时所用的、带有鄙夷色彩的一种说法。

乾嘉时期经子关系之转向

中国古代经学家宣称"经为常道",与此相对的诸子学则为"异端"。乾嘉时期,这种观念发生了转变。乾嘉学者从道体的开放、经书系统的重建和经与子之道器名分的转变等方面,扭转了经子关系。他们不仅肯定了诸子之道的合法性,要为"异端"正名,甚至把子书升格为经书,尝试整合经学与子学。这拓展和丰富了乾嘉义理学的范围,也开启了晚清诸子学复兴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