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旌表制度溯源

旌表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维持社会风教的重大动力之一,其源头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先秦时期"旌"、"表"二字字义的发展为"旌表"一词的构成奠定了基础,而且于先秦时期的史籍中即能觅得此词的最早影踪;先秦时期一些表彰的内容和方式,堪称后世旌表制度的典范;先秦是旌表制度的萌芽时期,此时的旌表带有原始性和弱势的一面,又具有开创性和典型性的特征。

先秦成人礼的历史教育意义及现代价值

先秦时期的成人礼,不仅是一种成人仪式,也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模式。作为仪式,先秦成人礼有规范、细致的礼仪程序;作为教育模式,先秦成人礼又有着独特的历史教育意义,成为先秦时期少年教育的基本目标和教育导向,其中许多教育经验在当代依然具有宝贵的价值,可为我们的青少年教育提供借鉴。

明末至清前期“子学”比附“西学”的境遇和意义

利用传统学术资源,与西学知识进行"比附",论证"中西相通"或"西学中源",是明末清初以来中国思想界认识西学的重要途径。以先秦诸子为核心的"子学"从一开始便充当了"申西比附"的依据和资料来源。士人通过"以子证西",一方面认识了部分西学知识,维护了对"中学"的自信和坚守,但另一方面也因此阻碍了对西学的学习和利用。

先秦水灾概说

水灾、旱灾和虫灾并称为威胁古代农业的三大自然灾害。先秦时期,水灾频仍,其基本特点是:龙山文化晚期、商代中期和春秋时期为水灾相对高发时期,多发生在农历的5、6、7月;水灾主要分布在河流沿岸和平原低洼地带;先秦时期黄河泛滥与迁徙危害性较大;春秋以降兼并战争加剧了水灾的发生。

先秦时期我国水井作用探析

水井是我国古代治水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先秦社会发展中居重要作用。以先秦水井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和文化学等多学科知识,初步研究先秦时期我国水井在生活、生产和民俗军事方面的作用,以期拓宽先秦水利史的研究领域。

先秦两汉时期肿瘤相关中医理论成就鉴析

先秦至两汉时期,肿瘤中医相关理论在中医药基础理论的发展框架内形成了四诊合参,初具规模;系列辨证,隐然可见;多样疗法,外治为主;转移理论,崭露头角等四个方面的主要成就,对后世肿瘤中医相关辨证论治及转移理论体系的形成具有深厚影响,为肿瘤中医相关理论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先秦时期长安体育项目特征研究

采用历史学、考古学、文献资料等方法对先秦时期长安各类体育运动项目进行复原,并对长安先秦时期的最有代表性、最能体现时代特点的体育项目进行归类,挖掘体育项目发展规律和特点。旨在探索长安体育历史、构建完整的长安体育文化研究体系提供理论基础。

先秦儒家学说中“抗拒证伪”因子对信仰危机的化解

先秦时期,儒家的政治实践与教化实践都遭遇了挫折,但仍能保持"显学"的地位,并未出现严重的信仰危机。这是因为其以宣讲成圣成贤世俗福音的方式,与民众"战乱中寻求庇护的心理"相契合,以历史的讲述作为工具消除了民众对儒家学说可能产生疑虑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都起着"抗拒证伪"的作用。最后,在与历史类比思维相合的同时,强化了抗拒证伪的效果,从而消除了其可能遇到的信仰危机。然而,对信仰危机的消除也阻碍了儒者对其学说自身的反思与改进。这是儒家学说在先秦始终未能在政治上有进一步建树的原因之一。

先秦农业生态观探析

论述了先秦时期我国农业生态观的基本内涵,以期拓宽中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领域。

先秦时期的玉质下颌托

本文通过梳理黄河流域和江汉地区出土的先秦玉质下颌托的基本特征及其时空分布状态,探讨了先秦下颌托的文化来源。此外,从使用方式、使用意图等角度分析了玉质下颌托的文化内涵。

“類”与“禷”祭

《诗经》、《尚书》、《周礼》、《礼记》等经籍提到的“禷”祭(又作“類”祭),是上古中国一项有着深厚民俗文化背景和深远历史影响的祭仪。不幸其礼早亡,汉儒已经难究其详。影响及今的《尚书》古文家说和郑玄《礼记》注等,将“禷”祭解为祭天之礼。但根据经籍中的记载来看,“禷”祭指的是当国有大事时,向上帝或社稷宗庙祈福禳灾的一种“祷祈”仪式,与祭天之礼并不是一回事。据《说文解字》等书,“類”字本义是一种犬,可能是白犬。“禷”祭应是指特以“類”为牺牲的祭仪。《山海经》等说“類”具有“自为牝牡”的神奇特性,这与该书所记“白犬有牝牡,是生犬戎”的传说非常相似。在先秦文献中,“類”字常用来指出自同一祖先的子孙后代。这些材料表明“類”与古代中国某些族群的祖先神话有着密切的关系。“禷”祭之形成,正植根于此种观念之上。“禷”祭当属于曾广为流行于上古中国北方地区的犬祭礼俗中某种特定的类型,它的消亡可能与周人颇具理性色彩的的礼制改革有关。

“向死而生”:先秦儒道哲学立论方式辨正——兼与海德格尔的“为死而在”比较

以孔子、庄子为代表的先秦儒道哲学的立论方式是"向死而生",即面对鬼神的不可靠、不可知,在实用理性的观照下,以彻底的悲剧意识为动力,建立起超越生死的哲学体系。"未知生,焉知死",将鬼神、死亡等只能在理论上悬置的问题在践行中加以解决,斩断了鬼神、死亡与人的价值建立之间的联系;"朝闻道,夕死可矣"将人的全部价值限定于"闻道",从而超越了死亡;"不怨天,不尤人",剪除了外在因素,建立起人的自足性;"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把人的目的最终着落在虚灵的"天命"上;"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是面对人的有限性建立起的审美人生。这些都是在"哲学突破"时期先秦思想面对理性的限度时做出的"向死而生"的转向,与海德格尔的"为死而在"形成鲜明的对比。

从现代语义三角理论看先秦与古希腊名实论的异同

语义三角理论是现代语言哲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它的出现彻底结束了两千年来的"名实"之争。本文参证现代语义三角理论,探讨先秦和古希腊名实论的异同,尝试剖析中西古人对语言符号性的各自认识程度。

先秦儒家“信”的思想刍析——从法制文明视角展开

儒家思想将仁、义、礼、智、信视为人的天性,孔子、孟子、荀子等都重视对"信"的思想的阐释。信即诚信,执政者信守诺言,具体有守信之信、等级之信、人伦之信、宽仁政之信、交易之信等。儒家信的思想本质上为仁义礼制服务,依附于伦理思想,反映在法律上就是不嗜杀人、同罪异罚非刑也、宽猛相济、无讼思想、反对不教而诛、父子相隐、君臣相隐等。但是,儒学者在阐释信的思想时突出了精神信念对人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含有唯心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