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视角:先秦天人范畴的形成

先秦时期,天人范畴伴随着人的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发生发展而形成。原始社会早期人神杂糅,人与万物浑然一体,天人不分,天与人的观念自然无法产生;原始社会末期至夏朝,人对神灵、自然都有了初步的认识,天人初步分离,人的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开始建立,这为天人范畴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殷人率民以事神,以各种方式与手段沟通神灵,无比虔诚地祭祀上帝、自然神、祖先神;殷人对上帝神灵的虔诚既有迷信的成分,又包含着探索外在世界的积极态度,殷人的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殷周之际至西周时期,周人将天、天命与政权的合法性紧密结合起来,认为纯正的道德是获得天命的必要条件;同时,周人认为“德”亦是人的本质规定性,并通过礼乐制度将道德熔铸于人的行为之中。至此,天与人的内涵有了明确的规定性,天人范畴因此而定型,成为塑造中国古代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的基本形态与发展方向的核心范畴。

淳化县枣树沟脑遗址调查发掘的主要收获

枣树沟脑遗址位于陕西淳化县境内,地处古豳地的东部边缘。首次全面调查及考古发掘资料显示,枣树沟脑遗址不仅规模较大,文化内涵丰富而复杂,且先周时期文化遗存特征鲜明,三足瓮等文化遗物明显具有陕北一带的因素。进而揭示出古豳地区先周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对于相关学术问题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后稷孕生与周人的祖先崇拜及后世观念的变异

《诗·大雅·生民》是周人追述始祖后稷的一篇传略 ,世述后稷的故事皆源于此。由于对《生民》某些字句的理解不同 ,而时代观念的变化也影响着对《生民》的理解 ,所以在解释《生民》和撰写后稷史传时就产生了诸多分歧 ,特别是关于姜怀孕、生育后稷的过程 ,形成了多种不同的说法 ,这些分歧也反映了周人及后世思想文化、社会道德等观念上的变化和差异 ,也反映了姜后稷时代的婚姻形态、部族民俗的某些特征。

先秦民族史观钩沉--兼论周朝“夷夏”之辨

如何看待先秦时期尤其是周朝时期的民族,我们固然可以借鉴西方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吸收以“文化”判别“民族”这一观点,亦即通过后天的文化因素(如共同的语言文字、共同的社会生活、共同的礼制风俗、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民族意识等)来判别民族。除此主观标准之外,实则不可忽视一个客观标准,即先天的生理因素是鉴定民族的客观标准,如生理特征(遗传特征)、血缘关系(包括祖先传说与世系追记)等。对蛮夷戎狄的民族偏见与民族歧视是周朝“夷夏观”的主体内容,而“以夏变夷”则是其主流导向,这是周朝“夷夏之辨”的要义所在。

先周历史与《牛郎织女》传说的起源

《牛郎织女》的两主人公分别来自周人和秦人的祖先,是我国从史前直至近代农业经济社会中男耕女织家庭的集中反映。牛女传说具有突出的反封建性,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对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和对爱情的无限忠贞。《山海经.海内经》、《山海经.大荒西经》、《山海经.大荒北经》都有周祖叔均突出贡献的记载,《诗经》、《史记.周本纪》中更有祭祀周田祖和先周历史的详细描述。周祖叔均发明了牛耕,是周民族历史上杰出的首领,也成了周民族的田祖。甘肃庆阳地区属于古代文献中所说的豳地的范围之中,是周人的发祥地和早期活动地区。《诗经.小雅》中的《甫田》、《大田》是周人祭祀田祖叔均的诗篇,表现了周人对远古先祖的缅怀与崇敬。叔均应名"均","叔"是辈份的排序,不是周祖的长子,应有哥哥,这与牵牛(牛郎)有哥哥的情节相合。分析民国时期不同地区流传的六个主要采录本,再结合古代诗、词、赋、小说和戏曲来看,牛女故事也是最早流传于北方,应产生于西北。

“商—周考古界标”平议

考古学上的先周期和西周初期这两个陶器群所代表的年代,在武王克商前后是交错 重叠的。徐良高说武王克商后丰镐地区商文化因素突增不符合实际。因此,把97SCMT1西周初 期地层叠压先周期灰坑的地层关系称为“商—周考古界标”是不科学的。碳十四测年方面的专 家,听信“商—周考古界标”的错误主张而获得的克商年代范围,可信度受到影响。夏商周断代 工程把由此获得的克商年代范围作为推定武王克商年的出发点,是很大的失误。

《豳风·七月》与北豳先周农耕文化

《诗经·豳风·七月》对于北豳先周农耕文化的写真性描写,反映了北豳先周农耕文化与义渠戎狩猎文化的融合,以及北豳先周农耕文化表现出的农耕林果结合、农耕畜牧结合、农耕狩猎结合的鲜明特色,对于今天庆阳地区一带建设农耕种植、林果栽植、畜牧养殖、加工增值四位一体的综合农业平台,进一步恢复生态农业,打造品牌农业,开发加工农业,发展科技农业,都有着积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敦煌氾氏家传》与先周世系

先周世系,尤其是后稷、不窋的父子世系,自司马迁以降,争讼不清。争讼的焦点,围绕《史记》形成"世后稷""夏之衰""失代数"三个中心问题。敦煌遗书S.1889《敦煌氾氏家传》的重见天日,为解决这一争讼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敦煌氾氏家传》大致为前凉或隋唐初期作品,在时间上比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都还要早一些,因而更具价值。通过传世文献、敦煌文献考察,认为虽然西周早期可能存在一定的代数阙失,但代数的阙失与后稷、不窋父子世系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后稷、不窋之间的父子世系可信性较强,《史记》"后稷卒,子不窋"的说法仍然可靠。

《周礼》中版图文书制度与人口、土地资源管理探析

在我国周代的版图文书中,包含了大量的人口、土地资源管理方面的信息。通过《周礼》中版图文书制度研究这一视角,展示了奴隶制社会周代人口、土地资源管理状况的一个侧面,为完善先秦文书制度的研究、为补充先秦人口、土地资料管理的研究提供一点信息。

《豳风·七月》——北豳遗诗与北豳先周文化的渊源

《豳风.七月》作为我国最早的农业史诗,与北豳先周文化有密切的关联。从史志、民俗、文化遗存及《七月》的史诗特征、《七月》的历法、农耕文化与狩猎文化的交融诸方面推证,可得两个结论:1、《七月》产生的地域在豳地之北豳;2、《七月》产生的时代当在公刘南迁之前、周先祖三代(不窋、鞠陶、公刘)居北豳之时。

前老子时期“道”语词的发展及哲学准备

文章在于考察老子同时代以及之前“道”这一语词及其概念的发生与发展,考察它的原始义以及后来的各个衍生义,由此把握道从日常语词发展为哲学概念的完整过程。其具体包括：(1)“道”包括道路、引导在内的原始含义；以及由此衍生出的(2)方法义；(3)社会法则义；(4)道德义；(5)自然法则义；(6)更为普遍的规律或法则义；(7)由原始而发展的言说义等内容。通过这些内容的考察有助于我们了解老子之前或同时,关于道的语词内涵发展所已到达的进度,了解老子“道”的哲学的概念准备,了解前人为老子哲学所奠定的观念甚至是思想基础,并了解前老子之道与老子之道的内在连接。完全有理由这样说,老子的道并不是无中生有、凭空产生的。是前老子时代关于道的丰富理解或认识构成了老子“道”的哲学的坚实概念与思想基础。老子所要做的是在此基础上向着抽象与系统高度的辉煌一跃。

先周时期河北文化刍议

大量的考古学和文献学研究发现,从张家口的桑干河流域,经燕山南北、太行山东麓的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徐水南庄头,到邯郸武安县磁山村,河北地域最晚自旧石器时代起就是人类的理想居所;炎帝、黄帝、尧、舜、禹乃至早期的商族,先周时期的各代各族河北居民创造了发达而连续的本土文化,直接塑造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

先秦的君子威仪与“周文”之关系

威仪是先秦贵族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的人格状态,其着眼点在于区分君臣之名分,内容则不止于仪容举止和精神面貌一面,还包括君子的德政行为。因而在西周至春秋时期,威仪作为一种政治礼仪形式,成为"周文"的外在呈现方式。周人正是通过对君子威仪的观察,来反思"周文"所蕴含的价值系统,以实现其在政治文化中的实际效用。

简论周公思想及其对先秦儒家的影响

周公作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位先哲 ,其思想确有独到之处 ,概要言之 ,即是顺天应时、适宜兴替的变革思想 ;借鉴历史、推陈出新的创造思想 ;深谋远虑、防患未然的忧患思想 ;一统天下、井然有序的管理思想 ;公而忘私、身体力行的楷模思想。这些思想不但在殷周社会转型之际发挥了积极作用 ,并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先秦思想总结视域下的周公形象——论《吕氏春秋》对周公的评论

《吕氏春秋》是吕不韦招集宾客而编写的著作,也是混杂综合学风的代表。其“贵公”篇继承先秦“公天下”思想,把周公当作“公天下”的典范,对其推崇备至;“当染”篇与《墨子·所染》篇相同,称赞周公对武王王业起重要作用,应是武王的导师;“尊师”篇进一步确定周公是武王之师;“古乐”篇说周公创作《诗》及歌舞,是音乐家、舞蹈家;“观世”篇说周公提出“惟贤者必与贤于己者处”说,意要在德行、学问上不断提升,就要跟比自己高明贤能的相处,向他们学习;“重言”篇称赞周公善于言说,重视天子言行一致及其作用;“精谕”篇进一步指出周公极善于言听,以无言处明其意;“长利”篇说周公不选地势险阻之地为封国,“公天下”有其深谋远虑。

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源流探析

中华民族传统武术文化内容无比丰富,体系博大精深。从时间上看,其源上溯殷周,其流囊括自春秋后各历史时期的武术文化成果;从地域上看,凡古先民生活之地都与武术产生与发展有密切关系,可谓源远流长。武术的产生及发展过程,按时间顺序可以分为殷周时期、先秦时期、汉唐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这五个时期互相衔接,清晰地描绘出武术文化发展的脉络,从脉络中显示出武术发展的规律。在今天,要继承与发扬武术文化必须尊重这一规律。

孔子德治思想与先周文明的联系

周先祖不窋在夏后启开启家天下体制后,亡命戎狄,在戎狄之间,继续贯彻五帝之德,树立以德治为核心的先周文化价值体系,而此价值体系,为周文明所继承。清华简《保训》的发现,证明周领导人把德治问题看作是统领天下的生命线。孔子站在更高的文化视野,对周文化进行了重新阐释,并由此形成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价值观。

先周族的迁徙路径与文学书写

先周族的迁徙史巫史交织,史事中有缘饰巫风,传说中有史实素地。先周族起源地的学术史梳理重在由探寻“邰”的地望,扩展到先周族在泾渭之间活动范围的圈定。从诗性逻辑看,先周十五王“失其代数”是带有选择性的历史记忆,“弥补代数”则是后世在接受中不断重构的历史。在周族血缘祖先不窋前史模糊时,迁徙地便成为记忆的线索,不断徘徊在族群记忆中的空间场域,成为了先周族迁徙路上不断复现的精神密码。在族群迁徙史上的祖先伟迹、地理印迹都熔铸在族群的文化记忆里,带有群体身份认同的色彩。诗、史书写中选择性的话语权主导着记忆的走向,这可以看作西周政治话语权抟铸而成的文化语境下的文化共同体书写,即虚实参杂的叙事逻辑,恍惚无征的话语表象背后,一统的观念与思维模式调控了先周族书写的“宏大叙事”,而民间叙事文本与地方性知识生产的缺席,使先周族的“宏大叙事”成为可能。

先周语用与《诗经》诗体的形成

早期诗是言,可歌,可协舞配乐。殷商时代,诗乐舞歌同名一体,亦即一体四式或言一体四用。到西周,周公制礼作乐;虽为礼用,但多用在祭祀场合。礼崩乐坏之后的抒情诗重新出现,实际上是在新的平面上回归本旨,不是文学自觉的开始。诗的主要表现技术或者说特征如比兴与时空,出自象数技术;押韵,来源汉字特点和表达需要,在盟誓、诰命中常用;整齐四言,取决于金石节奏掌握;章节建构,出自赓歌习俗和容量的需要,也与巫风盛行有关。雅诗是西周创造,诗是长期的先周语用的结果,不是一时一地的发明。

论先秦古籍翻译中文本与传注译文内容同质化的问题——以《周易》及其林理璋英译为例

中国先秦古籍多有传注传世,古籍文本和传注之间是单向的注解关系。文字的差异、时代的不同、意图的区别,使二者的理论概念系统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因后人对古籍文本的理解多据其传注,在将某古籍本文和传注译为外语时,这种差异往往有被弱化的现象。本文主要以《易经》及其英译本为例,采用理论分析、文本比较、例证分析等研究方法,探讨古籍文本和传注翻译中原有思想内容差异的弱化问题及其解决思路。对林理璋《易经》文本译文和《易传》及传注译文的比较分析表明,二者之间存在思想层面的同质化,对《易经》文本的文献价值在译文中的保持产生了不利影响。基于当今古籍研究的进展,文本的翻译应与传注翻译拉开一定距离,适当再现原有差异,这应是今日古籍外译一个新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