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民事诉讼律师调查令制度建设存在的若干问题探讨

我国法院经过不断探索,建立了律师调查令制度。目前,律师调查令制度存在着需要进一步完善的若干问题。律师持令调查行为的性质、调查令申请条件、听取证据持有人意见、调查令跨省适用等若干方面均有必要进一步厘清或改进。关于律师持令调查行为的性质,需要在“公的性质”基础上,从证据持有人维护司法秩序义务之角度加以审视。调查令的申请条件有必要取消“因客观原因无法自行调查收集证据”的规定,避免制度上的逻辑性矛盾。应当建立听取证据持有人意见的程序,维护证据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律师调查令制度应当允许跨省适用,提高律师证据调查收集的效率与实效性。

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案件适用一并审理行民争议制度研究——兼评三起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引发的行政诉讼案

行政诉讼一并审理民事争议制度自建立并实施以来未能得到有效适用,特别是在涉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的行政诉讼中能否适用该制度,一直存在争议。本文以三起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的行政案件为视角,对一并审理专利侵权民事争议的制度构建,从适用要件、例外情形、裁判形式,以及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之诉的受理要件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期为该制度的适用和完善提供更为有益的思路。尤其是在涉专利行政裁决的行政诉讼中,积极推动一并审理行民争议制度的发展,符合实质性化解矛盾的司法审判导向,有助于防止程序空转,提高审判效率。

论环境案件中赔偿影响量刑的实证检视及其规范路径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确立积极履行赔偿责任能对量刑产生影响,回归理论,其是基于刑民一体化思维下对环境法益的确立、特殊预防理论的指引、民刑共治犯罪治理模式的选择,以及“环境有价、损害担责”原则与恢复性治理模式的有机融合。通过对1528份污染环境案件刑事判决书的实证研究发现,赔偿作为量刑情节的适用空间不足,应对其进行规范约束,赔偿本身的认定与其他金钱类责任容易混淆,赔偿的支付对象不确定及款项用途不明朗。鉴此,应将先刑后民与先民后刑的审理模式相结合,完善赔偿影响量刑的标准,赔偿的认定优先于其他金钱类责任,确立环境公益基金制度,以期进一步规范环境案件赔偿作为量刑要素的适用。

反思与重构:破产程序中民刑协同模式的选择

破产程序中民刑交叉问题的处理一直以来都是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一大难题。通过统计2020—2022年非法集资破产案件法院裁判的相关理由,发现当前我国还没有关于非法集资破产案件刑事程序与破产程序如何衔接的统一规定,以致司法实践中出现同案不同判、刑事受害人损失与破产债权人债权清偿范围计算结果差距较大、刑事退赔“空判”现象发生等问题。因此主张适用“民刑协同”模式:即除在特定条件下适用“先刑后民”外,应当民刑程序共同推进,并优先适用破产法统一清偿,通过平衡犯罪受害人与破产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加强司法管辖机关之间的沟通协调等,妥善解决破产程序中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与实体问题。

论被追诉人逃匿后刑民交叉案件先民后刑处理方式

被追诉人逃匿后,我国现行刑事追缴制度及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均无法及时、有效地弥补刑民交叉案件中被害人的物质损失。为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保障刑民交叉案件中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在被追诉人逃匿情形下,我国公安司法机关应允许被害人就其未得以退赔的物质损失,向管辖法院先行提起民事侵权诉讼。为保障刑民交叉案件先民后刑处理方式得以顺利开展,我国应立法肯定提出财产保全申请的被害人对保全财产的优先受偿权,并赋予被害人不服民事诉讼中止裁定的上诉权。

家事程序立法的德系演变与中国选择

我国家事审判改革提出“家事诉讼特别程序”的立法命题作为远景目标,2021年《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与继承编的实施提出更加迫切的家事程序专门立法需求,欲加速推动其立法进程需要先确定立法模式和体例。德国家事程序原采“民事与家事程序合一立法模式”而行“家事诉讼与非讼二元分化体例”,2009年转采“家事程序单行立法模式”并创制“非讼化之一元统合体例”。它主导了现代家事程序立法的模式转向,间接促成日本“分立文本下之二元分化体例”的缔造,直接引领我国台湾地区“统一文本下之二元分化体例”的诞生,最终塑成三种家事程序单行立法体例的鼎立格局,可概称为家事程序立法的“德系”演变。我国未来,应当立足于现代家事程序立法模式的转向趋势,选择“家事程序单行立法模式”,采行“统一文本下之二元分化体例”。

论前诉民事裁判已决事实对后诉刑事裁判的预决效力

对于前诉裁判中已决事实的预决效力应由后诉所适用的法律或司法解释来确定,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缺乏相关规范。既判力理论或争点排除效理论与已有规范相冲突,无法实现对预决效力性质的准确判定。依据现行法律规范,预决效力是一种事实证明效。在先民后刑诉讼中,影响民事裁判已决事实预决效力的因素主要包括证明标准的差异、推定方法的运用及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范围等。以事实证明效为语境,以影响预决效力的三个因素为内容,结合民事诉讼普通程序和特别程序的特点,构建出具体的民事裁判已决事实在刑事诉讼中预决效力规范。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解与适用——以一起强制猥亵案为分析样本

随着民事权利的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民事立法中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也日益完善,但我国刑事法律却拒斥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存在。为有效解决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文章以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强制猥亵案为切入口,对二审法院判决撤销一审法院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做法提出质疑,继而从历史渊源、制度惯性、思想观念等三个方面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拒斥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就积极构建和持续扩张“一般不予受理”的例外情况进行路径探索。

实然与应然:民事债权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问题之检视

为解决行政诉讼中原告“利害关系”的判断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借助保护规范理论确定主观公权利的状态,却因法律概念的不确定性饱受诟病。由于基础性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并无争议,民事债权人权利的保护有且只有通过行政救济来实现。行政场域下,原告资格的认定属于合法性审查阶段的实质性判断,理应重视相关条款的消极功能,以避免当事人滥用诉权。实际上,民事债权人原告资格的判断可以从“利害关系”一般条款之法理出发,站在“信赖利益”“期待利益”的角度,考虑对行政机关的注意义务作出具体化、类型化的处理。

被性侵未成年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实证研究

未成年人被性侵的案件近年来呈现了上升趋势,其给涉案的被性侵的未成年人所带来的不仅是身体上的伤害,精神伤害大于同类案件中的成年人,而且是可持续性的。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虽然受害未成年人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获得精神损害赔偿,但实践中法院鲜有支持,即使支持,数额也低于民法侵权上的同类赔偿,不足以抚平伤害,也不能起到对犯罪分子的惩罚。鉴于此,我国应当对此类案件建立特殊的规则,增设惩罚性精神损害赔偿,民刑赔偿共存。

民事诉讼简易程序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民事诉讼简易程序属于一种单独的第一审诉讼专门程序,它多用于处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简单民事案件,具有高效、简便的明显优点,在处理日趋繁重的民事案件中起到了无可取代的效果。在我国,建立简易程序对于减少诉讼延误、节省司法资源、保障当事人的正当权益等,有着重大的程序价值。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简易程序的适用仍然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必须对简易程序的法律规定进行完善,明确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尊重和保障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对简易程序适用过程中的问题进行完善。

刑法第64条涉案财物处理措施的体系性解读

我国刑法第64条内部逻辑关系混乱,并存在与刑法相关条款、刑事诉讼法中有关附带民事诉讼、“没收违法所得程序”等规定的外部协调问题。“追缴”是“返还”“没收”的或然型前置性程序措施,适用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物不在案的情形;“责令退赔”具有实体处分性,包含退还替代物和以犯罪分子的合法财产赔偿损失等两层含义,适用于涉案财物因事实或法律原因无法追缴的情况;“返还”与“没收”都是对涉案财物的最终实体处分;“上缴”是对“没收的违禁品、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以及不需要返还被害人部分的违法所得”进行最终转移的程序性措施。只有充分把握其中的逻辑关系,才能在文义与功能层面协调涉案财物处置与刑法相关条款以及刑事诉讼法中有关程序的关系。

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

检察机关为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提起民事诉讼的制度为当代大部分国家所拥有。我国目前并无此制。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不断受到侵害的现实说明在我国建立这一制度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

质疑与废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其产生之初,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已经不适合当前的现实。现实中,该制度矛盾重重,包括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矛盾,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普通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矛盾,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内部的矛盾。同时,国外以刑、民分诉为主流和方向。因此,对该制度应该予以废除。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研究

文章采用比较的方法 ,通过对国外有关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立法规定的研究 ,从诉讼法理的角度 ,对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范围、方式 ;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 ,以及可否对检察机关进行反诉。

就业歧视救济路径探析

就业歧视问题在中国现阶段的劳动者市场中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歧视形式可谓五花八门,相当比例的劳动者遭受过就业歧视,但寻求救济者则甚微。对就业歧视救济路径的反思揭示出,看似多元的现行救济体制,对于劳动者来说是一种成本高昂但收效甚微的奢侈的"义气之争",令绝大多数受歧视者望而却步。因此,建构以行政救济为主导的低成本、高效率的救济制度格局是完善平等就业制度,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的一种可行性选择。

中日民事诉讼费用制度比较研究

我国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实现程序经济,降低诉讼成本,减轻当事人负担。作为关系到民事司法改革进程的重要制度,诉讼费用制度的完善与变革已经被各国提上议程。本文遂就中日两国民事诉讼费用构成、性质以及负担等问题进行比较,以剖析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费用制度的缺陷,并确立其改革的方向。

“先刑后民”原则的实践困境及其理论破解

“先刑后民”原则在我国现实司法中遭遇实践困境,进而在学理上遭到普遍的合理性质疑。为此,需要澄清几个观念上的误区:一则“先刑后民”原则在内涵上包括位阶上和位序上的优先性,二则并非我国所独有,而是一项具有普适性的司法原则;三则“先刑后民”原则的价值基础并非旨在彰显“公权优先”的价值理念,而是重在刑、民程序冲突的理性解决。同时,还应当在制度层面上加强对刑事被害人民事权利的保障:一是以程序选择权为基础改造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二是加强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程序之间的衔接适用;三是积极构建滥用程序的制裁机制,防止当事人恶意启动程序。

传统中国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与实现路径:“息讼”与“教化”

中国古代有关"户婚田土钱债"的民事纷争被称为"细事",但因其关系到百姓的切身利益,在民事诉讼中地方官员对这些纷争仍然十分重视。科举考试的科目设置使得官员"入仕"前主要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这对其在民事诉讼中追求"中和"、"无讼"的理想价值取向有重要影响。"息讼"的思想根基来源于儒家的"中和"、"无讼"理念,同时也是官员为了减少讼累的现实需要。在传统民事诉讼中,地方官员在调停或判决的过程中都会自觉地用教化的方式追求"息讼"的实现。

电子审务的架构与程式——基于民事诉讼程序的研究

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对各个领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民事诉讼活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运用网络技术,但需要对适用的范围加以界定。电子审务对于降低诉讼成本,更好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都具有一定的意义。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该顺应这一潮流,在立法上保留一定的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