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spection and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A tripartite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rbon neutrality

Since the carbon neutrality target was proposed,many countries have been facing severe challenges to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sustainably.This study is conducted using a tripartite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cent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spection(CEPI)on driving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and to study what factors influence the strategic choices of each party and how they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The research results suggest that local governments an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would choose strategies that are beneficial to carbon reduction when CEPI increases.When the initial willingness of all parties increases 20%,50%—80%,the time spent for the whole system to achieve stability decreases from 100%,60%—30%.The evolutionary result of“thorough inspection,regulation implementation,low-carbon management”is the best strategy for the tripartite evolutionary game.Moreover,the smaller the cost and the larger the benefit,the greater the likelihood of the three-party game stability strategy appears.This study has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promot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by environmental policy.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创新偏好与区域创新能力

本文基于2007-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系统GMM模型实证分析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表明:财政分权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能力,以地方政府创新偏好为中介变量,财政分权能通过促进地方政府创新偏好,进而正向影响区域创新能力。分地区考察发现,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性。在东中部地区,财政分权会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能力;在西部地区,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能力的关系并不显著。

数字赋能下中央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演化博弈研究

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和数字智慧发展使得实现政府环境治理现代化这一现实目标成为可能。论文立足于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方式智能化和治理结果高效化目标,利用演化博弈模型和MATLAB仿真动态分析,引导环境治理向精细化、合作化、科学化的现代治理模式转型。研究表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环境收益及政治好评、治理失能下政府公信力损失、惩罚性收入、政府奖励支出等要素积极作用于政府决策行为中。当中央政府选择严格监管策略时,环境治理效益提升,监督成本下降,有助于刺激中央政府加强数字监管;当地方政府的公信力损失成本增加、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监督效果得到提高时,地方政府选择积极配合。可见,研究借助演化博弈理论分析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态演化过程及均衡点,推导出政府决策最优情景,为政府探索现代化环境治理路径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数据参考。

明清之际川藏道的兴起及在中央和西藏地方中的连接作用

明清之际,川藏道逐渐兴起,并成为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的重要连接纽带。除了中央政府的主动开拓,西藏地方也参与到了整个进程之中。自明中后期开始,大量藏族僧俗人员自川藏道前往内地朝贡,并将巨额茶叶、布匹、金银等物资带回西藏,这是“汉藏金桥”兴起的重要背景。当康区的白利土司阻断了川藏道时,以五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支持蒙古首领固始汗,攻灭了白利。清初,西藏地方与内地在川藏道东端打箭炉广泛开展贸易活动。康熙三十九年(1700)“西炉之役”与五十九年(1720)清军进藏驱逐准噶尔后,川藏道沿线多数地区逐渐纳入四川省管辖,清朝为保障道路畅通,以巨额茶叶与白银对西藏地方进行经济补贴。由川藏道的兴起及中央与西藏地方的互动,可以深刻理解该道成为双方连接纽带的原因,以及西藏地方牢固纳入中原政治体系的内在逻辑。

央地关系与债务:以空间政治经济学看高质量发展

央地关系改革是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关键。防范化解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短期内应该强化财政纪律和打破中央对地方政府债务的隐性担保(“软预算约束”),长期则应该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经济集聚功能,优化地方政府债务的空间结构,建立地方财政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从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2015年新《预算法》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地方政府债务的空间结构,但兼顾化债和发展仍需进一步推动符合长期、全局、多维目标的央地关系改革。在理顺大国治理的空间逻辑基础上,深入推进央地关系改革,有助于地方政府转变增长模式并稳步化解政府债务风险,最终实现区域优势互补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地方环境治理何以有效?——中央环保督察背景下省域数据的动态QCA分析

中央环保督察背景下地方环境治理何以有效?运用动态QCA方法对三时段全国各省数据的分析发现,地方治理有效的核心条件组态共有10种类型,压力型体制作用机制始终发挥重要影响,环保理念在中央持续发力下逐渐得以塑造并正向作用于实践,多元主体参与和常态化治理格局正在缓慢形成,同时各地区影响治理成效的因素也存在显著差异。要继续推进环境治理的国家战略,仍需继续保持中央督察的高频压力,但应精准发力,特别注重全社会环保理念的培育,推动多元主体参与的常态化机制建设,激活区域资源,发挥地区特色优势拓宽治理路径。

区域数字项目采购本地偏好水平的测度与差异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政府采购网采购合同,使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筛选出数字项目采购样本,在排除不同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差异的干扰后,构建了2015—2021年地级市层面本地偏好指标的面板数据集,采用Dagum基尼系数对我国八大经济区的差异进行测算与分解,并利用PVAR模型探讨了数字项目采购本地偏好与数字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存在明显的数字项目采购本地偏好行为,但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八大经济区主要体现为东部沿海地区较低、西北地区较高,各区域在样本时期内均出现了不同幅度的下降;区域差异由于区域间和区域内差异的下降整体呈现下降趋势;数字项目采购本地偏好与数字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冲击会推动数字项目采购本地偏好水平向下波动。本文科学测度我国数字项目采购的本地偏好水平,丰富了政府采购本地偏好的相关理论研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党政问责实证研究-——以第二轮问责公布结果为研究素材

环保督察是我国现代化治理的创新制度,具有行政督察和党内督察的双重性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党政问责是落实环保督察的有效手段。学界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其党政问责机制做了深入研究,主要集中其制度特征、优势,但鲜有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的问责为研究对象。通过公开信息渠道获取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责数据,从问责对象、级别人数、问责情形等方面进行量化评估,有助于总结实践经验,提高问责效率。运用实证方法评估问责级别与问责情形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研究证明,部分问责情形与问责级别存在相关性。根据研究结论,可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责对生态环境治理的影响以及对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建设的影响。

百年来伦敦大都市政府职责体系的演化

19世纪末至今,伦敦大都市政府职责体系经历了多轮调整。回顾百余年来大伦敦市的改革历程可以发现,其职责体系演化总体上呈现出“权责趋于上收、两级松散分工”的特点,都市政府职能集中于战略层面,地方政府承担具体事务治理职能。在此发展过程中,有多重因素对伦敦大都市政府职责体系的演化产生影响,但不同时期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不相同。分析和总结伦敦大都市政府职责体系调整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探索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发展规律具有特定借鉴意义。

财税体制改革推进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和实现路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当前,我国推进共同富裕面临发展不充分与不均衡的双重困境,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必须回应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针对当前财税体制弊端,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重点需要优化税收制度、加强财政支出的绩效管理、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绩效管理等,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夯实制度基础。

中央政府如何治理地方社会?——兼论层级制国家治理结构的优化路径

在大国治理中,中央政府如何治理地方社会是一个重要的制度性问题。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单一制与联邦制两种国家治理结构,形成层级制治理和矩阵式治理两大模式。层级制国家治理模式存在着委托代理问题、地方自主性膨胀对中央权威和国家制度的消解问题以及层级制固有的信息失真问题。中央政府嵌入地方社会的制度设计,可以有效克服层级制国家治理结构产生的国家治理难题。中央政府嵌入地方社会主要有两种类型,即职能嵌入与服务嵌入:前者指中央在地方设立中央垂直管理的嵌入机构,实现中央政府职能向地方社会的下沉,在某些领域形成中央对地方的直接治理;后者指中央政府基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考虑,在地方社会设立的服务机构,由中央政府直接向地方民众提供属于中央政府事权的基本公共服务。中央政府嵌入地方社会的做法不仅能够加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沟通与协作,还能实现更为有效的双向监督,这些无疑会大大提升国家治理的效率和绩效,使政策制定和调整更加贴近实际,更富有针对性。

人口变化趋势下县域教育资源配置问题及调适方向

当前,我国教育领域面临人口向城流动和出生人口减少两个层面带来的对教育资源配置的挑战。从我国县域教育资源配置实践来看,存在城乡学校建设投入错位、师资力量配置多头匮乏、生活服务设施跟进缓慢等问题。从央地关系的视角分析发现,在县域教育资源配置上,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和县级政府之间存在目标张力和权力约束,导致资源分配弥散,无法回应人口变化带来的教育资源配置挑战。因此,需要对教育资源配置权进行细致界定和重新划分,建议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联合掌握资源调配权和资源监督权,省级政府和县级政府分级掌握资源统筹权,县级政府具体掌握资源分配权。这一权力分配格局既能够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也能够规避中央和地方在资源配置中面临的权力约束和策略局限,从而实现人口变化趋势下优化县域教育资源配置的目标。

深化洛阳市与央企合作发展的思考

深入分析洛阳市与央企合作对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提出从合作机制、要素保障、产业配套和基础设施服务等方面着手,加强洛阳市与央企的资金对接、技术对接、产业对接和服务对接,实现地方与央企深度融合、资源互通、联动创新、互利共赢。结果表明,央企作为国家经济的中坚力量,在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等方面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是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繁荣的动力引擎。深化地方政府与央企的对接合作,创新央企服务模式,既能够推动洛阳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打造全国先进制造业高地,又有利于促进央企做大做强。

从科层到发包:碳排放配额初始分配央地事权的规范配置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进入全国碳市场与地方碳市场并存的“双轨制”运行阶段,碳排放配额初始分配的央地事权配置面临新的规范需求。当前碳配额初始分配的央地事权配置深受科层治理模式的影响,呈现横向事权集中与纵向事责下放的部门“垂直”主导;被悬置的地方政府与委重任的地方职能部门的横向“属地”虚置;碳配额分配中央委托事权与地方固有事权的交织形态。受“集权-分权”思维局限的科层事权配置加剧央地权界封闭、权能受限、权责错位的固有弊端,造成双轨结构下碳配额分配央地事权边界固化、层级管理下碳配额分配主体功能式微、目标考核下事权与事责分离导致的行动乏力。优化碳配额分配央地事权配置须遵循“控权-赋权”理念,实现央地权界由“中央主导-地方配合”向“地方实施-中央监督”的动态调整;以“有限发包-省级统管”实现央地权能的高效配置;以“共同但有区别”的合作治理与责任分工实现央地权责精准适配。未来应以“专章立法+权力清单”为载体,采取概括式与列举式相结合的立法模式,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对央地碳配额分配事权展开体系化构建。

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制度的运行困境与法律去障

我国现行的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制度经历了非货币化为主的现役军人家属优待、农村籍和城镇籍二元划分的义务兵家属优待、“不低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的义务兵家庭/家属优待金以及中央与地方共同/分级负担的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制度四个发展阶段。从我国各省市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制度的实践情况来看,我国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制度在实践中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模式,而是由地方各级政府根据本地情况制定的。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千差万别,导致同一时期在同一部队、同一单位乃至同一岗位上服兵役的义务兵所在家庭获得的家庭优待金存在差别,不利于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因此,未来我国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制度的完善需要明确其公共物品属性,将其完全纳入国防经费预算全部由中央政府负担,同时按照“上一年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发放以弥补义务兵因服役而导致的所在家庭收入的减少,实现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全国范围内的公平发放。

中国传统诉源治理的模式演变及经验反思

中国传统国家起源观认为,国家出现前人类社会处在纠纷不断的混乱状况,国家产生是为结束这种状况,这奠定了传统诉源治理的观念基础。从先秦到秦,秦制建立了中央主导型的诉源治理模式,取代了早先宗族主导的诉源治理模式。汉代以后,地方在诉源治理中的自主性变强,形成地方有限自主的诉源治理模式。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家庭、宗族、士绅以及宗教等多种力量都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多元参与的诉源治理模式得到发展。中国传统诉源治理模式的演变表明,只有在宏观上准确认识诉源治理在政治体制的地位,在微观上有针对性地发挥不同层面的治理力量,从当前社会的实际状况出发对传统经验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真正吸收传统诉源治理模式的经验与教训。

生态环境双元监管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

基于2010—2019年我国120个主要城市的A股重污染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探讨地方政府和中央垂直双元监管对重污染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环境监管和中央垂直监管均能显著改善重污染企业环境绩效,并且中央垂直监管能够增强地方监管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监管和中央垂直监管均对企业污染减排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对企业资源节约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说明企业在环境治理上更侧重策略性应对,实质性改进相对不足。此外,中央垂直监管对地方政府监管效率的强化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和业绩表现较好的企业更加显著。

数字政府政策央地协同量化研究——基于三维分析框架的文本分析

[目的/意义]数字政府建设是政府改革的重要驱动力之一,央地数字政府政策形成良好的协同状态可以最大化发挥数字政府建设转变政府职能、打破信息壁垒等作用。通过对数字政府政策央地协同状况的量化研究,可以厘清央地数字政府政策目标瞄准、文本创新与施行成效现状。[方法/过程]以2019—2023年央地336项数字政府政策为研究样本,利用LDA主题建模法、Doc2Vec、PMC指数分析法建立“主题响应度—文本相似度—成效协同度”三维分析框架,进行数字政府政策央地协同状况量化研究。[结果/结论]央地现有数字政府政策数量较多,但省份间、地区间存在较大差异,央地政策主题协同效果良好,政策文本承继与创新呈现平衡状态,部分省份政策成效需要进一步加强,以促进央地政策良性耦合与扩散发展。

职业教育央地互动制度的模式类型、工具选择和政策取向

在创新驱动战略视域下,职业教育央地互动制度成为我国职业教育政策体系中的重点话题。通过分析政策目标发现,职业教育央地互动制度有育人主导型、体系构建型、外部交流型、多元支撑型四种模式类型;在政策工具选择方面,不同地区的政策使用存在差异化倾向,这与地区特色、发展需求以及政策目标等因素有关;在政策取向上,职业教育央地互动制度在办学机制、师资队伍建设、产教融合、人才发展与待遇、职教体系完善与治理优化等方面呈现整体性的类型特征;在制度个性上,各地基于地缘优势与区域特征,制定符合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的促进举措以实现创新驱动。为加强央地互动助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党和国家要在提升政策前瞻性、激活重点地区服务性、发挥区域创新协同优势上积极采取行动予以支持。

“新体制”下金融科技风险央地协同监管机制研究

随着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逐渐形成了以中央为主、地方为辅的央地双层金融监管“新体制”。这种“新体制”在不断深化拓展。在央地双层金融监管体制下,央地在金融科技风险监管中存在目标差异、权责划分模糊化等潜在缺漏。对此,加强央地协同监管机制建设是有效治理金融科技风险系统性、复杂性表现的现实选择,以此增强央地监管的协同效力。“新体制”下金融科技风险央地协同监管机制建设的关键在于加强对其核心构成要素的法律保障,因此,应注重央地监管权配置的法治化,以保障法权要素的实现;应规范构造央地监管部门的关系,以保障结构要素的实现;应加强监管知识交互共享机制建设,以保障知识要素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