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淮徐地区兵备道建置考证

兵备道是维持地方治安的重要政治制度。为应对灾荒后盗贼多发的局面,明廷于弘治十七年(1504)五月庚戌在淮徐地区首设徐州道,其初主要以节制地方卫所为主,后逐渐成为省下府上地方治理的主体机构。嘉靖末,因江北倭患日炽,明廷又设海防道专管淮扬沿海防务,扬州府逐渐脱离徐州道的管辖,淮安府则因地理形势被徐州、海防二道“兼辖”。隆庆时期,因河漕事,徐州道员治理重心转移至淮安、徐州境内一带运道,在地方形势变化和保漕的要求下,徐州道辖境与职能又进行了几次分化和调整,并逐渐趋向稳定。兵备道的分合调整,显示出其在淮安、徐州地区地方治理的重要性,并为清代淮安府、徐州府辖境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智能分拣系统在我院PIVAS中的应用

目的:介绍我院静脉用药集中调配中心(PIVAS)使用智能分拣系统分拣成品输液的应用情况。方法:从系统运行环境、系统软件设计和系统功能方面介绍我院运用条码扫描技术结合智能分拣机等硬件设备建立的智能分拣系统;通过与人工分拣模式比较对其应用后效果进行评价。结果:我院使用的智能分拣系统具有分拣批次选择、智能分拣排料和信息追溯管理等功能。与人工分拣比较,智能分拣模式下工作人员由7人减少为2人。两种模式下3个月分拣内差总计分别为591、6次,降幅达99.0%;日均分拣内差分别为6.57、0.07次,降幅达98.9%。结论:该系统运行稳定、分拣准确;与人工分拣比较,其减少了分拣差错,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分拣强度。

中国第一所研究生院的筹备与成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是我国第一所研究生院,她肩负着培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的职责。本文介绍中国科大1962—1978年间筹建研究生院的具体经过,从而梳理出中国第一所研究生院从筹备到诞生的历史脉络。

草牧场防护林营造技术的研究

草牧场防护林是具有特殊作用、功能和意义的防护林林种。它不仅可以改善草牧场微域气候 ,增加牧草产量 ,改善牧草质量 ,提高草牧场生态经济系统的生产力和稳定性 ,而且可以增加生态系统的物种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 ,改善区域性生态环境 ,促进区域性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因此 ,2 0世纪以来对草牧场防护林的研究就已开始 ,特别是进入 2 0世纪 80年代之后 ,随着草原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 ,其研究日趋活跃。该文在参考了大量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 ,对草牧场防护林的概念、功能、作用、特别是营造技术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综述 ,并对草牧场防护林的营造技术进行了展望。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中 ,加强草牧场防护林建设 ,对于草原生态环境的恢复。

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制度建设的逻辑分析——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

梳理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制度成长的轨迹可以看出,应对现代国家的宪政诉求是制度建构的逻辑起点;但在革命的制度空间里,基于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与革命的行为方式间存在着诸多逻辑的悖论。要而言之,宪政讲求权利、制度与规范,而革命则强调组织、服从与效率。在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过程中,推动制度演进的内在动力是宪政与革命的交互作用。

综合医院筹建中医疗设备配置管理的组织与实施探讨

目的:研究提出大型三级医院在筹建过程中注重设备管理的组织方法与实施步骤、缩短工期、提高筹建效率的解决方案。方法:根据政府投资中医疗设备的投资匡算,参照基建工程规划,优化医疗设备编制规划方案,分期进行专家论证、申报和招标采购,协调设备厂家和基建工程人员组织设备安装场地的基建施工;保证设备及时安装到位,正常验收。结果:根据政府投资匡算,完成5亿元设备规划编制。上千台设备的招标采购、到货、安装和验收,保障医院开业后的临床基本需求。结论:新医院的建设是一项从规划设计、基建、设备招标安装以及装修到投入使用的系统工程,每个阶段都与设备密切相关,要求设备管理人员具有很强的专业能力和协调能力。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在筹建中,针对设备管理各阶段遇到的问题,沟通协调各方的流程和进度,提供方案思路和实施方法,提高质量,缩短工程周期,取得整体推进的效果。

中医药动物模型制备依据与方法的研究概况

目的综合分析近年来中医药动物模型制备的依据与方法。方法从病因模拟、症状模拟、客观指标和药物反证4个方面分析中医药动物模型建立的依据,从病因造模和病理造模两个方面分析了以往中医药动物模型的造模方法。结果与结论该文较为客观地阐述了中医药动物模型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今后动物模型研究的发展方向。

“预备立宪”百年祭——祭晚清预备立宪中的政治妥协

晚清预备立宪是中国政治史上鲜有的政治妥协的产物。尽管这种妥协是有限的,但正是这种有限的政治妥协,成就了预备立宪,并在实际上拉开了近代中国政治史上最深刻的一次政治变革的序幕。从其宣布、发展到失败的三个阶段,预备立宪经历了多次不同程度的政治妥协。其中新政派与立宪派的妥协,促成了出洋考察政治之决定;反宪派与亲宪派的妥协,成就了仿行立宪上谕之颁布;当权派与立宪派的妥协,催助了《钦定宪法大纲》之问世;预备立宪派与速即立宪派的妥协,达成了国会提前召开之共识;预备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妥协,导致了“十九信条”之出台。对于当时的晚清政府而言,这种妥协或许是被动的,因而也是有限的。但是在其百年之后的今日,我们再来祭奠这段历史的时候,或许应当有更多的启示。

清末预备立宪中的税收与“国会”互动

清末预备立宪财政危机深重,曾有经资政院"疏通舆论"增税之议,但资政院、咨议局只是微妙的民意(准代议)机构,议员请求"赋权于院"、"许民监察",屡为清廷所拒。由于缺乏监督政府说服民众之权能,资政院、咨议局终难协调政府增税。反过来立宪派也以税收作筹码,提请朝廷速开国会。但由于目标意识不确,上下缺乏真诚互动,英法美革命中税收与代议制博弈的一幕在清末没有出现,税收推动型代议制最终未能确立。

汤寿潜与清末预备立宪

汤寿潜是晚清民初著名的思想家和立宪派,是绅商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清末预备立宪运动中,汤寿潜与张謇、郑孝胥等绅商名流参与其间,积极策动清廷预备立宪,关注官制改革,参与发动、组织国会请愿运动,对清末立宪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清政府在立宪问题的延误,汤寿潜对清廷渐生离意。武昌起义后,汤寿潜从权应变,由立宪走向共和。

论清末内阁协理大臣的增设及朝野之反应

立宪各国均无增设内阁协理大臣之理,而中国在清末责任内阁的"筹划试行"中却开此先例。其原因极为复杂,它既与军机大臣相互牵制、安置裁员密切相关,又与中国幅员辽阔、总理大臣一人难以全盘负责紧密相联,更与袁世凯等地方督抚为维护其权益,以及繁杂的预备立宪事宜等不无关系。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导致在清末增设内阁协理大臣的过程中,既有反对者以立宪原理中无增设协理大臣之理而进行的抵制,同时又有协理大臣名额及其遴选之争。最终在朝野各方面强烈的博弈下,奕劻增设协理大臣的建议获得了清廷的批准。

“预备立宪”起点再探讨

清王朝在覆亡前最后几年所推行的"预备立宪"是中国谋求政治革新的开端,是"宪政"在中国的最初试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此后政治观念、政治建设的走向。厘清"预备立宪"的起点无疑是一个至为关键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对清政府宪政改革动机以及当时社会发展脉络的认知。然而,学界对"预备立宪"起点的认识并不一致。通过梳理当时的朝野政治倾向可以判定,清政府于1905年7月16日颁布派遣王公大臣出洋考察的谕旨实为"预备立宪"之起点。

关于犯罪预备和预备犯若干问题的再思考

犯罪预备只是刑法上的危害行为,与犯罪形态(犯罪行为)有着质的区别。犯罪预备又可称为犯罪预备阶段,以区别于犯罪过程中的实行阶段、实行后阶段。预备犯的概念及其成立的条件应在"罪行严重"和"对法益构成严重的威胁"的基础上进行重构。

论晚清督抚与谘议局的冲突及原因

在各省设立谘议局是清廷预备立宪的重要举措之一。谘议局与督抚间发生了一系列冲突,此前学界关于谘议局与督抚冲突的研究多从谘议局一方立论,认为两者间的矛盾冲突反映了资产阶级立宪派与清朝封建统治者的斗争。如此立论虽有一定道理,但在某种程度上亦存在着把复杂的历史事件简单化的缺陷。造成督抚与谘议局之间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督抚维护自身专制权力的因素,有谘议局议员缺乏行政经验、书生论政的因素,有谘议局议员地方主义思想作祟的因素,还有部分谘议局议员把持谘议局谋求私利的因素,需作具体分析。

刑事诉讼庭前准备程序的反思与重构

庭前准备程序为审判活动的公正、高效进行提供了重要的保证。通过庭前准备程序,控辩双方的诉讼参与权得以实现,案件争议焦点得以明确,非法证据被排除在法庭之外。目前我国的刑事诉讼庭前准备程序存在诸多不足,如权利告知和整理争点的功能欠缺,证据开示的规则并不完善,控辩双方参与庭前准备的作用被弱化。为了实现公正审判等诉讼理念,应当对我国的庭前准备程序进行重构,以发挥其对审判活动的重要作用。

“立宪而后中国可兴”与“欲速则不达”——与关晓红教授商榷

对于政局动荡不堪、财政极为匮乏、人才不济的清末而言,在朝野速行立宪的大力倡导和革命四起的严峻形势下,清廷不得不递减预备立宪年限,继而使暂行内阁被催生,其阁制也被草创。这种速度不但令国人吃惊,而且即使是西方立宪之国,也感到非常诧异,但这并非一定是关晓红教授所谓的"急于求成的清廷决策者未予重视",亦并非就是清廷"甚少采取相应的对策及时调整以偏救弊",而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国人致富图强的急躁心理不容清廷再作跬步式变革,以及朝野各种矛盾在清廷各项决策中的集中反映。

清末新政改革四论

清末新政是在外力催化下实施的一次社会变革,促成了晚清政制由传统走向近代的内在转型。新政的推行步骤,从预备立宪正式出台、化除满汉隔阂之努力,再到1908年前后的立法实践和改革努力,足以对新政的价值做出肯定的评价。与其说新政是一场假改革、反改革误国导致清廷加速灭亡之步骤,毋宁说地方势力的坐大离心误国作用更巨。晚清特别是同治之后地方势力的迅速崛起,央地关系的微妙变动,新兴权势在改革设计的制度化过程中成为难以控制的政治力量,致使内部呈现崩溃之势,加速了清廷的衰败与倾颓。

“乙全本”不是“李汪宪草”

迟云飞在《清末预备立宪》研究中提出,资政院全宗中保存的"乙全本"就是清末制订的完整宪法草案"李汪宪草"。然而在《历史研究》发表的俞江的论文早已指出,两者不是同一文件。尚有种种证据表明,乙全本确实不是李汪宪草。即使迟云飞判定乙全本是李汪宪草的"最重要的"证据,也并不可靠,相反,可以说明乙全本与李汪宪草在体例上不同,足证两者不是同一文件。从已有研究辨认出的关于李汪宪草的一些要素,可以作为今后进一步寻找这一文献时的参考。